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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恩和苏非的研究证明,这种现象在美国确实存在。2007—2010年的净值减少和房价下跌侵蚀了许多美国人多年积累的财富。收入最高的20%家庭的平均净值由320万美元跌至290万美元,而收入最低的20%家庭的平均净值从3万美元跌至接近于零。1992—2007年间,美国收入最高的10%家庭占全民总财富的份额由66%升至71%;随后三年间进一步升至74%。如迈恩和苏非所述,“这是债务的一个基本特征:对财富最少的家庭所造成的损失恰恰最为惨重。”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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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的情况颇为相似。2003—2013年间,由信贷驱动的房地产繁荣及衰退周期导致家庭财富分配更加失衡。在上行周期,面对房价不断上涨,存在首次置业需求的潜在购房者以仅有的初始财富,要么完全买不起住房,要么需要以很高的抵押比和贷款/收入比大量借贷,这将增加未来偿债困难的危险。相反,以购房出租为目的的投资者已积累了可观的财富,从而能以价格更合理的信贷购买更多住房。2003—2013年间,未还清抵押贷款的自住型业主蒙受净损失590亿美元,而购房出租的房东实现盈利4340亿美元。33目前英国存量住房中有14%专门用于出租,而1990年该比例为零;自住住房占比由70%的历史高点降至65%;首次置业的平均年龄稳步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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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观点认为,抵押信贷市场快速发展能使“更多人受惠于财富增长”,在信贷扩张早期阶段可能确实如此。但英国和美国的经验共同说明,抵押信贷扩张一旦超出某一限度,反而会加剧贫富不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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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经济体同时面临贫富差距扩大和后危机时期的经济复苏乏力,穷人将更加依赖高息信贷(例如英国,申请“发薪日贷款”的借款人不断增加),从而进一步加剧贫富不均。理论上,消费信贷的好处是在终生总收入的约束上限内平滑人生不同阶段的消费。但如果借贷利率过高,可用于消费的终生经济资源将显著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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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历史,债务合约在扩大贫富差距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大卫·格雷伯在《债:第一个5000年》一书中指出,34一些人的收入相对于消费需求或消费意愿存在短期或永久性不足,以高息向他们提供贷款往往是让他们沦为赤贫的罪魁祸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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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小的初始财富差别(如收获的庄稼良莠不齐,或用以抵御短期财务压力的经济资源多寡不一)产生了穷人和富人之间的贷款合约,可能致使穷人形成长期债务依赖,甚至陷入债务枷锁之中。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严厉限制高利贷的背后,正是对这种潜在危险的警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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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这些限制被视为有碍于经济发展而被摒弃。人们正确地认识到,债务合约在促进资本动员和优化资本配置方面扮演重要的角色。但支持债务扩张的公共政策必须同时看到,现代社会中多数信贷投放与资本投资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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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失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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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发达经济体的信贷急剧扩张而名义GDP却没有过度增长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信贷被用于为购买现存房地产融资,二是在贫富差距扩大的情况下,信贷被用于为消费融资。本节将阐述第三个原因:与资本投资无关的大规模资本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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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2008年间,全球经常账户顺差总和占GDP比例由0.5%升至2.0%,逆差总和也出现同样的变化。与上述顺差和逆差相对应的是资本跨境流入和流出。正如现代金融学理论高度认可杠杆扩张的有利影响一样,资本流动也被视为多有裨益。金融学理论认为,资本自由流动能在全球范围内有效配置稀缺资本,促进资源从国内储蓄富余的国家流向国内储蓄相对不足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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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当今全球经济中,多数资本流动并没有支持输入国的高投资率,而是为消费扩大提供融资,从而进一步刺激国内信贷与资产价格繁荣。在那些资本流入确实带来投资增加的国家或地区,往往出现住房和商业地产的过度投资。例如,中国和德国的经常账户顺差助长了美国、西班牙、爱尔兰的房地产建设过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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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全球经常账户失衡伴生的资本流动通常并未有效促进生产率提高和国民收入增长,因此无法实现额外的收入流用以偿还债务。35相反,在欧元区外围国家、美国及部分新兴市场经济体,资本流动导致债务过度扩张,进而造成债务积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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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许多跨国资本流动只是加重了“太多的错误债务”问题(参见第四章、第五章)。如第九章所述,当债务涉及国际资本流动时,由债务引发的问题将尤为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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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多余”信贷扩张的其他两个动因相同,为全球失衡融资的信贷投放也没有带来名义需求的过度增长并达到中央银行认为需加以应对的地步。在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社会内部,穷人以信贷融资的消费扩张对应于富人的储蓄增长,而纵观世界,美国、英国、西班牙、爱尔兰等国以信贷融资的房地产价格泡沫和消费繁荣对应于中国、德国、日本等国居高不下的储蓄率。因此,经常账户失衡促成了信贷急剧扩张但通胀维持低位的现象,进而使我们陷入债务积压的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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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停滞与长期需求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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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需要危机前那般快速的信贷扩张来实现充分的经济增长。信贷急剧扩张的三个动因——房地产投机、贫富差距扩大和经常账户失衡——所导致的信贷创造,并没有在促进资本动员和配置以及刺激名义需求增长方面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这种信贷扩张却导致危机和后危机时期的经济衰退。因此,妥善处理导致信贷密集型增长的这些根本动因对于未来的金融和宏观经济稳定具有重要意义,丝毫不亚于银行资本充足率、银行处置或衍生品风险控制等技术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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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们还需要探究另一个问题:信贷急剧扩张是否反映了某些更深层次的问题?发达经济体是否面临着“长期停滞”的潜在挑战?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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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前的20年间,实际无风险利率,即指数挂钩型政府债券的到期收益率显著下降。如图7.2所示,1990年前后,英国投资者购买10年期指数挂钩型英国国债,可以获得高于3%的实际到期收益率;而到2007年,收益率下降到1.8%;2015年1月则进一步降至-1.0%。37美国的实际收益率水平几乎相同。这一下跌趋势的最后阶段,即2007—2008年危机后的阶段,可由危机后债务积压导致的某些现象加以解释。但在危机之前,实际收益率已经跌至现代资本主义历史上的新低。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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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利率过低是导致危机的根本原因之一。低利率鼓励住房所有者和投资者借入资金购买房产或扩大消费,同时激发人们追逐收益率,进而推动了金融创新和金融体系内部的交易活动(参见第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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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2 英国通胀挂钩国债的实际到期收益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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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Bank of England Statistics,零息债券的实际收益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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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收益率为什么会显著下降?从理论上看,这必定是因为合意储蓄(经济学家也称之为“事前”合意储蓄)相对于事前合意投资出现了上升,这要么是因为合意储蓄增加,要么是因为合意投资下降。“储蓄增加”的解释通常关注于中国及其他经常账户顺差较多的国家。伯南克于2005年指出,中国的高储蓄率甚至超过中国的高投资率,导致对美国国债的需求增加,从而压低了国债的收益率。39因此,全球的事前合意储蓄率相对于全球投资率出现上升。这种解释部分成立。促进中国经济的再平衡,降低中国过高的储蓄率,对于维护全球宏观经济稳定当然非常重要。然而,中国经常账户顺差足以对全球储蓄/投资平衡产生重要影响仅发生在2007—2008年危机之前的五年前后,而实际收益率下降早在15年之前就已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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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发达经济体的人口特征和财富分配变化。这种变化对合意储蓄和合意投资或必要投资同时产生重要影响。社会平均年龄增长的原因有二:一是平均预期寿命增加,二是生育率下降,年轻人占总人口比例下降。假如退休年龄与寿命同步增长,工作与退休期间占整个成年期的相对比例不变,那么寿命增加对合意总储蓄率不会产生必然影响。但如果退休年龄不能同步增长,人们可能有意识地在工作期间提高储蓄率,以确保收入足够应对更长的退休期,而总投资需求并没有相应增加来抵消这变化。由于生育率降低,为造福后代而积累资本的必要性弱化,但合意储蓄率并没有相应下降来抵消这一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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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如托马斯·皮凯蒂所指出的,贫富差距扩大使少数人的财富份额越来越高。这些人极为富有,不会在退休期间耗尽所有积蓄,而是将巨额财富遗赠给继承人。因此,贫富差距的扩大抬高了合意储蓄,而投资需求并未与之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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