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727957
当然，银行信贷指导不可能包治百病，甚至在其他一些国家（如菲律宾）酿成灾难。但20世纪八九十年代许多东亚国家推行的银行信贷市场自由化同样以灾难收场。
1703727958
1703727959
因此，本章将探讨信贷创造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并分析一些东亚国家最成功的案例。这些案例的故事表明，行政指令或自由市场力量都无法确保最优的信贷数量及配置，我们面临着危险的抉择。这些案例还表明，通过信贷支持投资扩张来推动经济快速增长的国家，需要在一定阶段改变这一模式，实现增长模式的转型。但转型道路异常艰辛，应避免完全崇尚自由市场的发展路径。中国能否成功应对经济转型的挑战，将是未来10年全球金融稳定的最重要的决定因素。
1703727960
1703727961
打破常规，成功赶超
1703727962
1703727963
1800—1950年，世界各国的生活水平呈现明显分化。工业革命结束了全球经济近乎零的缓慢增长状态，开创了全新的时代——主要工业国家的人均收入以每年1.5%—2%的速度增长；每30—50年生活水平便会翻番。变革肇始于英国，而后拓展到越来越多的欧洲国家及其海外殖民地，尤其是北美洲。
1703727964
1703727965
发展伊始，世界上其他地区的增长仍旧缓慢，生活水平远远落后于工业领先国家。19世纪20年代，世界最富裕与最贫困地区的生活水平差异不超过3∶1；而到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生活水平比亚洲（除日本外）高15倍，超过非洲的10倍。3
1703727966
1703727967
过去半个世纪中，后发国家呈大举赶超之势，其赶超速度远远高于19世纪。19世纪晚期，德国的生活水平成功赶超英国；当时德国人均收入增速为1.9%，而英国为1.4%。到“二战”结束后，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加速趋同。20世纪50—70年代，西欧国家人均收入增长3%—6%，逐步赶超美国的生产率水平；同期，巴西人均收入增长达5%以上，日本、韩国则高达7%左右；中国过去30年连续保持每年7.5%的人均收入增长。
1703727968
1703727969
后发国家快速实现赶超的原因显而易见。当今世界，新技术可在全球范围内复制传播；国际资本流动可填补国内储蓄缺口；发达国家进口需求旺盛，有力推动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这种有利的外部环境使后发国家实现飞跃式经济增长，增速远快于技术水平和生活水平已处于领先地位的国家。
1703727970
1703727971
如此看来，成功实现赶超似乎是必然趋势。但事实不免使人惊诧：仅有极少数国家成功赶超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过去40年间，多数拉美国家的生活水平长期停滞在美国的20%—30%左右。1950—2000年，多数非洲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进一步扩大；此后虽有明显的复苏迹象，但基础水平已远远落后。许多东亚国家（如泰国和印度尼西亚）虽在个别历史时期实现了快速增长，如今经济水平还不到西欧国家的25%。印度经济确实有所增长，但目前的人均收入水平仍仅为西方国家的6%，而1950年也为6%。中国经济增长成绩斐然，但人均收入需要增加4倍才能赶超发达国家的水平。4
1703727972
1703727973
1950年以来，彻底扭转落后状态、成功实现赶超的国家屈指可数。其中包括一些人口稀少、资源丰富的国家，如卡塔尔、阿布扎比；还包括人口极少的“城邦”，如中国香港、新加坡，但这些国家或地区的发展经验对人口众多的大经济体的借鉴意义有限。
1703727974
1703727975
事实上，人口众多的经济体中，只有三个成功实现赶超并达到西方生活水平的70%以上，分别是日本、韩国、中国台湾。这些经济体的发展致富并没有通过自由的金融体系、自由的资本流动或自由的贸易往来。各经济体的政策措施各有千秋，但无一不大量使用工业关税、金融抑制和信贷指导等政策。事实上，这些经济体发展致富几乎违背了其后占据主导地位的“华盛顿共识”的所有教条，也不符合新古典经济学关于经济效率的理论，而后者正是“华盛顿共识”的理论基石。
1703727976
1703727977
当然，在这些国家或地区快速赶超的历史时期，“华盛顿共识”尚未形成。这些国家或地区应当为此感到幸运。假如20世纪50年代“华盛顿共识”已经发展成型，如果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全面奉行“华盛顿共识”，将不会实现如此快速的经济增长。5乔·史塔威尔的《亚洲模式》一书总结了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获得成功的三个关键经验，尽管这些要素对每个经济体的重要程度有所不同：6一是土地改革开创了精耕细作式的小规模农业模式，为快速增长的人口提供了就业机会，并实现了可观的单位面积产出。这一成功经验本身就包含了金融成分：土地改革使佃农摆脱债务负担，从地主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同时，面向农民和涉农企业的小额信贷为技术和生产率提升提供了资金支持。
1703727978
1703727979
二是鼓励发展世界级制造业的产业政策。一方面抵制国外竞争者入侵本国市场，一方面大力支持本国企业进军出口市场。特别是韩国，以公开的国家战略来支持钢铁、化工、造船等重工业争创世界领先水平。
1703727980
1703727981
三是对金融体系特别是对银行体系严格的政策指导。这条经验以日本和韩国较为典型，而中国台湾则不那么典型。政策指导的目标有两个：维持较高的投资水平和确保投资最终配置到生产率较高的领域。
1703727982
1703727983
金融抑制、“强制储蓄”和投资规模
1703727984
1703727985
投资对经济增长至关重要。我们通过对“机器”的投资来促进现有经济活动的自动化，或实现以往不具备的新功能，从而提升生产效率。7即便对身处技术前沿的发达经济体而言，投资的重要性也不言而喻。8而在经济赶超阶段，投资的作用愈加突显：投资率越高，可实现的经济增长速度越高。9
1703727986
1703727987
后发国家无须引领技术创新的前沿，其投资项目可直接采用已经发展成熟的技术成果。这些国家的人均资本存量水平明显落后于发达国家。因此只要资本配置没有严重失误，投资“大跃进”总能推动经济大幅赶超。经济学家阿尔文·扬1995年发表的一篇引用率颇高的文章分析了亚洲经济增长。该文采用“增长核算”法，将经济增长率分解为劳动力投入增长、资本投入增长，以及剩余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扬的研究表明，亚洲经济增长并非“神话”，只不过是快速资本积累的结果。10
1703727988
1703727989
投资率高不一定意味着牺牲消费并将资源转移到资本品生产。国家可通过多种方式实现必要的资源转移。苏联在建国初期采用了最为简单粗暴的方式：强迫农民缴纳粮食，支援工业劳动者建设国有资本资产。另一种方式是国家直接为投资建设提供资金或补贴。这种方式即使对具有资本主义成分的经济体也同样适用。投资所需的财务资源可通过三种渠道筹集：税收、发行政府债券和印钞。每种渠道都以不同的方式减少了实际消费，从而使实际投资增长成为可能。11
1703727990
1703727991
额外的名义需求增长还可通过银行信贷创造来实现。这些信贷创造还可用来引导需求相对集中于投资领域。银行以新创造出的货币向企业部门提供贷款，从而创造了购买力，而贷款被用于资本投资项目，能有效提高投资率。近期的主流新古典经济学未曾关注这一事实，但早在21世纪初叶，哈耶克、熊彼特等经济学家正确地将银行信贷创造视为经济发展和货币经济内在不稳定的关键所在。如哈耶克指出，银行向企业部门发放贷款并用于投资，实质上构成了一种“强制储蓄”，即以牺牲消费为代价，通过银行额外投放信贷增加资本创造；对于放弃消费的家庭而言，这并非自愿行为，也不能带来任何直接收益。12
1703727992
1703727993
早期经济学家对“强制储蓄”效应的具体作用机制存在争议。有观点认为，这一过程伴随着通胀，因为额外的投资需求将带动相关行业工资水平上涨，从而吸引劳动者离开消费品生产行业，转而投身于资本品生产行业。但也有观点指出，如果在向企业部门提供额外信贷的同时，强制要求或鼓励家庭部门持有更多货币存款，那么也可能产生某种形式的强制储蓄，并且不会引发通胀。如果家庭部门获得的利率非常低，以至于他们必须储蓄更多才能有足够资源来满足退休后的生活支出和其他需要，那他们就会增加储蓄和货币余额(money balance)。13因此，要实现更高的储蓄率和投资率，可考虑采用以下政策措施：要求银行增加企业部门信贷，严格控制银行消费信贷，维持较低的居民储蓄利率。
1703727994
1703727995
韩国和日本在经济起飞阶段正是实施了这些政策。韩国国有银行的信贷投放只面向企业部门，不面向消费者。日本中央银行及财务省也对该国的私人银行提出类似要求。这两个国家的居民实际储蓄利率均为负，而企业部门能够以低廉的价格获得融资。实际上，大量资源从家庭存款人转移给企业部门，从而为企业投资提供了补贴。但结果确实促进了投资扩张并带动了经济增长。
1703727996
1703727997
当然，上述政策体系要产生效果需满足一定的前提条件，即存款人的储蓄决策足够保守，倾向于选择银行存款而放弃收益更高的其他备选投资渠道；或者其他备选投资渠道受到监管的制约。由此可见，抑制零售金融业竞争或通过资本管制来限制存款人参与境外投资，都能进一步强化信贷指导和补贴政策的实施效果。
1703727998
1703727999
资本管制还有助于阻止境外信贷资金流入，避免这些资金流向房地产开发或消费信贷，从而弱化国内实体经济产业投资的战略重心。因此，资本管制支持了政策指导的另一个目标：确保信贷流向生产率较高的投资领域。
1703728000
1703728001
信贷配置和投资质量
1703728002
1703728003
第七章介绍了促进名义需求增长的不同途径。私人信贷创造相对于政府法定货币创造的一个优势在于使信贷配置决策实现去政治化，避免新创造的购买力最终配置到浪费的领域。
1703728004
1703728005
但事实上，韩国和日本当局都未将银行信贷配置的决策权交给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私人部门。相反，两国有意识地指导银行信贷配置，优先扶植那些他们认为最有利于推动经济增长的投资领域。信贷资源向制造业倾斜，向出口行业倾斜，向国家战略性重点行业倾斜（如韩国的重工业）；而房地产开发、进口行业或投机交易则相对受到冷遇。
1703728006
[
上一页 ]
[ :1.703727957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