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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人口众多的经济体中，只有三个成功实现赶超并达到西方生活水平的70%以上，分别是日本、韩国、中国台湾。这些经济体的发展致富并没有通过自由的金融体系、自由的资本流动或自由的贸易往来。各经济体的政策措施各有千秋，但无一不大量使用工业关税、金融抑制和信贷指导等政策。事实上，这些经济体发展致富几乎违背了其后占据主导地位的“华盛顿共识”的所有教条，也不符合新古典经济学关于经济效率的理论，而后者正是“华盛顿共识”的理论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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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这些国家或地区快速赶超的历史时期，“华盛顿共识”尚未形成。这些国家或地区应当为此感到幸运。假如20世纪50年代“华盛顿共识”已经发展成型，如果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全面奉行“华盛顿共识”，将不会实现如此快速的经济增长。5乔·史塔威尔的《亚洲模式》一书总结了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获得成功的三个关键经验，尽管这些要素对每个经济体的重要程度有所不同：6一是土地改革开创了精耕细作式的小规模农业模式，为快速增长的人口提供了就业机会，并实现了可观的单位面积产出。这一成功经验本身就包含了金融成分：土地改革使佃农摆脱债务负担，从地主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同时，面向农民和涉农企业的小额信贷为技术和生产率提升提供了资金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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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鼓励发展世界级制造业的产业政策。一方面抵制国外竞争者入侵本国市场，一方面大力支持本国企业进军出口市场。特别是韩国，以公开的国家战略来支持钢铁、化工、造船等重工业争创世界领先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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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对金融体系特别是对银行体系严格的政策指导。这条经验以日本和韩国较为典型，而中国台湾则不那么典型。政策指导的目标有两个：维持较高的投资水平和确保投资最终配置到生产率较高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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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抑制、“强制储蓄”和投资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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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对经济增长至关重要。我们通过对“机器”的投资来促进现有经济活动的自动化，或实现以往不具备的新功能，从而提升生产效率。7即便对身处技术前沿的发达经济体而言，投资的重要性也不言而喻。8而在经济赶超阶段，投资的作用愈加突显：投资率越高，可实现的经济增长速度越高。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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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发国家无须引领技术创新的前沿，其投资项目可直接采用已经发展成熟的技术成果。这些国家的人均资本存量水平明显落后于发达国家。因此只要资本配置没有严重失误，投资“大跃进”总能推动经济大幅赶超。经济学家阿尔文·扬1995年发表的一篇引用率颇高的文章分析了亚洲经济增长。该文采用“增长核算”法，将经济增长率分解为劳动力投入增长、资本投入增长，以及剩余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扬的研究表明，亚洲经济增长并非“神话”，只不过是快速资本积累的结果。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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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率高不一定意味着牺牲消费并将资源转移到资本品生产。国家可通过多种方式实现必要的资源转移。苏联在建国初期采用了最为简单粗暴的方式：强迫农民缴纳粮食，支援工业劳动者建设国有资本资产。另一种方式是国家直接为投资建设提供资金或补贴。这种方式即使对具有资本主义成分的经济体也同样适用。投资所需的财务资源可通过三种渠道筹集：税收、发行政府债券和印钞。每种渠道都以不同的方式减少了实际消费，从而使实际投资增长成为可能。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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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外的名义需求增长还可通过银行信贷创造来实现。这些信贷创造还可用来引导需求相对集中于投资领域。银行以新创造出的货币向企业部门提供贷款，从而创造了购买力，而贷款被用于资本投资项目，能有效提高投资率。近期的主流新古典经济学未曾关注这一事实，但早在21世纪初叶，哈耶克、熊彼特等经济学家正确地将银行信贷创造视为经济发展和货币经济内在不稳定的关键所在。如哈耶克指出，银行向企业部门发放贷款并用于投资，实质上构成了一种“强制储蓄”，即以牺牲消费为代价，通过银行额外投放信贷增加资本创造；对于放弃消费的家庭而言，这并非自愿行为，也不能带来任何直接收益。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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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经济学家对“强制储蓄”效应的具体作用机制存在争议。有观点认为，这一过程伴随着通胀，因为额外的投资需求将带动相关行业工资水平上涨，从而吸引劳动者离开消费品生产行业，转而投身于资本品生产行业。但也有观点指出，如果在向企业部门提供额外信贷的同时，强制要求或鼓励家庭部门持有更多货币存款，那么也可能产生某种形式的强制储蓄，并且不会引发通胀。如果家庭部门获得的利率非常低，以至于他们必须储蓄更多才能有足够资源来满足退休后的生活支出和其他需要，那他们就会增加储蓄和货币余额(money balance)。13因此，要实现更高的储蓄率和投资率，可考虑采用以下政策措施：要求银行增加企业部门信贷，严格控制银行消费信贷，维持较低的居民储蓄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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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和日本在经济起飞阶段正是实施了这些政策。韩国国有银行的信贷投放只面向企业部门，不面向消费者。日本中央银行及财务省也对该国的私人银行提出类似要求。这两个国家的居民实际储蓄利率均为负，而企业部门能够以低廉的价格获得融资。实际上，大量资源从家庭存款人转移给企业部门，从而为企业投资提供了补贴。但结果确实促进了投资扩张并带动了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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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上述政策体系要产生效果需满足一定的前提条件，即存款人的储蓄决策足够保守，倾向于选择银行存款而放弃收益更高的其他备选投资渠道；或者其他备选投资渠道受到监管的制约。由此可见，抑制零售金融业竞争或通过资本管制来限制存款人参与境外投资，都能进一步强化信贷指导和补贴政策的实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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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管制还有助于阻止境外信贷资金流入，避免这些资金流向房地产开发或消费信贷，从而弱化国内实体经济产业投资的战略重心。因此，资本管制支持了政策指导的另一个目标：确保信贷流向生产率较高的投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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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贷配置和投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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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介绍了促进名义需求增长的不同途径。私人信贷创造相对于政府法定货币创造的一个优势在于使信贷配置决策实现去政治化，避免新创造的购买力最终配置到浪费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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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事实上，韩国和日本当局都未将银行信贷配置的决策权交给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私人部门。相反，两国有意识地指导银行信贷配置，优先扶植那些他们认为最有利于推动经济增长的投资领域。信贷资源向制造业倾斜，向出口行业倾斜，向国家战略性重点行业倾斜（如韩国的重工业）；而房地产开发、进口行业或投机交易则相对受到冷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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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指导措施包括向银行提供指引或指令，以及制定中央银行“再贴现”融资的合格贷款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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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银行为私人部门贷款提供再贴现融资的做法表明私人信贷融资与法定货币融资之间的界限有时并非泾渭分明。如果中央银行持续扩张自身的资产负债表，随时准备为私人部门的信贷扩张提供流动性，其实已非常接近于法定货币融资，只不过法定货币资源没有交予政府，而是借给了私人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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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韩国为例。1960—1980年的投资繁荣一定程度上可理解为法定货币融资的结果。当时，商业银行被时任总统朴正熙及韩国中央银行收归国有。而中央银行直接受政府管辖，随时向商业银行提供无上限的资金支持，鼓励商业银行以实际负利率向出口企业投放信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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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从经济发展角度而言，关键问题不是如何精准地创造出购买力，而是如何妥善地运用购买力。日本和韩国妥善运用信贷资源，实现了经济成功赶超的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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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后发国家成功赶超的历史经验表明，对额外购买力的有效配置远比传统意义上的“好政策”（如控制通胀率）更为重要。在传统的宏观经济学观点看来，朴正熙执政期间的韩国极不稳定，通胀率高达25%，外债急剧扩张。但名义需求却足够快地扩张，使有效的投资项目得以兴建，从而推动了强劲而持续的经济增长。而其他一些国家（如泰国）奉行的宏观经济政策相对合乎传统且受到国际认可，但结果并不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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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日本和韩国的经验表明，鼓励并指导信贷创造能够实现成功赶超，但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首先，这种发展模式有可能产生预期效果，但并非一定如此；其次，这些国家最终需要改变信贷密集和投资导向的发展模式并实现转型；但实践证明转型是极其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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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信贷融资的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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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贷创造购买力，从而支持那些具有生产效率的投资项目。但这些购买力也有可能被用于浪费的投资项目或为购买现存资产（如房地产或房地产用地）融资，形成资产价格上涨与信贷进一步扩张的自我强化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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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贷指导如果方法得当，将使更大比例的信贷用于具有生产效率的领域。但由政府或中央银行实施的信贷指导可能偏私于某些潜在的借款人，从而导致腐败，或者错误地将信贷配置给政治亲信或华而不实的投资项目。朴正熙治下的韩国实施的信贷指导总体上有利于经济发展；苏哈托治下的印尼以及马科斯治下的菲律宾虽然实施了相同的政策，却优先向政治亲信提供信贷资源，支持的投资项目往往不那么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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