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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2008年危机之后，为强化金融体系的稳定性、确保银行更好运营、解决“大而不倒”的问题，一系列重大改革措施先后出台。然而如第十章所述，这些改革并不足以创造更加稳定的经济。虽然从个体角度看借贷是有益的，但是可能对整个经济产生不良影响，而且越好的风险管理工具可能使金融体系越不稳定。我们需要对信贷创造加以管理，而不仅仅是修复银行体系。第十一章至第十三章将论述应该采取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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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指出，如果不采取措施应对多余信贷增长的三个基本动因——房地产、贫富差距扩大和全球失衡，金融改革就不可能有效。因此，对长期金融稳定来说，城市规划和房地产税、最低工资和社会福利乃至中国国有企业分红等相关政策的重要性不亚于审慎监管的技术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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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将考虑结构性解决方案：废除银行、向债务征税，以及鼓励新型股权合同。这些并不是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但我们引入的改革应该反映这些根本性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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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建议对金融监管进行重大改革。银行的资本要求应达到当前水平的4倍或5倍，房地产信贷所要求的资本应远高于私人部门风险评估的结果。短期债务资本流动应受到约束，国际金融体系一定程度的分割并非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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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我们需要全新的政策理念：中央银行不能只关注低而稳定的通胀，也不能仅关注单家金融机构的清偿能力和流动性。公共政策需要相当明确地管理信贷创造的数量并影响其配置，也就是说，不能依赖自由的信贷市场来产生最优的社会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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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和魔鬼：货币、信贷和全球金融体系重建 第十章 金融体系的不稳定与银行家们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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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之后，人们总会强调各种诱因或各种制度缺陷，来为灾难找到合理的解释，将灾难归咎于意外、错误或很容易被纠正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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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曼·明斯基，《反思金融不稳定：灾难的经济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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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罪过”的角度来阐述周期性波动的原因，然后揪出一些银行作为“罪魁祸首”，这种做法完全没有意义……任何人都不曾要求那些银行奉行不引发周期性波动的策略……而且消除这些波动非他们的能力所及，波动也并非源自他们所奉行的策略，而是源于信贷的现代组织方式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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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耶克，《货币理论与商业周期》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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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的标题可能会冒犯一些人。许多人与2007—2008危机的根源毫不相关，却在危机中失去了工作和房屋，或者眼睁睁地看着收入下降。许多金融从业人员却收入丰厚，因此，人们极欲将他们指认为罪魁祸首并惩罚他们。所以银行家怎么会不相干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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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选择这个标题是为了表明一个观点。确实，很多金融家贪婪且无能，我们应该惩罚这些严重的欺诈行为，对那些不计后果的行为加大处罚。然而，如果我们认为危机源于个别害群之马，或者源于错误的激励设计和惩罚不力，我们将无法推行足够彻底的改革。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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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29年崩盘及随后的大萧条以来，2007—2008年危机最为严重。利雅卡特·艾哈迈德所著的《金融之王》是介绍早期金融危机的优秀著作。4危机之前，许多无良的金融家通过从事对社会无益的金融活动，获取了巨额收益，但在艾哈迈德的书中，这些无良的金融家至多在脚注里才有所提及。相反，该书关注的是负责设计并执行政策的财政当局和中央银行，以及支撑这些政策的经济学理论。政策、经济学理论以及金融体系整体设计中的种种错误导致了1929年的危机，最近的这次危机亦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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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章着重讨论那些对根本性改革具有指导意义的思路和原则，解释为什么经营有方的银行不足以维护金融体系稳定，为了设计有效的应对方案，我们必须放弃危机之前固守的三个理念。本章还指出，我们的目标不仅仅是为了让金融体系本身更稳定，或者解决“大而不倒”问题，而是必须管理实体经济中的信贷数量并对信贷配置施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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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相干的银行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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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曼·明斯基评论说，“危机之后，人们总能为灾难找到合理的解释……意外、错误或很容易被纠正的缺陷”。在最近的危机之后，我们已经找出了许多错误和缺陷。授信不审慎、风险管理差、激励错配等因素扮演了重要角色。然而，要推行足够彻底的改革，就必须意识到这些悖论：好的贷款也可能是坏事，好的风险管理也会使金融体系更不稳定。同时，尽管不利的动机值得关注，但是错觉和错误的观念往往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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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授信导致坏结果：债务污染的社会外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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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之前，不当授信相当之多。在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市场中，贷款人向借款人发放了超过其收入且无法偿还的贷款。对于借款人来说，只有在房价上涨或贷款可以再融资的情况下才能偿还这些贷款。对于贷款人来说，他们之所以愿意提供这样的贷款，是因为可以通过第六章所描述的多步骤分销链条将其出售给其他投资者。一些银行家将价值存疑的证券卖给投资者，事实上银行家们对这些投资者的判断能力不以为然。美国当局已责令几家主要银行纠正其不当行为，并处以高额罚款和赔偿。新成立的消费者金融保护局将对抵押贷款和其他消费信贷的销售予以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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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虽然金融服务局能够成功监管单家银行和单个银行家，但对商业房地产授信缺乏有效控制。5西班牙和爱尔兰的银行发放了一些不计后果的贷款，推动了房地产市场的繁荣。这些低质量贷款导致一些银行濒临破产，迫使纳税人实施救助以避免更严重的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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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前广泛存在的不良授信证实了监管应对的必要性。银行监管当局必须提高贷款授信的监管要求，银行高管和董事会应该对那些不计后果的决策承担更多责任。然而，政策选择必须反映如下两个事实：一是相对于危机造成的宏观经济损失，纳税人救助的直接成本微不足道；二是即便从个体角度看信贷是优质的，甚至没有银行破产也没有纳税人被迫救助，仍可能带来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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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贷款”是指贷款受偿可能性较高、在整个经济周期波动中无法被利率覆盖的损失能够被银行资本吸收从而无须纳税人救助的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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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前，根据上述定义，大多数贷款属于“好贷款”。在大多数国家，绝大多数房地产抵押贷款的借款人能够履行其还贷义务。事实上，在2007—2008年危机后的数年中，英国抵押贷款的损失也非常低，远低于20世纪90年代初经济衰退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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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第五章描述的债务积压不仅源于那些无力偿还贷款的借款人，还源于那些偿还贷款的借款人。正如辜朝明所述，虽然大多数日本企业的去杠杆化导致资产负债表缩水，但并未发生贷款的违约行为。6然而，即使他们决心偿还贷款，仍将日本经济推向通货紧缩和缓慢增长。迈恩和苏非在《房债》一书中指出，大部分美国家庭原本打算全部偿还抵押贷款，但是他们突然从危机前信心满满转向危机后对债务积压的担忧，被迫削减消费支出，从而导致美国的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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