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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贷款”可能产生糟糕的累积效应，正如最高效的汽车或发电厂的碳排放仍推动着全球变暖。即使好贷款也会带来负的社会效应，经济学家称之为负外部性，私人放贷者不会考虑该效应，而且无力考虑。即使所有的银行家都尽可能诚实、负责和专业，即使每笔贷款在贷款人自己看来对社会有用且经济上可持续，债务仍旧是危险的。因此，我们不仅应该确保银行的偿付能力和稳健运行，还需要强有力的公共政策来约束信贷创造的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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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的风险管理使金融体系更不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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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发达国家所有银行的股价都出现大幅下挫，大部分银行在没有纳税人支持的情况下幸免于难。我们可以从相对成功的银行那里汲取经验教训。简单的告诫便是，银行家对市场过度繁荣、让别人来接棒的时点拥有本能的直觉，这往往和发达的风险管理技术同样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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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有些银行更善于运用风险管理工具来及早发现市场趋势，从而减少交易头寸避免损失。风险管理能力差的银行则会遭受特别大的损失。英国金融服务局的报告指出，苏格兰皇家银行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缺乏最佳实践系统对快速变化的风险进行监测，对交易头寸的逐日盯市估值虽在可接受的范围内，但不够审慎。7于是，当风险管理能力更强的银行出售证券时，苏格兰皇家银行却在买入这些被出售的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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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只要所有银行都拥有完美的风险管理系统，灾难就可以避免。正如第六章所述，先进的风险管理技术，包括抵押担保、逐日盯市制度、追加保证金制度和风险价值模型等，必然导致金融体系的信贷和资产价格周期呈自我强化的趋势。银行的风险管理水平越高，相对其他银行的优势就越大，但是如果每家银行都实施最佳实践，最终可能导致整个金融体系的不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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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申铉松将抵押融资市场的不稳定比作伦敦千禧桥首次开放时所遭遇的那种自我强化的可怕晃动。8最初，桥上行人的重量是随机分布的，这种随机分布可能会使大桥产生晃动，并使桥上行人失去平衡。但是，桥上行人采取应对措施的方式，即通过调整双脚之间的受重来稳住身体，则会加剧大桥的晃动。在这种情况下，有些人的适应性更强，擅长通过移动脚步来保持平衡，而另一些人可能会摔倒。在导致整座大桥的晃动方面，成功的移动和不成功的移动大致作用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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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导致整个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方面，那些在信贷证券和衍生品交易中更善于管理风险因而能在遭遇重大损失之前卖出头寸的银行与那些濒临破产和依靠纳税人救助的银行作用相当。单有更好的风险管理系统并不能使整个金融体系更加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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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跌期权、激励和错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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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家们从事的金融活动导致了经济灾难，而他们却因此获得高额薪酬，人们的确有理由对此表示愤怒。这看起来是一种自肥行为。危机前，许多交易员领取巨额的现金奖励，但他们的交易活动留下了一大堆有毒资产和巨额损失，而他们到手的奖金却无法被追回。对于银行股东来说，领取高薪的银行家享有看跌期权：他们获得市场上行时的收益，股东却要吞咽市场下行时的苦果。但是，当损失超过一定的水平时，对于国家来说，股东便持有看跌期权，换言之，一旦损失侵蚀了银行资本，纳税人将承担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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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们需要建立薪酬新规。目前，欧洲的监管条例已经生效，规定奖金应延迟支付并可以追回，而且奖金主要以非现金形式支付。遗憾的是，目前在其他地方并未实施新的薪酬规则。9理想的情况是，加强这方面的监管要求，进一步拉长延迟期，递延的奖金采用次级债而非股票的形式，因为如果银行破产或必须得到政府救助，次级债将首先承担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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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们不能过分夸大不正当激励的重要性。的确，个别交易员作壁上观，虽然意识到了巨大的风险，却希望在泡沫破灭前获取巨额奖金。但是，并没有证据表明首席风险官也抱有壁上观的意识。2007年，雷曼兄弟的董事长迪克·福尔德拥有近10亿美元的雷曼兄弟公司股票，雷曼倒闭后损失殆尽。2007年，苏格拉皇家银行首席执行官弗雷德·古德温拥有该银行的股票和期权价值达570万英镑，2008年底跌去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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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危机潜伏期，糟糕的决策主要反映了人们的错误认识而不是犬儒主义。那些犯了重大错误的银行决策者并未不自觉地追求风险，在获取奖金后全身而退，相反他们真诚但错误地相信他们服务于股东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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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夏天，花旗集团首席执行官查克·普林斯的评论受到各方的批评：“只要音乐不停，你就必须起舞，所以，我们依然在跳舞。”10他的意思是说即使风险扩大，花旗集团仍将继续从事信贷证券的交易。他认为，为实现股东的最大利益，即使中期将面临损失，也应该追求当前利润并维持市场头寸。无论是他还是花旗集团董事会，均未想到最终损失到底有多大。如果损失与他们的错误预期一致，那么继续跳舞很可能符合股东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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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事实证明，这些错误预期所反映的关于金融体系稳定性的观念是完全错误的，但得到了公共部门的支持。如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由衷地相信并告诉市场，金融创新能够让全球金融体系更安全，那么银行高管拥有同样的看法并不稀奇。改革薪酬结构固然重要，但是远不及实施根本性的改革以解决金融不稳定的根源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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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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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介绍了三个观点，它们似乎为危机之前人们确信金融规模扩大多有裨益提供了依据。市场完善和市场流动性增加将改善资源配置效率，低而稳定的通胀足以保证金融和经济的稳定，信贷扩张对经济增长至关重要。有效的改革必须颠覆这三个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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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流动性和不完全市场可能是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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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如果所有市场都是完全的，效率将达到最大。事实上，所有经济学家都承认，现实中完美效率的最优点并不存在。但是，完全市场理论仍旧对危机前的政策产生了深远影响。人们认为衍生品提高了经济效率，因为它们创造了新的风险转移形式。市场流动性的增加更有利于价格发现。同时，包括英国金融服务局在内的许多监管当局均认为，监管措施不应该抑制金融创新或减少交易市场的流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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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人们对完全市场和流动性的好处深信不疑，并逐渐演变成一套信念体系，这套体系不能被质疑，且在本质上能够自圆其说。2005年，格林斯潘认为“衍生品持续的爆炸性增长就是其优点的最清晰的证据”。11衍生品是有益的，因为他们使市场更具流动性、更加完全，衍生品市场流动性的扩大就是证据。格林斯潘的确非常推崇这一信念，持异议者纷纷被解雇。当2005年拉古拉迈·拉詹在美国怀俄明州杰克逊霍尔镇（Jackson Hole）的全球中央银行会议上发表“金融发展是否会扩大世界风险？”的演讲时，他富有见地的分析被攻击为“误导”、“有问题”和“勒德分子”，被视为对“格林斯潘主义”的背叛。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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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如第二章所述，金融市场中的竞争是一把双刃剑，对提高金融交易的影响是两方面的，且依赖于特定的环境。完全市场为套期保值提供了可能，但同时也为纯粹的赌博提供了机会：尽管一些投注（头寸）能够支持有益的市场流动性，但是大规模的投注可能导致有害的不稳定。在流动性合理的股票市场中，价格发现是有益的，但是每毫秒都发生每毫秒水平的变化对社会来说并无价值。当金融创新、扩大的交易和流动性被应用于信贷市场时，就会使信贷市场过度繁荣（见第六章）。同时，正如第九章所述，自由的资本流动有时也会弊大于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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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我们知道合理的市场流动性具有潜在益处，但是金融监管不应作茧自缚于危机前的理念，不应认为金融交易越频繁、流动性和金融创新越多，就越好。不完全市场有时可能更好，限制金融合约范围的监管有时可能是合理的。在一些市场中，较少的交易和较低的流动性可能是一件好事，全球资本市场的适当分割也许是可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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盯住通胀是不够的，银行资产负债表也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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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前，货币理论和中央银行在实际工作中所遵循的理念是，只要通胀维持较低水平且保持稳定，金融和宏观经济就能保持稳定。2012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奥利弗·布兰查德指出：“我们都认为可以忽视金融体系的细节”。13因此，在中央银行所谓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DSGE）中，银行几乎不存在，“家庭部门代表”直接与“企业部门代表”签订合同。而银行作为信贷和购买力的创造者的角色基本消失了，而这些曾经在魏克赛尔、哈耶克、费雪和凯恩斯等早期经济学家的思想中占据核心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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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后记探讨了造成现代经济学这一奇怪健忘症的根源。一个重要原因是，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观察到私人银行的货币增长对价格通胀没有必然或相应的影响，于是得出了错误的结论。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货币主义理论反复强调早已为人熟知的论点，即价格取决于流通中的货币总量，因为如果货币供给超过了个人或公司以交易为目的而产生的货币需求，他们将增加消费，从而刺激名义需求。该结论依赖于货币流通速度（名义GDP与货币存量的比率）比较稳定的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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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20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信贷和货币相对于名义GDP的快速增长，大部分经济体的货币流通速度都呈下降趋势。若假设信贷创造都体现为货币，那么流通速度（名义GDP/货币存量）的下降实际是杠杆率（信贷/名义GDP）不断上升的必然结果。如第七章所述，杠杆率增加（流通速度的下降）并不神秘，它必然遵循一个事实，即大多数信贷并未用于为新的资本投资提供融资，而是为购买存量资产提供融资。在发达经济体中，被持有的大部分“货币”并非用于交易，而是作为信贷创造的副产品，以及作为带息的价值贮藏。货币余额或类似的银行负债的总价值，可能与GDP成比例增加，但并不一定会刺激当期消费的增加。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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