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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即便未出现高通胀，信贷和货币（或其他银行负债）存量也会快速增加。以通胀为目标的中央银行有必要对此做出反应，否则经济增长将最终导致危机和后危机时期的债务积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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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货币流通速度的降低，主流经济学错误地认为，如果货币供给与通胀不高度相关，信贷和货币积累就不成其为问题。然而，正确的结论应该是：即使货币并非一个好的预测通胀的前瞻性指标，信贷存量仍然可能对金融稳定、债务积压和通货紧缩产生影响，因此值得重视。未来，我们有必要对货币存量的增长施加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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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信贷增长不但多余，而且有潜在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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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信贷的累积也值得关注，太高的私人部门杠杆会损害经济。这违背了危机前盛行的假设。在危机前，人们认为，信贷增长对刺激名义需求必不可少，债务合同启动了股权融资之外的资本投资。不论是经济史还是实证研究都告诉我们，用新增私人信贷与GDP之比衡量的金融深化与经济增长正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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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正如第二篇所述，发达经济体的大多数信贷并非刺激名义需求增长或确保充足投资所必需的。但是，过度信贷增长，特别是为购买存量资产或消费提供融资时，将导致金融动荡和债务积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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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危机前的理论倾向于假设金融深化和经济表现之间存在不受限制的线性正相关关系，但是我们认为他们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倒U”形的。在一定范围内，私人杠杆的上升可能有利于经济增长，但超过了某个拐点之后，将变成负向关系。正如罗斯·莱文等人提出的，若印度私人债务与GDP之比高于目前的54%，可能是有益的，15但是在超过了一定的阈值后，私人债务的上升可能带来危害。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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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需要政策工具来限制信贷的过快扩张。但是，我们同样需要关注一些根本性的因素，如房地产融资、贫富差距的扩大、全球失衡等，这些因素将推动信贷增速高于名义GDP增速，导致杠杆不断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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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信贷创造而不仅仅是修复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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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许多重大的改革措施正在实施。银行的资本要求提高了，流动性标准确立了。银行处置的程序也得到了改进，还引入了所谓的自救债务（bail-in-able debt）工具。衍生品的中央清算机制旨在减少因不同金融机构之间纷繁复杂的合同而带来的危险。薪酬结构的规则至少已在欧洲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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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改革试图使金融体系更加稳定，降低大型银行倒闭的概率和纳税人为救助破产银行不得不付出的成本。这些改革体现的信念是，为使金融体系更加稳定，我们必须提高风险管理能力、修复那些损公肥私的不当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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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目标是重要的，错误的激励当然需要修复，尤其是“大而不倒”问题值得关注。阿娜特·阿德玛蒂和马丁·黑尔维格在《银行家的骗局》一书中详细描述了问题的根源。17银行股东承担有限责任，其损失不会超过他们投入的股本：一定金额以内的存款者由存款保险制度托底，无须担心银行所承担的风险。所以，对于银行来说，将自身杠杆最大化以提高股票收益率的行为虽然会加大银行破产的概率，却是合理的。但是，如果监管当局简单允许大型银行破产，它们的倒闭将带来更大范围的灾难，可能造成有害的信贷收缩。因此，使用公共资金救助银行有时是最糟糕的选择，但是对救助的预期意味着即使不受保护的存款人也无须担心银行的过度冒险。如果放任不管，银行必定会选择更高的杠杆，而不是有益于整个社会的杠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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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这些问题的确应该是当务之急，但是，即使只为了避免纳税人救助所产生的成本，也还需要实施更多根本性的改革。新的银行处置机制应当在确保维持银行吸收存款和发放贷款等基本功能的情况下，简化公共部门要求股票和债券持有人承担损失的流程。同时，未来要求银行发行必要时可以“自救”（即可被注销或转股）的债券，提高银行在没有纳税人支持的情况下维持偿付能力的可能性。但是，如果多家银行同时陷入困境，强迫大量的债券持有人吸收大量损失可能会冲击信心，而且这种冲击会自我强化，这本身将导致金融动荡。正如阿德玛蒂和黑尔维格所述，设定更高的资本要求、确保当问题发生时资本已经到位，远比创建“自救”工具要简单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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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即使有更彻底的方案解决“大而不倒”问题，也远不足以确保经济的稳定。即使那些永远不会倒闭且永远不需要公共资金救助的银行，只要它们创造了过多的债务，就与金融体系中的其他银行一样，可能会危害经济。正如第五章所述，即使没有金融危机，债务积压效应仍将损害经济，如迈恩和苏非所强调的，相比于受损的银行，过量债务已经成为2007—2008年危机后缓慢而无力的经济复苏的更重要原因。在大萧条中，几位著名经济学家向罗斯福总统提出了一个真正激进的计划——“芝加哥计划”。该计划并未涉及惩罚银行、限制银行薪酬、确保良好的风险控制或修复不当激励等，而是提出了废除部分准备金银行的建议。在第十二章中，我认为该提议过于激进。但它确实解决了根本问题，放任自流的自由银行业市场创造的信贷数量必将过度并导致不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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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建设一个不依赖信贷快速增长就能充分满足需求的经济。我们需要管理银行创造的信贷数量，对信贷配置施加影响。第十一章至第十三章将讨论为了做到这一点而需要实施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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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和魔鬼：货币、信贷和全球金融体系重建 第十一章 修复基本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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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是否必须依赖信贷快速增长和杠杆率不断上升来促进经济增长，但是其成本必然是危机和危机之后的债务积压。第七章提出了信贷增长导致信贷过于密集的三个原因：房地产的重要性不断上升、贫富差距加大和全球失衡。我们不能完全消除这些因素的影响，因为它们反映了现代经济的固有趋势。但是，我们至少应该降低这些因素的严重程度，否则仅依赖金融监管和货币政策改革无法实现金融和经济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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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和金融不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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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发达经济体中，金融不稳定的核心在于银行无限的潜在信贷供给与房地产及特定区域内缺乏弹性的土地供给之间的矛盾。除非刻意限制，否则银行和影子银行体系能够创造无限的私人信贷、货币和购买力。但是人们追求的特定区域内的房地产供给是有限的，建房用地是不可复制的资产。高度弹性的消费能力和无弹性的供给之间相互作用，使城市土地的价格十分不确定：目前伦敦房产的价格是1990年时的3倍，1而日本最大城市的土地价格大约只有1990年时的1/4。2最终，信贷周期和房地产价格周期，不再是发达经济体金融不稳定的冰山一角，而是接近于故事的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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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能完全消除金融不稳定的这一根源，因为现代经济体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房地产业密集的趋势，并且密集程度可能会不断提高。消费者对合意房地产的需求是高收入弹性的，同时，房地产和土地价格的不断上升，已经成为财富/收入比不断上升的主要因素，托马斯·皮凯蒂对此有详细论证。随着融合了信息和通信技术的资本品的价格持续下降，房地产和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在所有资本投资中的占比必然上升。同时，住房抵押贷款在总债务中的份额也肯定会上升，因为这类贷款在润滑代内和代际间资产交换的过程中扮演了对社会有益的重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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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些固有的趋势使经济体更不稳定。越来越高的财富/收入比意味着任何给定百分比的财富变化相对于收入来说都比较大，于是，资产价格波动导致的消费和投资支出变化也会加大。因此，即使经济体中既无债务也无杠杆，财富/收入比越高的经济体也会越不稳定。但如第四章和第五章所述，房地产的高杠杆加剧了债务合约所暗藏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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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现代经济不可避免地出现房地产业密集的趋势，所以我们必须管理这一趋势的影响，可选择的工具包括金融监管。第十三章认为，房地产贷款的资本要求应大幅度提高，通过设定抵押比上限和贷款/收入比上限加强对借款人的约束。但是，采取相关政策来处理影响房地产供求的根本动因，同样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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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弹性的供给推高了房地产价格，加大房地产价格的波动。显然，放松对新房地产开发的规划约束看似解决之道。然而，事实并非这么简单。强大的经济和社会力量似乎推动了特定城市的增长，这扩大了对技能工人的吸引力，并产生自我强化的经济活动集聚效应。但是随着人们逐渐富裕，他们会越来越重视所居住城市的环境质量及其周边农村的保护，强烈反对在那些面临最大压力的城市及其周围毫无限制地建造房地产。特别是在人口稠密的国家，限制新建房屋的供给几乎成为推动房地产价格上涨的必然原因。但是，即使在人口稀少的国家，聚集于城市同样会产生类似的影响，比如在人口稀少的瑞典，斯德哥尔摩就是一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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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公共政策都无法完全消除这些压力，但或许至少可以减轻这些压力。在一些国家，如德国，房地产重要性的提升远不及其他国家，与收入相对应的房地产价格较低且在经济周期中波动较小。3很多原因能够解释这种现象，但事实上，与法国和英国不同，德国没有一个强势领头城市，而是多个重要性相当的中等城市。麦肯锡全球研究所的分析建议，当较大比例的人口居住在龙头城市时，该国房地产价格会更高。4因此，如果那些鼓励经济发展区域分散化的公共政策能成功实施，或许能够减轻城市土地供给稀缺所带来的问题。如果聚集效应的强大力量导致这些公共政策难以实施，那些能够给高密度城市提供良好居住环境的城市设计与发展政策，将成为减轻地价上涨压力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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