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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尽管危机前的正统观念认为，依赖利率工具的重要优势在于利率对信贷结构的影响是中性的，但是，当我们面临多个不同的私人回报预期时，中性就成为一个严重的缺点。利率在限制信贷繁荣中当然应该发挥作用，有时利率应该高于适当的通胀目标。但是，我们同样需要数量型工具，包括可以区分不同类别贷款的数量型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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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银行的信贷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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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几十年间，资本监管对单家银行的信贷创造能力施加了限制，危机后的改革更是大幅度提高了商业银行的最低资本要求。但是，改革远不应该停留于此，而是应该尽可能地实现更广泛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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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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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要求将银行持有的贷款或其他资产的数量限定为其权益资本或其他资本的一定倍数。7危机后的改革将权益资本（核心一级资本）要求从“风险加权资产”的2%提高至4.5%，实际上对主要银行的权益资本要求达到了风险加权资产的7%—10%。8但是，阿德玛蒂和黑尔维格的著作《银行家的骗局》认为，应该进一步提高银行的资本要求，核心一级资本数量应该达到资产名义价值的20%—25%，实际权益资本要求应提高4—5倍。9他们的观点是正确的，但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给出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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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德玛蒂和黑尔维格主张更高资本要求的关注点是增强金融稳定、降低银行倒闭的风险以及解决“大而不倒”问题，目标是消除银行高杠杆中隐含的看跌期权，而不是限制信贷增长。事实上，他们强调，更高的银行资本要求未必能限制实体经济中的信贷增长或提高信贷成本。虽然等量贷款所需的资本增加了，但此前的存款人或银行债券投资者可能转而投资银行股票，因此，银行较高的权益价值会抵消监管当局所允许的较低乘数的影响，潜在的信贷投放不会变化。虽然股权的成本高于债务，但是，这将被风险更小因而价格更低的股权和债务所抵消，所以银行的资金成本也不会发生变化。10因此，他们认为，关于银行更高股本要求将限制信贷和经济增长的论点，只是另一种款式的“银行家的新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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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德玛蒂和黑尔维格关于银行更高资本要求不会影响信贷供给的观点有待商榷。经济学理论表明，投资者不会以理性和平稳的方式实现债务与股权之间的转换，除非采用其他的政策手段进行对冲，否则实施更高的资本要求可能会抑制信贷增长。同时，债务利息可税前抵扣，而股票红利通常不享受优惠税收待遇，因此较高的权益资本要求将提高银行信贷中介的成本。采纳阿德玛蒂和黑尔维格的建议意味着个人和企业将面临更高的信贷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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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本书的中心观点是必须限制私人信贷增长。因此，无论是出于金融稳定的原因还是为了降低经济增长的信贷密集度，更高的资本要求都是有价值的。在理想的世界中，银行权益资本要求应该远高于巴塞尔III达成的一致要求，阿德玛蒂和黑尔维格建议的20%—25%是合理的。第十四章将讨论，如何在不加剧去杠杆化带来的通缩效应的情况下，转而实施更高的资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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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周期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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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高的资本要求将有助于抑制长期的过度信贷创造。然而，即便实施很高的最低资本要求，银行体系仍会产生有害的信贷和资产价格周期。即便银行达到20%的最低股本要求，在经济上行周期，仍然会助推信贷快速增长和资产价格快速上涨；在经济下行周期，为满足20%的最低资本要求银行将减少信贷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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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除了银行在整个经济周期中必须达到较高的最低资本要求之外，我们还需要引入对抗经济周期的政策工具。巴塞尔III的资本框架首次引入了逆周期资本要求，信贷快速增长时期银行需计提逆周期资本要求，信贷扩张乏力时无须计提逆周期资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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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新的资本框架有两个缺陷。第一，用于指导银行计提逆周期资本要求的信贷过快增长是基于信贷供给自身的长期趋势来确定的。11基于此，即使杠杆持续上升，只要信贷增速稳定，可以永远接受10%的信贷增长与5%的名义GDP增长。第二，巴塞尔III设定的逆周期资本要求上限为2.5%，不足以对抗信贷周期性波动。如果必须抑制信贷膨胀，监管当局和中央银行应该提出更高的逆周期资本要求。如果杠杆率已经很高，而且信贷增长快于GDP，即使信贷增长与过去的趋势大体一致，监管当局也应该考虑提高逆周期资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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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金资产的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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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严格的资本要求有必要但并不足够。虽然，更高的资本要求不能约束信贷扩张的论点有些言过其实，但它抓住了一个重要的事实：无论中央银行和监管当局想不想要，银行股本都会上升，使得资本要求无法绝对控制信贷增长。所以，我们还需要其他政策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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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选择是数量型的准备金要求，规定商业银行缴存中央银行准备金的最低比例，从而限制银行贷款（或总资产）扩张的最大数量。12相对于资本要求，准备金要求更加直接和明确地限制银行贷款增长的上限，因为中央银行自己决定所需准备金的数量。13同时，中央银行可以选择是否对准备金支付利息，并决定所支付的利率水平。如果所支付的利率低于市场利率，实质上相当于对信贷中介课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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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额准备金制度实际上是准备金要求的极端情形。“芝加哥计划”建议废除部分准备金制度，准备金要求规定了准备金计提的比例。许多新兴经济体的中央银行都运用准备金要求和利率调整作为政策工具来管理信贷供给。发达经济体的中央银行过去也曾使用过该工具，20世纪80年代以来慢慢放弃该工具。准备金要求应该回到中央银行的工具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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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们应该意识到准备金要求的影响和局限性。准备金要求是一种数量型工具而非价格型工具，但会影响利率。只有中央银行愿意调整利率，使之能够将信贷创造和可得准备金保持一致，才能控制准备金资产的数量。所以，准备金要求本质上也是通过利率变化来实现其效果的。因此，准备金资产作为一种政策工具，如果计提的基础是总负债或总资产，也存在与利率工具相同的局限性：不同类型的信贷有不同的反应弹性。14因此，我们还需要寻求其他政策工具，区别对待不同类型的信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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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权重应该反映社会风险而不是私人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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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类别贷款的资本要求应该能反映各类贷款对金融和宏观经济稳定的不同潜在影响。但是，现行的资本监管国际规则是根据与此完全不同的理念而制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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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现行资本监管规则，“风险权重”被用来确定各类资产的资本要求。但对于全球最大和最重要的银行来说，这些“风险权重”反映了银行自身对各类贷款潜在损失的评估。15这些评估参考过去的损失经历，房地产贷款通常被认为是最安全的资产，银行内部估计大部分房地产贷款的风险权重可以低至10%，甚至5%，相反，中小企业贷款的风险权重大约为100%。即使大银行实际持有的权益资本占其风险加权资产的比例达到10%，权益资本与房地产贷款名义本金的比例也只有1%甚至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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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单家银行的角度看，这些评估可能是完全理性的，依此计提的权益资本也足以吸收损失。但是，它们并未考虑到，房地产贷款对单家银行来说是相对安全的，但通过推动资产价格繁荣将导致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并留下严重的债务积压。如第十章讨论的，即使贷款能够全额偿还，也可能通过对债务积压的影响，危害宏观经济。即便是“最好的贷款”也存在负外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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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中央银行或监管当局应确保各类信贷的资本要求能够充分反映潜在的系统性风险和宏观经济风险。让单家银行自身考虑这种风险，永远都不是理性的做法。该目标可以通过设定最大杠杆率（即资本/总资产名义金额）来实现，也可以将房地产贷款的风险权重设定在显著高于单家银行风险评估结果所建议的水平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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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影子银行：降低信贷证券市场的流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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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贷款总额还是特定类别的贷款，上述政策工具都将限制（或在不景气的时期支撑）银行向实体经济提供贷款的能力。但是如果信贷创造转移到影子银行部门，这种限制将难以奏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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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指出，从理论上说，非银行信贷中介的扩张可以使金融体系更稳定。但金融危机前，“影子银行”（复制了银行的特征，通过期限转换创造信贷和货币）的发展不受银行监管的约束。同时，市场参考价格，例如运用信贷违约掉期的息差来推断合理的信贷价格，增加了信贷中介体系的风险，这种风险源于流动性交易市场的潜在非理性。同时，那些试图控制风险的风险管理工具（证券融资、逐日盯市制度和风险价值模型）加剧了危险。因此，影子银行扩大了信贷和资产价格周期固有的不稳定性，并使之与合约关系、会计准则、定价和风险管理模型紧密交织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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