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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为管理信贷周期，我们必须约束正规银行体系以外的类银行活动。全球金融稳定理事会提出了实现该目标的原则和具体方法。16其中，关键一环是对回购等证券融资交易市场提出最低估值折扣的要求，在合约层面而非机构层面实施有效的资本监管。在周期上行阶段，由于支持既定的业务规模需要更多的抵押品，该标准能够约束金融体系向实体经济提供新贷款的能力、降低金融体系内部相互联系的规模和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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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形成充分可靠的一致方法并非易事。银行业已经发出警告，过于严格的控制将减少一些重要金融市场的流动性，进而损害金融体系向实体经济提供信贷的能力，或损害金融体系提供有效价格发现的好处。类似的观点也被用来反对提高银行交易业务的资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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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流动性并非越高越好、信贷并非越多越好，这些反对意见便站不住脚。如果危机之前次级住房抵押贷款市场的流动性有所减少、次级住房抵押贷款的扩张有所减缓、没有那么多低收入的美国人被不堪重负的债务所诱惑，那么全球金融体系会更加稳定。对所有涉及类银行风险的非银行活动实施严格监管不应被市场流动性和信贷供给降低的担忧所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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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束借款人和高息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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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资本和准备金要求以及影子银行监管均试图限制信贷供给的数量和波动性。但对影子银行的限制不可能完美，跨境贷款削弱了国内规则的影响。并且，通过更高的资本和准备金要求以及价格机制来约束信贷供给数量，一定程度上会提高信贷价格。因此，如果资产价格上升的预期使借款人对利率上升不敏感，那么这些监管要求的有效性将弱化。除这些监管要求之外，限制借款人信贷可及性的量化限制可以作为补充措施。对于住房抵押贷款市场，可以通过设定抵押比或贷款/收入比上限予以限制，但这些指标对商业房地产市场的有效性稍弱。同时，在整个经济周期中这些指标的具体要求可以保持不变，也可以随着经济周期的波动而变化，在房地产繁荣时期强化约束，下行周期时予以放松。17那些成功避免了这次金融危机的新兴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已经采取了此类限制性措施。18这些措施应该成为宏观审慎监管工具箱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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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抵押贷款的最低授信标准也应该发挥一定的作用。目前，英国监管当局要求抵押贷款机构衡量借款人还款能力时不得假设资产价格的上涨。19这个原则应该适用于所有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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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人们的借贷自由必然会引起争议。人们担心这会降低自有住房拥有率，不利于那些初始财富有限、必须依赖大量举债才能买房的弱势人群。对于任何给定的房价水平，更严格的抵押比或贷款/收入比限制所产生的影响将明显不利于一些特定人群。但是，中期内房价不会停留在给定水平上，如果信贷较容易获得，将推动房价上涨，这将挤压那些初始财富有限而无力购买住房的群体。危机前的10年间，抵押贷款快速增长，而且高抵押比和高贷款/收入比的贷款供给宽松，但是，英国自有住房呈下降趋势，然而这一趋势的部分原因也正在于此。如迈恩和苏非所述，美国次级抵押贷款的繁荣以相对贫穷的美国人损失大量财富而告终。更严格的住房抵押贷款供给有助于提升家庭的偿付能力、限制信贷和资产价格周期对财富分配极不公平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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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应该对高利息无担保的消费信贷施加限制，在英国的发薪日贷款市场中，贷款年化利率高达1000%，这将使借款人落入债务依赖的陷阱，扩大社会的贫富差距。如果完全禁止这类贷款，可能存在着信贷转入地下市场的危险。但是，我们强烈建议应对其定价和信用风险评估加强监管，并对其广告营销施加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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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化改革：建立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栅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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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组重要的工具是改变银行法律结构或授权，以限制多余的资本流动，鼓励有价值的信贷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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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各国已经开始实施几种结构性政策。美国的沃尔克规则禁止商业银行从事自营交易。欧洲利卡宁[1]小组（Liikanen Group）建议将做市和交易业务从传统银行业务中分离出来。根据英国维克斯[2]委员会（Vickers Committee）的建议，在“零售银行”和“批发银行”之间构建栅栏。此外，一些国家要求在本国经营的跨国银行只能采取子行的架构，而不能通过设立分支机构展业，外国银行子行应达到所在国的资本和流动性监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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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改革的既定目标是提高金融体系自身的稳健性。栅栏的存在降低了金融体系内部风险的传染效应，降低了分解大型银行的难度，使处置当局能够在确保继续维持其主要经济功能的情况下，选择关闭部分金融业务，从而降低了纳税人为阻止混乱的银行倒闭被迫提供支持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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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复杂系统都具有潜在的不稳定性。物理工程师在设计核电站等复杂系统时，会刻意在子元素之间设置防火墙，即使这样的做法会牺牲最大的潜在效率。危机前的金融体系基于一个傲慢的信念，即先进的风险管理技术能够使一个极其复杂和相互关联的系统变得稳定。我们强烈建议，即使会牺牲一些理论上可实现的效率，仍然应该采取栅栏以增强金融体系的稳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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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国际资本流动往往与资本有效配置无关，相当部分信贷创造在动员投资方面未发挥作用。因而，栅栏的价值正是因为它可以减少某些形式的金融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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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分割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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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个国家从事主要业务的国际银行应该设立独立的子公司，并拥有充足的资本和流动性使之在母行倒闭的情况可以幸免于难。许多银行家们强烈反对该提议，认为这将导致全球金融市场形成有害的“分割”或“割据”，阻碍资本自由流动，同时资本和流动性被“困”在不同国家的子公司中，运营成本将因此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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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并无证据表明各种形式的资本流动都是有价值的。证据表明资本流动的价值是分层次的：外商直接投资最有利，因为这关系到技术和技能的转移；但以银行为中介的短期资本流动往往会加剧国内信贷和资产价格周期波动，有时会驱使汇率偏离合理的均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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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银行设置独立的子行并非抑制有价值的外国直接投资或其他长期资本流动。跨国银行依然可以在新兴市场中展开竞争，带来技能和技术转移的潜在收益；跨国银行依然可以从母行融入资金进行业务扩张，只要这种融资是长期的。但是一些潜在有害的短期债务流动将受到抑制。正如反对者所称，该方案有时会提高融资成本和信贷价格，尤其是在市场繁荣的上行周期中。但是，如果过度的信贷供给可能造成伤害，该方案就有可能产生积极的效果。全球资本市场一定程度的分割可能是有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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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充足的“合理”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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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化措施也有助于确保金融体系能够提供充足的“合理”债务。2008年秋，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因过度发放住宅和商业房地产信贷而遭遇危机；但紧接着，全球贸易融资供给受到严重挤压，很多未涉房地产业务的中小企业也不得不面对信贷供给受限的局面。20虽然金融体系有强烈的倾向创造出过量的住宅和商业房地产市场债务，但是，我们仍然需要动员资本来支持对清洁能源等方面的巨额投资，而债务融资是实现这类资本动员必不可少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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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偏重房地产贷款的自由金融体系，采取有利于其他各类贷款增长的干预行为是正当的。一个方案是建立仅为特殊用途提供贷款的金融机构，且其贷款能力不易受到房地产贷款损失的影响。德国的国有银行，即德国复兴信贷银行（KfW）有一项任务就是特别关注中小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并向它们提供金融支持。英国也建立了绿色投资银行，专门向清洁能源项目发放贷款。类似机构并不是危险地偏离了自由市场高效率的资本配置，而是对完全自由市场可能产生的资金错配进行必要的弥补。第八章介绍了最成功的发展中国家如何引导信贷直接流向生产投资领域，这些例子今天仍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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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教科书通常假设，银行贷款给企业家和企业是为了给资本投资提供融资。将理论与现实结合在一起的干预措施可以发挥有益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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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市场和反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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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提出的改革议程彻底颠覆了危机之前的传统观念。其中一些改革建议，如逆周期资本要求，已被大多数中央银行和金融监管当局所接受。但其他一些改革建议则远远超出了危机后已经达成的共识，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在关注杠杆率的同时，关注信贷扩张速度；第二，是否一定要影响信贷在不同用途之间的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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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者认为，这些要求代表了非常危险的干预色彩，运用并不完美的公共政策判断来取代市场配置资源的智慧。但是，长期来看，自由市场的信贷创造并非明智和稳定。亨利·西蒙斯等经济学家在其他方面坚持奉行自由市场主义信念，却主张废除银行，这正是原因所在。我不会走得那么远，但我们需认识到，自由市场并不能实现社会最优的私人信贷创造，也无法实现有效配置私人信贷创造的目标。我们不应该介入信贷在具体个人或企业之间的配置，但必须控制信贷总量，弱化自由市场对现有资产进行“投机性融资”的有害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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