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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发达国家的总杠杆率（包括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在历史上也仅出现在主要战争之后。有关从债务的历史峰值成功去杠杆的分析，恰恰可以说明当前去杠杆面临多大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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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后，英国的公共债务占GDP比例高达250%，1970年，该比例已经下降到50%，比例下降并非绝对债务水平减少，而是25年间名义GDP始终保持年均7%的增速，且同期平均利率水平很低。名义GDP增长率包括4%的平均通胀率（远高于目前中央银行的通胀目标）和3%的实际增长率，实际经济增长主要源于人口显著增加以及对美国生产率的技术追赶。21而且，公共债务占比下降还伴随着私人债务在较低的起点上缓慢上升，并受到量化信贷管控措施的约束。住房抵押贷款仅由建房互助协会（互助储蓄和贷款机构）提供，银行不得提供；同时，消费信贷的可得性受到最低首付款比例和还款期限等条款限制。1964年，私人部门（家庭部门和企业部门）的银行债务仅占GDP的27%，而2007年高达120%。22在美国公共债务占GDP比例由1945年的120%成功下降到1970年的35%背后，是名义GDP的快速增长、低利率、私人部门的杠杆虽然逐渐上升但仍处低位。23同时，整个欧洲大陆，战后几年的高通胀和债务核销很大程度上削减了许多国家的战时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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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经验表明，公共部门去杠杆化是可能的，但是，在当今多变的环境中同时实现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去杠杆是非常困难的。人口和技术因素使得实际经济增长率不可能达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许多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增速。如果2%的通胀目标被认为是一道红线，那么许多发达经济体的名义GDP增长率就不可能超过4%。在部分国家，名义GDP增长率更低，如日本银行的潜在增长率不超过1%。24即使通胀率达到预定的2%，名义GDP增速也仅为3%。相对于战后时期，摆脱债务积压更加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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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一些国家的数据表明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财政监测报告显示，日本要实现该目标，2020年之前需把目前6%的基本赤字（付息前的财政赤字）转变成5.6%的财政盈余，并在随后10年中维持这样的盈余才能确保2030年之前将净政府债务降到GDP的80%。25这根本不可能完成，如果做类似尝试将会把日本经济拖入深度萧条，公共债务负担非但不会下降，而是肯定会上升，日本的政府债务根本不可能偿还。意大利公共债务占GDP的比例为132%，并且还在上升，目前债务负担依然很高，而潜在的长期增长水平很低，尚未找到清晰的“紧缩加增长”路径以确保财政的可持续性。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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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在整个欧元区，“财政协议”（Fiscal Compact）要求所有国家都应该通过基本预算盈余来削减债务存量，实现公共债务占GDP 60%的目标。实际上这是不可信的。为实现该目标，希腊必须在之后10多年的时间里持续维持7%的基本预算盈余；爱尔兰、意大利和葡萄牙为5%，西班牙为4%。如巴里·埃肯格林指出的，持续保持如此大的基本预算盈余在历史上几乎没有先例。27只有这些国家的国内或其出口目的地出现快速且有潜在危害的私人信贷增长，才有可能同时实现如此规模的预算盈余和稳健增长。但更有可能的是，这种预算盈余会导致低增长和持续的高失业，债务负担却并未减少。此外，面对此类紧缩政策，有才华的年轻人很可能直接移民，从而降低了税收基数，并躲避他们应该继承的债务。有时候，债务不能也不会被全额偿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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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脱债务积压的其他方式还有待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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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货膨胀和金融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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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后英国的经验表明，一种方案就是在许多年甚至几十年将利率控制在名义GDP增长率之下，甚至可能低于通胀。肯尼斯·罗高夫和奥利弗·布兰查德提出该政策方法的一个变通方案是接受高于2%的通胀目标。28另一个变通方案是在更长时间内维持接近于零的利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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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就本质而言，该政策只是现行超宽松货币政策的延续，反映了对现实的评估结论：只有在更长时间内维持目前的货币政策，才能起到削减债务负担的效果。因此，依然存在着前文讨论的缺陷：这种方法只有通过刺激新的信贷增长，才有助于降低现有债务负担，同时这也为高风险的金融投机活动提供了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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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违约和债务核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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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债务实际增长或通胀不能降低债务，可以通过违约和债务重组方法来实现。这不同于借助通胀来降低债务（债权人的名义金额不减但实际价值降低），如果采取违约或债务重组的方法，债务的名义金额也要降低。债务核销（write-off）肯定具有积极的功能，但并非充分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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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选择的极端版本表明，我们需要的是财政、金融和自由市场约束。各国政府应该通过削减支出或提高税收使它们自己的债务负担可持续，利率应回归正常水平，面对随之而来的经济衰退，如果个人、企业和政府无法偿还它们的债务就应该违约，对债权人发出有用的警示：未来借出资金时应该更加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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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政策本质上就是1931年美国财政部长安德鲁·梅隆提出的“清算劳工、清算股票、清算农场、清算房地产——清除体系中所有腐朽的东西。”29其结果也将类似于20世纪30年代早期的情形。正如欧文·费雪的“债务—通货紧缩”周期理论描述的那样，大规模违约和破产会加速名义需求崩溃进入一个自我强化的周期，破产会引发资产贱卖和资产价格暴跌，债权人面临非预期损失时会自动削减消费和投资。实际上，采用纯粹自由市场纪律相当于第七章中讨论的“一致拒绝”，也就是说，通过某种方式实现名义需求的缓慢增长也是可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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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符合实际的备选方案还包括通过协商债务减记（write-down）和通过债务重组把债务降至可持续的水平，同时避免破产和违约的破坏性影响。这个方法既可以应用于私人债务也可以用于公共债务，但无论是那个部门，仅依赖债务重组都不足以应对目前如此规模的债务积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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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蒂夫·迈恩和阿米尔·苏非认为，2008年后，美国应该实施协调一致的大规模住房抵押债务重组。通过将住房抵押贷款债务削减至能负担的水平，家庭削减消费支出导致经济衰退的程度就不会那么严重。即使没有实施这样的计划，美国家庭部门债务核销的力度也远高于其他地方，这有助于家庭部门以更快速度实现去杠杆。迈恩和苏非确信，实施政府主导的更广泛的债务豁免计划会刺激经济复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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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实施大规模私人债务减记来修复债务积压的计划难以实现，主要由于第十章讨论的两难困境：即便从私人角度看贷款是“好的”，也会产生负面的宏观影响。即使贷款能够被全额偿还，杆杆过高的家庭和企业也会采取抑制名义需求增长的行为。事实上，正是他们削减消费和投资以偿还债务抑制了经济增长。私人部门债务重组是一套完整的解决方案，这个方案必然涉及减记从私人角度看能够持续的债务，以公平和政治上一致认同的方式精心设计这样的方案是极其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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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债务核销的潜在作用可能更大。2011年在没有引起明显市场动荡的情况下，减记私人部门债权降低了希腊公共债务，同时公共部门对希腊的债权几乎肯定会被减记。30公共债务减记确实可以作为处理私人部门过度杠杆的一种间接方式。过度的私人信贷创造导致了经济危机、债务积压以及后危机时期的通缩，结果增加了公共债务负担。杠杆并没有消失，只是从私人部门转移到公共部门。但是，一旦转移成公共债务，就更容易协商债务重组或者进行债务减记，同时又不会对信心形成负面冲击。债务减记的绝对规模至关重要。金融市场易于吸收希腊政府的债务重组和减记，因为债务核销的规模在全球金融市场上微不足道。如果日本或意大利通过减记政府债务使得剩余债务可以持续，债务减记规模将非常大，可能带来巨大的破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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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工具的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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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过去信贷增长制造的巨额债务积压，既不存在着确定的、无成本的去杠杆路径，也没有一项政策能够实现最优结果。因此，有必要采用组合式的政策手段，且每个国家应有不同的政策组合。日本通过经济增长和财政整顿等常规方式大幅度降低公共债务占GDP比例不具可行性。而美国的债务占GDP比例低于日本，由于人口仍在增长且潜在经济增长率较高，持续宽松的货币政策、经济增长以及市场导向的债务减记等因素共同作用可能足以解决问题，无须采取激进的政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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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无论采取什么样的政策组合，货币融资都不应作为禁忌被排除在政策选项之外。事实上，在一些国家，货币融资对大幅度削减债务并实现经济合理增长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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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的货币融资：三个具体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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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货币融资可以考虑三种具体方式：伯南克的直升机撒钱、一次性债务核销、全面的银行注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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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南克的直升机撒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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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伯南克建议日本应该实行现代版的直升机撒钱政策，通过中央银行创造法定货币来补充税收减免造成的亏空或扩大公共支出，同时声明不再出现新的财政债务，因此不再增加额外的偿债负担。如果日本采纳了该建议，现在日本的名义GDP、实际产出、价格水平可能更高，债务占GDP比例会更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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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情况下，主要发达经济体应在2007—2008年金融危机后立即实施伯南克的直升机撒钱政策。果真如此，经济衰退程度将大为减轻，在摆脱债务积压方面我们将取得更大进展，回归正常利率水平的速度肯定会更快。例如，在英国，英格兰银行实施了高达3750亿英镑的量化宽松资产购买计划，通过推动长期利率下行和提高债券、股票和房地产价格等方式刺激经济。如果英国政府把部分资金（350亿英镑）以永久性法定货币的方式支持税收减免或扩大支出，经济复苏进程可能更强劲、更公平，风险也更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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