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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经济中，宏观经济不稳定的核心在于以下两个因素的相互作用：一方面是不受约束的银行和影子银行体系有无限的能力创造信贷、货币和购买力；另一方面是理想地段的城市土地缺乏供给弹性，以及对这些土地的需求不断上升。大多数现代宏观经济学未能关注这种相互作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对银行的实际运作及其扮演的角色没有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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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学术界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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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制定者未能觉察到金融体系的危险在加剧，这其中，经济学的缺陷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经济学为中央银行的政策过度关注低通胀、监管政策过度信任有效金融市场提供了理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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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就此对经济学展开全面批判，一竿子打翻一船人的做法似乎也不公平。过去30年间，许多经济学家解释了为什么金融市场并不总是能产生有利的结果，为什么金融体系可能是不稳定的。第二章汇总的反对有效市场假说的观点都来自杰出经济学家的见解，其中几位被授予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丹尼尔·卡尼曼的行为经济学令人信服地批评了简单化的理性假设。罗伯特·希勒和安德烈·施莱弗的研究工作丰富了我们对真实金融市场动态变化的理解。詹姆斯·莫里斯、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和乔治·阿克洛夫的研究结果表明，市场固有的不完全必然会使市场远离有效均衡水平，并且均衡是多重的和脆弱的。危机之前数年间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和布鲁斯·格林伍德主张“货币政策的重点应从货币的交易功能转向影响银行信贷供给”。12近期关于金融不稳定的杰出研究成果，如第六章援引的马库斯·布伦纳梅尔和申铉松的观点，都建立（至少部分建立）在过去几十年学术研究的基础之上。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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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学院派经济学并非一个声音，事实也依然如此，但是在将理论观点转化为公共政策的过程中，过度简化的做法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确信市场完善使我们更接近有效均衡水平，这一信念使监管者倾向于相信金融创新和金融深化一定有利于经济。现代宏观经济学理论使我们未能深入理解金融发展如何导致宏观经济不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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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威廉·布特指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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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宏观经济理论无助于预测金融危机，也无助于我们理解金融危机并拿出解决方案……基于完全市场的宏观经济学理论不仅未能回答关于清偿力丧失和流动性断裂的关键问题，而且不允许提出这样的问题。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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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命的自负和不完美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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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危机之前的经济学的这些关键失败背后存在方法论方面的共同原因：受公理性主张所吸引，受看起来完美和确定的模型所诱惑，经济学界自愿忽视真实世界的复杂性。反过来，理论似乎为统一适用的政策规则提供了支持：无论是股票市场还是债务市场，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市场，无论是国内市场还是国际资本流动，金融自由化都会产生积极效应。中央银行只要运用利率政策规则追求明确的通胀目标，就能够确保宏观稳定。悖论的是，为寻求确定性和规则，新古典正统观点几乎复制了其对立面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理论的每一个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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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耶克认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存在着“致命的自负”，不仅使计划经济不可取，而且也不可能成功。15它假设计划当局可能获得关于目前状况和未来发展的全部信息，从而可以利用数学方法精确地对经济发展过程进行优化。但是，对哈耶克来说，有效的经济组织和进步依赖于运用“任何人都不可能全部把握”的知识16和固有的不完美。因此，对整个经济进行准确理性的数学规划是不可能的。由于不存在完美的规划者，本质上不完美且随时间变化的市场导向型探索过程是实现社会和经济进步的最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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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前的正统观点也同样存在相似甚至完全相同的自负。自由市场能一直产生最优结果，只要中央银行运用可预测的规则追求明确的目标就能够实现金融稳定，这些观点就是建立在精确的数学模型能描述未来以及理性人基于理性预期最大化其效用的假设之一。如罗曼·弗莱德曼和迈克尔·戈德堡所称，目空一切的过度自信将不期而至，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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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社会主义的计划者一样，经济学家相信他能够实现宏大的目标，因为他认为他最终发现了促成市场结果的完全确定的机制，他的模型能充分刻画市场参与者如何设计未来。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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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如弗莱德曼和戈德堡指出的，真正相信理性预期的人同样相信理性优化的可能性，事实上正是理性优化激励了经济计划的拥戴者。20世纪40年代后期离开芝加哥大学成为波兰共产党政府高级官员的奥斯卡·兰格相信计划优于市场，因为计划能够做理性的数学规划，而市场不能。与此相反，理性预期经济学的最重要倡导者罗伯特·卢卡斯却认为“数学规划被证明确是理解众多生产者分散化互动的正确工具”。18他们的共同信念就是理性的经济主体或是理性的计划当局能够在一个用数学预先确定的世界中产生最优社会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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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真实世界里，我们面对的是部分理性的人和本质上不完美的市场。我们对未来经济发展的理解无法被简化成精准的数学模型，因为，如1921年弗兰克·奈特在其名扬四海的文章中所说，未来不受各种可能结果的概率分布所支配，而受制于固有的且不可化约的不确定性。19因此，如凯恩斯所言：“人类决策影响未来，无论是个人决策、政治决策或经济决策，都不能依赖严格的数学预期，因为进行此类计算的基础不存在。”20作为社会科学的经济学永远不能达到牛顿物理学所确立的数学精确度标准，经济学界“羡慕物理学”的倾向导致了整个学界对结论的确定性抱有危险而又未经证实的信心。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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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未经证实的信心支撑了两个观点：一是更多的金融活动必定对社会有益；二是只要中央银行遵循明确的规则就能保证宏观经济稳定。与此不同，我们需要承认政府和市场都能发挥积极作用，但两者都是天生就不完美的工具，若不施加有效约束，都将产生严重的经济和社会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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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告诉我们，政府自行控制法定货币可能导致不稳定和恶性通胀。因而，人们试图为这种潜在的危险施加约束或绝对限制。金本位是这种努力的表现之一，但其刚性决定了金本位制度不可持续。2007—2008年危机前发展起来的正统观念是另外一种：它假设只要中央银行具有足够的独立性，拒绝为财政赤字融资，就能够保证金融体系和宏观经济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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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危机表明，简单规则并不足以解决问题。这是因为尽管法定货币的过度创造确实是危险的，但私人信贷和货币的过度创造也同样危险。如对自由的私人信贷市场放任不管，就会创造出太多的错误债务、危机、债务积压以及后危机时期的经济衰退，即便将通胀长期维持在低而稳定的水平上，这种情形也会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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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之前的正统观点认为自由市场的私人信贷创造是最优的，而法定货币创造在任何情形下都是危险的，它是魔鬼的作品。事实上我们面临的是风险与收益之间的权衡。对私人信贷创造采取完全放任的态度导致了危机，完全禁止法定货币创造使经济复苏弱于应有水平。绝对信念和简单规则都是危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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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自由市场运行可受制于一套简单的宏观经济规则，并由此推导出金融成就一切的乌托邦，然而这样的乌托邦并不存在。因此，我们需要政府干预以抵消自由金融市场必然产生的无效率和不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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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们也应该警惕另一种观念，认为政策干预能产生完美结果的另一种乌托邦。不存在完美的市场，也不存在完美的计划者。市场不完美，因为未来是不确定的，人类也并非完全理性；同样的原因，相机抉择的公共政策也会产生不完美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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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面临的选择是不完美的，并且一些不完美是无法修复的。股票市场总会呈现出显著的随机噪音，有时还会明显偏离均衡水平。但非理性的股票市场依然能够产生对社会有用的副产品，比如纳斯达克的繁荣和崩溃留下了许多互联网公司。22我们应该识别自由市场最有可能偏离社会最优水平的领域，并设计应对政策措施，而非追求不切实际的乌托邦。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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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在信贷市场及由此产生的债务合约中最为明显。信贷市场应受制于更为严格的固定规则，如大幅度提高最低资本要求。但是，公共当局还需要采取相机抉择的政策工具，以适时应对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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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这个观点也许会遭到反对。自由金融市场加上简单的宏观经济规则能实现社会最优结果，这种观点非常优雅也非常有吸引力，却是致命的自负，导致了2007—2008年的灾难，全球许多普通民众至今仍在吞咽危机的苦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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