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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并非完全基于总税务司署的档案。位于邱园（Kew）的英国国家档案馆，即使没有上千卷宗，也有数以百计关于中国海关的档案，大部分是派驻中国的英国公使、驻中国领事以及英国外交部所留下的。许多洋员以及部分中国海关关员，也曾公开出版过日记、回忆录、小说等。[13]在中国海关工作的一些职员，有时间去培养他们对中国语言、艺术、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兴趣。[14]赫德和金登干两人的通讯，是研究晚清最后四十年海关历史相当特别的资料。[15]研究中国海关历史的乐趣之一，就是可以与那些有先人在中国海关工作过的家庭联系。[16]一些家庭还保存有剪贴簿、通讯和旧照片，他们乐意拿出来分享。在图书馆和档案馆也可以找到一些海关职员的私人手稿文献，尤其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图书馆，那里有两位总税务司——梅乐和和安格联的私人手稿通信。至于其他地方，包括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那里收藏着赫德和魏尔特（Stanley Wright）的文献资料。海关在处理业务的过程中曾与无数的公司和机构打过交道，这些公司和机构的档案，也就非常重要。其中包括汇丰银行，它在伦敦有自己的档案中心；怡和洋行的档案，则保存在剑桥大学图书馆；包令（John Bowring），是海关初建时英国派驻中国的全权代表和商务监督，他的私人手稿文献可在曼彻斯特大学查找；斯图尔特·伦道尔（Stuart Rendel）是帮助海关打入伦敦最高政治和商业圈的人，也是威廉·格莱斯顿（W.Gladstone）的密友，他的私人手稿则收藏在威尔士国家档案馆。追寻海关历史，竟然也是一场在英国发现中国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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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试图对中国海关的多面性给予公正的揭露，但必须指出，我没能对海关的船钞部门进行深入的讨论。总税务司署的业务包括处理一般政策、清朝和外国官员的关系、人事问题、外交和财政。船钞部门则在港口建设、安装和维持助航设施、维修海关船只（包括那些在缉私部门的）等方面付出了艰苦努力。这属于另外的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中，航海知识和经验尤为珍贵；专业技能与领导力才是具有决定性的，而非地位与特权。船钞部门存在的地方，是陆地和海洋交汇的地方，是一个不断地随着潮起潮落、河道发生变化的地方。有船钞部门的地方就会有有趣的事情，在这里，来自不同背景的人汇聚一起；边界是模糊的，经常漂移的。在这里，当地人可以轻易地对国家的诉求视而不见，或者干脆推翻。若我对船钞部门能够有更大的关注，也许我就可以检讨在全球化或帝国主义时经常被忽视的一个问题，即关于商品和人在港口与港口之间的移动。毕竟大多数的历史都是由不擅长航海的人所写的。[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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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从水的这个角度我们就更可以理解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所提出的欧亚之间的“大分流”概念。[18]要想从蔗园或南美银矿中获利，首先必须人到其地。这需仰赖高超的航海知识，其中又以经度的发现最为重要，因为它可以让船在茫茫大海中得到定位。这个知识来自于数十年的耐心观察与数学天才。此外，要有极好的手工工艺，才能制造出精确的时钟，让天文学与航海能力结合，以此抵抗严峻的海洋环境。[19]同样重要的还有造船技术、港口设施、海员训练和材料利用等，例如用高大树木制造桅杆。还需要一个官僚组织系统以便汇集世界上的航海知识，并使它能为公众所用。欧洲各小国间军事武装的重商主义竞争和国家对航海发展的支持，加速了航海知识的积累。对海关历史的探讨虽然使我对该领域有所一瞥，但需要做的研究还有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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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要对支持本研究的人们表示感谢。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长周忠信，果断同意马副馆长和我一起开展本合作项目。马副馆长从始至终非常关键，他是一个非凡的组织和行政管理者，同时也是一位非常和蔼的东道主和非常睿智的朋友。第二历史档案馆的其他员工也长期给予了帮助。毕可思（Robert Bickers）教授是本项目第二阶段的领导者，他对英国和帝国历史的透视，从根本上重塑了我对中国及海关的思考。蔡维屏（Weipin Tsai）也是非常难得的研究助理，她对中国近代邮政制度的研究，就是我们海关历史研究的重要衍生。团队成员之一的博思源（Felix Boecking）的论文，加深了我们对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关税政策和海关洋员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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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感谢大陆和台湾的许多同事：茅海建、陈谦平、连心豪、任智勇、戴一峰、孙修福、张志云、林满红和张志勇等。感谢Christopher Bayly、 Rana Mitter、John Thompson、 Timothy Brook、 Julia Lovell和 Susan van de Ven,他们或部分、或全部地阅读了本书草稿。我还曾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中研院”近代史所及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厦门大学、牛津大学、布里斯托大学、华威大学、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曼彻斯特大学、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莱顿大学等地，做过关于中国海关历史的多次演讲。在这些场合的讨论，不仅给了我新观点和新视角，同时还让我看到其他人对这个已经变成是我的痴迷的海关史也感到兴趣，因而让我充满了信心。还要感谢上过我“中国近代全球化”课程的学生，他们的论文让我思考很多议题，有些是我以往没有想过的。最后，感谢南京大学约翰霍普金斯中心，它资助我到南京访问了一年，使我能够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静心阅读。同样感谢蒋经国基金会、英国大学中国委员会（UCCL）以及英国人文和艺术研究委员会，在本项目不同阶段所给予的资金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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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德万 写于安达信（Andax） 2011年6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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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当时应是1984年柯文（Paul Cohen）新著《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84年）首次出版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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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吉尔·德勒兹和菲利克斯·加塔利著，马苏米译：《千高原》，伦敦：康特纽姆出版社，2004年，第6-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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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詹姆士·威廉姆斯（James Williams）：《中国海关内部的腐败，并特别提及外国职员的诚信》，布里斯托大学，硕士论文，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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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陈诗启：《中国近代海关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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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卢海鸣：《海关蜕变年代：任职海关四十二载经历》，台北：雨利美术印刷有限公司，199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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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任智勇：《晚清海关与财政：以海关监督为中心》，北京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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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詹庆华：《全球化视野：中国海关洋员与中西文化传播》，北京：中国海关出版社，2008年，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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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陈诗启：《中国近代海关史》；何伟亚（James Hevia）：《英语的课业：19世纪中国的帝国主义教程》，达拉谟，北卡罗来纳州：杜克大学出版社，2004年；毕可思（Robert Bickers）：《争夺中国：1832年到1911年间的外来侵略》，伦敦：艾伦莱恩出版社，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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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詹姆斯·费希尔（James Fichter）：《帝国冲突与合作：19世纪中期在亚洲和中东地区的中法关系》，剑桥大学世界史学术研讨会，2011年1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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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费正清（John Fairbank）：《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64年，第4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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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周锡瑞（Joseph Esherick）：《哈佛在中国：帝国主义的辩护》，载《亚洲问题学者通报》，第4期，1972年12月；何伟亚：《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达拉谟，北卡罗来纳州：杜克大学出版社，199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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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布里斯托大学有专门网址：Http://www.bris.ac.uk/history/customs，致力于中国海关史的研究。关于海关档案目录，参见Http://www.bris.ac.uk/history/customs/resources/archive.html。至于更广的参考书目，参见Http://www.bris.ac.uk/history/customs/customsbibliograph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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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参见注释12提到的参考书目。例如庆丕（Paul King）：《在中国海关服务——四十七年的亲身经历》，伦敦：T. 费希尔·昂温出版, 1924年；帕尔（John Pal）：《上海传奇》，伦敦：贾罗尔德出版社，1963年；戴理尔（W. F. Tyler）：《在中国牵线》，伦敦：康斯塔博出版公司，1929年；文林士（C. A .S. Williams）：《给中国的献词》，伦敦：文学服务与生产有限公司，1969年；夏士德：《船夫的微笑》，伦敦：查托和温德斯出版社，1959年；敖邱（C. S. Archer）：《中国的仆人》，伦敦：柯林斯出版社，1946；敖邱：《返回汉口》，伦敦：柯林斯出版社，1941年；黄清浔：《海关岁月：我的终身职业》，台湾“中研院”近代史所图书馆未刊打印稿；林乐明：《海关服务三十五年回忆录》；卢海鸣：《海关蜕变年代：任职海关四十二载经历》，台北：玉里，1993年；阿林敦（L.C.Arlington）：《青龙过眼：一个在中国政府机构服务50年的外国人的经历》，伦敦：康斯塔博出版公司，193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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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除了注释12提到的海关出版物的参考书目外，还可参见魏尔特（Stauley Wright）：《赫德与中国海关》，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出版社，1952年；魏尔特：《辛亥革命以来中国海常关税的征收及支配》，上海：海关总税务司署造册处，1927年；罗贯中著，邓罗（C. H. Brewitt-Taylor）译：《三国演义》，丝绸塔出版社，2008年）；夏士德（G. R. Worcester）：《长江上的帆船和舢板》，安纳波利斯，马里兰州：海军学院出版社，1972年；威妥玛（Thomes Wade）：《语言自迩集》，上海：别发印书局，1905年；阿理嗣（J. A. Van Aalst），《中国音乐》，上海：总税务司署统计科，1884年；丁韪良（W. A. P. Martin），《花甲记忆》，爱丁堡: 奥利芬特，安德森和费里尔出版社，1900年；马士（H. B. Morse）：《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伦敦：郎曼格林出版公司，1910-1918年；夏德（Friedrich Hirth）：《大秦国全录》，上海：别发洋行，1885年；帛黎（A. T. Piry），《圣谕广训》，上海，1879年；艾约瑟（Joseph Edkins）：《中国通货》，上海：美华书馆, 1901年；费妥玛（T.T.H. Ferguson）：《现代中国的灵魂：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阿姆斯特丹：凡坎彭出版社（van Kampen），192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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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陈霞飞、韩荣芳主编：《中国海关密档，1874-1907》，北京：外文出版社，1990-199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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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例如，海关职员的后代会在海关项目网址上（Http://www.bris.ac.uk/history/customs/discussionboard.htm.）留下信息。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和我分享了关于他父亲在中国生活经历的故事；费莉希蒂·萨默斯·依芙（Felicity Somers Eve）向我展示了她的祖父韩得善（D.M.Henderson）的有关文献，韩得善曾为中国建设了很多灯塔；傅锜华（Yee Wah Foo）告诉了我很多有关她的祖父傅秉常（Fu BingChang）和海关的往事；菲利普·包令（Philip Browring）和我分享了对他高祖约翰·包令（John Bowring）的想法及所写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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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可参见安东尼·瑞德（Anthony Reid）：《东南亚的贸易时代（1450-1680年）》，第2卷，纽黑文，康涅狄格州：耶鲁大学出版社，1988-1993年；王赓武和吴振强主编：《过渡时期的海洋中国（1750-1850年）》，威斯巴登
:奥托·哈拉索维茨出版社，2004年；毕可思：《1932年的石碑山：灯塔阴影里的生与死》，载《省级中国》（Provincial China），200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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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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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戴瓦·索贝尔（Dava Sobel）：《经度：寻找地球刻度的人》，伦敦：企鹅出版社，195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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