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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来潮去：海关与中国现代性的全球起源 第一章 变色龙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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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经常发现，往往当司法的正确性蛰伏，而最高权力的问题未被太尖锐地提出时，政治关系会发展得最为顺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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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梅里亚姆（C. F. Merri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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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它的起初 因为总税务司署吸取的是外国的特质而非本土的， 然而很快的，因为它本身混合性质中就有股与生俱来的活力，这个机构逐渐的和它的创始者分开来了，并且以意外的重力，越来越变成为一个中国的机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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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德（Robert Hart），18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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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1年咸丰皇帝死后的一场宫廷政变，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1]在1850年，一个名为爱新觉罗·奕詝的满族人，在其19岁时登基，年号“咸丰”，寓意“普天之下，丰衣足食”。但在他执政的十年中，这吉祥的年号，却依然使他不可避免地沦为一个十分悲剧的天子。在基督精神的感召之下，太平天国运动在1851年于广西省爆发，此后成千上万的人开始远征，从遥远的南方向北打到长江流域，他们于1853年在南京建立了新都。这场运动造成了数百万人的死亡，并在咸丰皇帝死后三年仍未平息。另外还有一场捻军运动，尽管它距离北京更近，但相较于太平天国，它相对没有那么残忍，在理念上也不那么有威胁性，它的起因是清政府不能有效治理黄河洪灾。到了1860年，在额尔金勋爵（Lord Elgin）和葛罗男爵（Baron Gros）的指挥下，由英国和它的伙伴法国组成的约两万人的联合军队在天津登陆。[2]他们一路攻入北京，火烧圆明园并将其洗劫一空，借此惩罚清政府不仅扣押了56名英、法人质，还将其中近半数人杀害的行为。咸丰皇帝在同年春天才刚目睹长江下游最后一支重要武装力量被太平军打败，而在英法联军放火烧了圆明园后，他逃亡到了热河的承德避暑山庄，借口宣称此行是为了祭祀北方皇陵中的列祖列宗。但事实上，他可能更害怕的是英法联军会杀了他并推翻清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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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他三十岁生日之后数周，咸丰皇帝于1861年8月22日死于羞愧和精疲力竭。就像其他失败的帝王一样，历史谴责他，说他不理朝政，在承德只顾听戏，沉迷女色。临死前，他指定他的独子——爱新觉罗·载淳为皇位继承人。因为载淳年仅5岁，咸丰还设立了顾命八大臣来辅佐幼帝，总摄朝政，并由肃顺总领。肃顺行事有效且刚正严谨，时任户部尚书、御前大臣、协办大学士。也许是为了制约顾命大臣的权力，咸丰皇帝特别规定，任何以幼帝名义颁布的诏书，必须经过两宫太后戳盖“御赏”和“同道堂”两枚御印方能生效，这两位太后分别是咸丰的正宫皇后慈安太后，以及载淳的生母——大名鼎鼎的慈禧太后。慈禧由于过于活跃，曾协助咸丰皇帝处理国家政务，所以颇具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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肃顺是一个强硬派，他深信只有对那些滥竽充数的官员、胆小懦弱的将领、腐败成风的商人以及贪得无厌的外国人采取强硬的“回归基本”的做法，清王朝的命运才能起死回生。[3]他认为一旦万事回归原位，大家各司其职，一切就会变好。他拒绝对英法做出任何妥协与让步，也严厉打击从紧急财政举措中谋取私利的户部官员。在鸦片战争之后的议和期间，当谈判大臣耆英被英国翻译官揭发其欺谩事迹之后，仓皇逃离天津，肃顺则力主将他处决。两宫太后和其支持者认为，既然咸丰皇帝的遗嘱指示所有诏书必须要经过两宫太后戳盖御印，这就表示两宫太后还应当可以垂帘听政。对于这样的提议，肃顺予以反对，认为此举有违先例。作为顾命八大臣之首，肃顺还掌管着宫廷开销。在北京流传着未经证实的控诉，说他想把两位太后饿死。[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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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新觉罗·奕䜣，即众所周知的恭亲王，是咸丰皇帝的异母弟，慈禧联合他一起发动政变，推翻了顾命大臣摄政。[5]恭亲王有他造反的理由，因为肃顺逮捕了一些他的党羽，并且阻止他到承德与濒死的咸丰见面。更甚者，他还被排除在顾命大臣之外。恭亲王从小与咸丰帝一同长大，在咸丰逃往承德时，他被留在北京处理政务，并负责与英法方面进行和谈。他得出一个结论：联军并不想推翻清王朝，他们的目的只是想做贸易。欧洲人坚持进入京城的原因是：一来，希望皇帝能接见他们以表示诚意； 二来，这被英军视为是对他们在一年前遭受的挫败而实施的象征性报复。一项新的贸易条约——《天津条约》1858年签订，但是一年之后，蒙古将军僧格林沁却羞辱性地驱逐换约舰队，在此过程中，击毁了4艘昂贵的英国炮艇。这一举动触怒了英法两国，致使他们集结大量军力入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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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历史上，统治者的死亡常常让某个关键人物趁机强力执行一些会带来激进改变的政策，这在辛酉政变中得到了证实。1861年11月2日，在护送咸丰帝灵柩回京途中，恭亲王和慈禧太后趁机联手推翻了顾命大臣。两宫皇太后在主要的队伍回到北京的前一晚上，率先赶回京城。 他们与恭亲王利用肃顺不在的机会（因为他必须守着灵柩），夺走了控制权。他们颁布诏书，宣布顾命八大臣的罪状，包括处理外交事务失败，反对两位皇太后，以及阻碍咸丰帝表达出来想与他的兄弟恭亲王见面的愿望。顾命八大臣被逮捕，而且在某一份上呈的奏折中提到，这些大臣在咸丰失去行为能力时，在没有亲王在场见证的情况下，代写皇帝遗诏，着实有违先例。肃顺还被指控违背先帝遗愿，剥夺了两宫太后与顾命大臣共同摄政的权力。[6]肃顺被当众断手足兼斩首，屈辱地死去。另两位大臣被赐自尽，相比肃顺，这是轻一级的惩罚了。其余顾命大臣则被流放内地。此后，恭亲王成为唯一的议政王，同时主持总理衙门，这是在该年初清朝特设的一个处理与欧洲各国外交事务的中央机构。[7]他还被任命掌管内务府。[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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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亲王推出了一系列的新政策。除了认可《天津条约》外，他还在肃顺时已开始选拔汉族官员政策的基础上，擢升了更多的汉族官员进入高层。在1860年，当清廷的常规军队无法封锁太平军向东扩散之后，重新控制长江中下游的重任就落在了像曾国藩、李鸿章等汉族官员的身上。[9]这些官员在他们的家乡训练新军，曾国藩官至两江总督，总管江苏、安徽、江西三省的军民政务，李鸿章则任江苏巡抚。恭亲王还建立了北京神机营，它是从八旗军中挑选精英所组成，并配备有当时最好的枪炮武器。他提出了“自强”的口号，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的练兵方法和制造技术，以提升大清实力。为了让世人明白一番新的气象已经展开，载淳的年号“祺祥”被改为“同治”，与儒家经典《尚书》中所说的“为善不同，同归于治”不无关系。它呼吁大清团结一心，重整旗鼓，同时也激励年幼的皇帝尽其所能。[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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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太后迅速占据两宫的主导地位，而她与恭亲王奕䜣之间的关系并不稳定。在1865年攻克了太平天国都城天京（今南京）后不久，恭亲王因遭人弹劾而首次被谴责，短暂地被革职。后来在1884年中法战争期间，恭亲王又被指控领导无方、任人唯亲，在幼帝面前傲慢无礼，[11]因此被罢免一切职务，完全脱离了权力中心。尽管奕䜣的影响在自强运动（洋务运动）的最后十年有所减少，但他对这个运动的影响力却十分深远。虽然后世中国史家把以上这些事件推崇为中国历史上伟大的儒家复兴运动之一，[12]但它非法性的污点从未完全消失过。如果说镇压太平天国是保护儒家思想，那么在清王朝岌岌可危的情况下，慈禧太后和恭亲王的联手行动则是不惜违反先例，执意要创设新的机构（如在贸易治理方面）和推行新的政策，来处理包括中西关系及满汉关系等事宜。他们的做法证明，危机使激进的措施合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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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海关是辛酉政变的受惠者。小刀会于1853年占领了上海县城，赶跑了清朝官员。面对这种情况，英国官员认为，只有他们在不取代清朝官员的前提下做出适当的介入，才能帮助重建贸易秩序。英法美三国在1854年各派一名代表，在试行基础上，进入了江海关，帮办海关税务。事实证明，这个尝试是值得的。即使清军和英法联军在北方战事连连，上海贸易仍在继续，并为国家增加了大量财政税收。辛酉政变后，恭亲王把该模式固定了下来，并颁布诏书，推广至全国所有开放口岸，正式任命一位总税务司来管理各海关所雇用的外籍税务司以及其他外国职员。海关的成立，十分符合恭亲王打算从北京来对洋务做统筹控制的目的，让地方官员少插手洋务，因为他认为这些官员只会惹麻烦，还酿成几乎导致清朝覆灭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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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追溯了从1854年到1864年的海关史，海关总税务司署在1864年被命令永久设在北京。若不是因为有太平天国运动造成的混乱，咸丰皇帝死后政局的动荡，以及恭亲王在慈禧太后支持下对国内外政策方向进行的调整，海关难以形成。然而，如果说这些特别的时刻造就了海关诞生的有利条件，它的出现则反映了更广和更深的历史性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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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毋庸置疑的是，当英国人在19世纪早期出现在中国沿海时，他们决心要改变当时贸易的方式以及国家之间的根本关系。如果必要的话，他们会不惜采用武力手段，甚至对某一些人来说，武力还是他们的首选。然而从海关的成立，也可以看出英国人渐渐意识到他们对中国权力的影响力是有限的，他们甚至有过度暴露的风险。英法联军或许可以轻而易举地打赢许多战争，但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他们并没有足够的兵力来巩固胜利，或永久性地占领一座城市，更别说去占领大片领土。无论是克里米亚战争、印度民族起义还是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问题，都在提醒着他们实力的有限性。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在对手强烈的抵抗下，他们对广州的占领仅能勉强维持。[13]僧格林沁在天津的英勇事迹以及英法人质被杀的事件，更加提醒着他们过度扩张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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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于1860年后摈弃了在清政府与太平天国内战中所持的中立政策。不但传教士和社会舆论对太平天国越来越厌恶，此时它已经威胁到了英方的贸易利益。对英法两国来说，海关正可以让他们卸除自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所担负的清朝对外贸易的正式管理及征税的责任。这两国发现自己并不能有效地承担起这项任务。尽管大英帝国皇家海军会继续维持它在中国的驻地，[14]但海关的存在，可以让清政府负责英方念兹在兹的新贸易秩序上面的开销。所以就本质上来看，英国把贸易的管理外包给了海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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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关的建立与一群涉华事务英国人的主流态度的转变也息息相关。在参与发动鸦片战争的英国人里面，就算不是全部，一大部分都是恃强凌弱的帝国主义者，希望征服中国，并从中获利。[15]鸦片战争后英国外交和领事机构在中国沿海的建立，结合了19世纪30-40年代震惊英国的改革运动，使一种霸道的自由主义得以诞生。它的支持者们认为像清朝这样的政府已经落后到了不可挽救的境地，所以他们随时愿意动用武力来促成他们想要的改变。但随着英法两国用军队施压的局限性渐渐显现，军事干预的吸引力大不如前。一些英国人开始反对使用武力，希望寻求和平解决，并对中国传统以及清朝官员表现出更多尊重。这成为了海关中的主流态度，而我将通过讨论从李泰国（Horatio Lay）到赫德的这个过渡，来说明这一点。他们两位中的前者是海关先驱，而后者则在太平天国叛乱后的数十年中，把海关建设成了一个重要的官僚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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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把海关的产生放在中国区域竞争的背景之下来讨论。海关通常对于上海及长江下游地区的官员及商人更具吸引力。他们希望能够打破长久以来由广东人主导海外贸易的局面，而且这种局面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并没有完全改变。事实上广东人在这个时候已经试图夺取上海外贸的控制权。长江下游地区的官商想要阻止这种局面，不仅仅因为他们想要自己的地区从进出口贸易中获利，还因为他们视贸易的收入为领导对抗太平天国的重要财政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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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是持帝国主义的人，还是倡导共治论的人，都将海关描述为一个全新的尝试。尽管这一点可以从多个面向体现出来，但以在中国海关雇用外国税务司这一点上为最。平心而论，海关是奠基在榷关网络之上，并承袭它的一些业务。这个网络在盛清期间有过更大的扩张，而海关一开始顶多只是清朝整个榷关体系中收费站点的一部分而已，直到海关本身变为一个强大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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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将海关称之为“变色龙”，这是因为它具有混合的特质，使它在与不同人对话时，能显现出不同的特性。对于西方人来说，它可能看上去非常西化，但对清朝官员和商人来说，也有他们认同的地方。正是这种特质，使得海关能够适应不同的世界，并将清王朝和英帝国联系在一起，从中开拓出自己的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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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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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8-1842年的鸦片战争结束以后，中英签订《南京条约》。条约第二条规定，英国应派设“领事 专理商贾事宜，与各该地方官公文往来；令英人按照下条开叙之例，清楚交纳货税、钞饷等费。”[16] 除了已经开放的广州以外，条约还对西方国家开放了四个新的通商口岸：福州、厦门、宁波和上海。这一条款结束了由一群特许的广东商号所成立的“公行”（洋行会馆）垄断对外贸易的局面。同时还为外国人提供了治外法权（领事裁判权），中国政府无权过问他们在中国境内发生的一切诉讼，只能由各该国领事，按照各自的法律进行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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