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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布里斯托大学有专门网址：Http://www.bris.ac.uk/history/customs，致力于中国海关史的研究。关于海关档案目录，参见Http://www.bris.ac.uk/history/customs/resources/archive.html。至于更广的参考书目，参见Http://www.bris.ac.uk/history/customs/customsbibliograph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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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参见注释12提到的参考书目。例如庆丕（Paul King）：《在中国海关服务——四十七年的亲身经历》，伦敦：T. 费希尔·昂温出版, 1924年；帕尔（John Pal）：《上海传奇》，伦敦：贾罗尔德出版社，1963年；戴理尔（W. F. Tyler）：《在中国牵线》，伦敦：康斯塔博出版公司，1929年；文林士（C. A .S. Williams）：《给中国的献词》，伦敦：文学服务与生产有限公司，1969年；夏士德：《船夫的微笑》，伦敦：查托和温德斯出版社，1959年；敖邱（C. S. Archer）：《中国的仆人》，伦敦：柯林斯出版社，1946；敖邱：《返回汉口》，伦敦：柯林斯出版社，1941年；黄清浔：《海关岁月：我的终身职业》，台湾“中研院”近代史所图书馆未刊打印稿；林乐明：《海关服务三十五年回忆录》；卢海鸣：《海关蜕变年代：任职海关四十二载经历》，台北：玉里，1993年；阿林敦（L.C.Arlington）：《青龙过眼：一个在中国政府机构服务50年的外国人的经历》，伦敦：康斯塔博出版公司，193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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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除了注释12提到的海关出版物的参考书目外，还可参见魏尔特（Stauley Wright）：《赫德与中国海关》，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出版社，1952年；魏尔特：《辛亥革命以来中国海常关税的征收及支配》，上海：海关总税务司署造册处，1927年；罗贯中著，邓罗（C. H. Brewitt-Taylor）译：《三国演义》，丝绸塔出版社，2008年）；夏士德（G. R. Worcester）：《长江上的帆船和舢板》，安纳波利斯，马里兰州：海军学院出版社，1972年；威妥玛（Thomes Wade）：《语言自迩集》，上海：别发印书局，1905年；阿理嗣（J. A. Van Aalst），《中国音乐》，上海：总税务司署统计科，1884年；丁韪良（W. A. P. Martin），《花甲记忆》，爱丁堡: 奥利芬特，安德森和费里尔出版社，1900年；马士（H. B. Morse）：《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伦敦：郎曼格林出版公司，1910-1918年；夏德（Friedrich Hirth）：《大秦国全录》，上海：别发洋行，1885年；帛黎（A. T. Piry），《圣谕广训》，上海，1879年；艾约瑟（Joseph Edkins）：《中国通货》，上海：美华书馆, 1901年；费妥玛（T.T.H. Ferguson）：《现代中国的灵魂：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阿姆斯特丹：凡坎彭出版社（van Kampen），192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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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陈霞飞、韩荣芳主编：《中国海关密档，1874-1907》，北京：外文出版社，1990-199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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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例如，海关职员的后代会在海关项目网址上（Http://www.bris.ac.uk/history/customs/discussionboard.htm.）留下信息。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和我分享了关于他父亲在中国生活经历的故事；费莉希蒂·萨默斯·依芙（Felicity Somers Eve）向我展示了她的祖父韩得善（D.M.Henderson）的有关文献，韩得善曾为中国建设了很多灯塔；傅锜华（Yee Wah Foo）告诉了我很多有关她的祖父傅秉常（Fu BingChang）和海关的往事；菲利普·包令（Philip Browring）和我分享了对他高祖约翰·包令（John Bowring）的想法及所写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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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可参见安东尼·瑞德（Anthony Reid）：《东南亚的贸易时代（1450-1680年）》，第2卷，纽黑文，康涅狄格州：耶鲁大学出版社，1988-1993年；王赓武和吴振强主编：《过渡时期的海洋中国（1750-1850年）》，威斯巴登
:奥托·哈拉索维茨出版社，2004年；毕可思：《1932年的石碑山：灯塔阴影里的生与死》，载《省级中国》（Provincial China），200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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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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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戴瓦·索贝尔（Dava Sobel）：《经度：寻找地球刻度的人》，伦敦：企鹅出版社，195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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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来潮去：海关与中国现代性的全球起源 第一章 变色龙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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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经常发现，往往当司法的正确性蛰伏，而最高权力的问题未被太尖锐地提出时，政治关系会发展得最为顺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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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梅里亚姆（C. F. Merri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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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它的起初 因为总税务司署吸取的是外国的特质而非本土的， 然而很快的，因为它本身混合性质中就有股与生俱来的活力，这个机构逐渐的和它的创始者分开来了，并且以意外的重力，越来越变成为一个中国的机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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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德（Robert Hart），18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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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1年咸丰皇帝死后的一场宫廷政变，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1]在1850年，一个名为爱新觉罗·奕詝的满族人，在其19岁时登基，年号“咸丰”，寓意“普天之下，丰衣足食”。但在他执政的十年中，这吉祥的年号，却依然使他不可避免地沦为一个十分悲剧的天子。在基督精神的感召之下，太平天国运动在1851年于广西省爆发，此后成千上万的人开始远征，从遥远的南方向北打到长江流域，他们于1853年在南京建立了新都。这场运动造成了数百万人的死亡，并在咸丰皇帝死后三年仍未平息。另外还有一场捻军运动，尽管它距离北京更近，但相较于太平天国，它相对没有那么残忍，在理念上也不那么有威胁性，它的起因是清政府不能有效治理黄河洪灾。到了1860年，在额尔金勋爵（Lord Elgin）和葛罗男爵（Baron Gros）的指挥下，由英国和它的伙伴法国组成的约两万人的联合军队在天津登陆。[2]他们一路攻入北京，火烧圆明园并将其洗劫一空，借此惩罚清政府不仅扣押了56名英、法人质，还将其中近半数人杀害的行为。咸丰皇帝在同年春天才刚目睹长江下游最后一支重要武装力量被太平军打败，而在英法联军放火烧了圆明园后，他逃亡到了热河的承德避暑山庄，借口宣称此行是为了祭祀北方皇陵中的列祖列宗。但事实上，他可能更害怕的是英法联军会杀了他并推翻清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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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他三十岁生日之后数周，咸丰皇帝于1861年8月22日死于羞愧和精疲力竭。就像其他失败的帝王一样，历史谴责他，说他不理朝政，在承德只顾听戏，沉迷女色。临死前，他指定他的独子——爱新觉罗·载淳为皇位继承人。因为载淳年仅5岁，咸丰还设立了顾命八大臣来辅佐幼帝，总摄朝政，并由肃顺总领。肃顺行事有效且刚正严谨，时任户部尚书、御前大臣、协办大学士。也许是为了制约顾命大臣的权力，咸丰皇帝特别规定，任何以幼帝名义颁布的诏书，必须经过两宫太后戳盖“御赏”和“同道堂”两枚御印方能生效，这两位太后分别是咸丰的正宫皇后慈安太后，以及载淳的生母——大名鼎鼎的慈禧太后。慈禧由于过于活跃，曾协助咸丰皇帝处理国家政务，所以颇具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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肃顺是一个强硬派，他深信只有对那些滥竽充数的官员、胆小懦弱的将领、腐败成风的商人以及贪得无厌的外国人采取强硬的“回归基本”的做法，清王朝的命运才能起死回生。[3]他认为一旦万事回归原位，大家各司其职，一切就会变好。他拒绝对英法做出任何妥协与让步，也严厉打击从紧急财政举措中谋取私利的户部官员。在鸦片战争之后的议和期间，当谈判大臣耆英被英国翻译官揭发其欺谩事迹之后，仓皇逃离天津，肃顺则力主将他处决。两宫太后和其支持者认为，既然咸丰皇帝的遗嘱指示所有诏书必须要经过两宫太后戳盖御印，这就表示两宫太后还应当可以垂帘听政。对于这样的提议，肃顺予以反对，认为此举有违先例。作为顾命八大臣之首，肃顺还掌管着宫廷开销。在北京流传着未经证实的控诉，说他想把两位太后饿死。[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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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新觉罗·奕䜣，即众所周知的恭亲王，是咸丰皇帝的异母弟，慈禧联合他一起发动政变，推翻了顾命大臣摄政。[5]恭亲王有他造反的理由，因为肃顺逮捕了一些他的党羽，并且阻止他到承德与濒死的咸丰见面。更甚者，他还被排除在顾命大臣之外。恭亲王从小与咸丰帝一同长大，在咸丰逃往承德时，他被留在北京处理政务，并负责与英法方面进行和谈。他得出一个结论：联军并不想推翻清王朝，他们的目的只是想做贸易。欧洲人坚持进入京城的原因是：一来，希望皇帝能接见他们以表示诚意； 二来，这被英军视为是对他们在一年前遭受的挫败而实施的象征性报复。一项新的贸易条约——《天津条约》1858年签订，但是一年之后，蒙古将军僧格林沁却羞辱性地驱逐换约舰队，在此过程中，击毁了4艘昂贵的英国炮艇。这一举动触怒了英法两国，致使他们集结大量军力入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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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历史上，统治者的死亡常常让某个关键人物趁机强力执行一些会带来激进改变的政策，这在辛酉政变中得到了证实。1861年11月2日，在护送咸丰帝灵柩回京途中，恭亲王和慈禧太后趁机联手推翻了顾命大臣。两宫皇太后在主要的队伍回到北京的前一晚上，率先赶回京城。 他们与恭亲王利用肃顺不在的机会（因为他必须守着灵柩），夺走了控制权。他们颁布诏书，宣布顾命八大臣的罪状，包括处理外交事务失败，反对两位皇太后，以及阻碍咸丰帝表达出来想与他的兄弟恭亲王见面的愿望。顾命八大臣被逮捕，而且在某一份上呈的奏折中提到，这些大臣在咸丰失去行为能力时，在没有亲王在场见证的情况下，代写皇帝遗诏，着实有违先例。肃顺还被指控违背先帝遗愿，剥夺了两宫太后与顾命大臣共同摄政的权力。[6]肃顺被当众断手足兼斩首，屈辱地死去。另两位大臣被赐自尽，相比肃顺，这是轻一级的惩罚了。其余顾命大臣则被流放内地。此后，恭亲王成为唯一的议政王，同时主持总理衙门，这是在该年初清朝特设的一个处理与欧洲各国外交事务的中央机构。[7]他还被任命掌管内务府。[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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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亲王推出了一系列的新政策。除了认可《天津条约》外，他还在肃顺时已开始选拔汉族官员政策的基础上，擢升了更多的汉族官员进入高层。在1860年，当清廷的常规军队无法封锁太平军向东扩散之后，重新控制长江中下游的重任就落在了像曾国藩、李鸿章等汉族官员的身上。[9]这些官员在他们的家乡训练新军，曾国藩官至两江总督，总管江苏、安徽、江西三省的军民政务，李鸿章则任江苏巡抚。恭亲王还建立了北京神机营，它是从八旗军中挑选精英所组成，并配备有当时最好的枪炮武器。他提出了“自强”的口号，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的练兵方法和制造技术，以提升大清实力。为了让世人明白一番新的气象已经展开，载淳的年号“祺祥”被改为“同治”，与儒家经典《尚书》中所说的“为善不同，同归于治”不无关系。它呼吁大清团结一心，重整旗鼓，同时也激励年幼的皇帝尽其所能。[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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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太后迅速占据两宫的主导地位，而她与恭亲王奕䜣之间的关系并不稳定。在1865年攻克了太平天国都城天京（今南京）后不久，恭亲王因遭人弹劾而首次被谴责，短暂地被革职。后来在1884年中法战争期间，恭亲王又被指控领导无方、任人唯亲，在幼帝面前傲慢无礼，[11]因此被罢免一切职务，完全脱离了权力中心。尽管奕䜣的影响在自强运动（洋务运动）的最后十年有所减少，但他对这个运动的影响力却十分深远。虽然后世中国史家把以上这些事件推崇为中国历史上伟大的儒家复兴运动之一，[12]但它非法性的污点从未完全消失过。如果说镇压太平天国是保护儒家思想，那么在清王朝岌岌可危的情况下，慈禧太后和恭亲王的联手行动则是不惜违反先例，执意要创设新的机构（如在贸易治理方面）和推行新的政策，来处理包括中西关系及满汉关系等事宜。他们的做法证明，危机使激进的措施合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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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海关是辛酉政变的受惠者。小刀会于1853年占领了上海县城，赶跑了清朝官员。面对这种情况，英国官员认为，只有他们在不取代清朝官员的前提下做出适当的介入，才能帮助重建贸易秩序。英法美三国在1854年各派一名代表，在试行基础上，进入了江海关，帮办海关税务。事实证明，这个尝试是值得的。即使清军和英法联军在北方战事连连，上海贸易仍在继续，并为国家增加了大量财政税收。辛酉政变后，恭亲王把该模式固定了下来，并颁布诏书，推广至全国所有开放口岸，正式任命一位总税务司来管理各海关所雇用的外籍税务司以及其他外国职员。海关的成立，十分符合恭亲王打算从北京来对洋务做统筹控制的目的，让地方官员少插手洋务，因为他认为这些官员只会惹麻烦，还酿成几乎导致清朝覆灭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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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追溯了从1854年到1864年的海关史，海关总税务司署在1864年被命令永久设在北京。若不是因为有太平天国运动造成的混乱，咸丰皇帝死后政局的动荡，以及恭亲王在慈禧太后支持下对国内外政策方向进行的调整，海关难以形成。然而，如果说这些特别的时刻造就了海关诞生的有利条件，它的出现则反映了更广和更深的历史性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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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毋庸置疑的是，当英国人在19世纪早期出现在中国沿海时，他们决心要改变当时贸易的方式以及国家之间的根本关系。如果必要的话，他们会不惜采用武力手段，甚至对某一些人来说，武力还是他们的首选。然而从海关的成立，也可以看出英国人渐渐意识到他们对中国权力的影响力是有限的，他们甚至有过度暴露的风险。英法联军或许可以轻而易举地打赢许多战争，但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他们并没有足够的兵力来巩固胜利，或永久性地占领一座城市，更别说去占领大片领土。无论是克里米亚战争、印度民族起义还是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问题，都在提醒着他们实力的有限性。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在对手强烈的抵抗下，他们对广州的占领仅能勉强维持。[13]僧格林沁在天津的英勇事迹以及英法人质被杀的事件，更加提醒着他们过度扩张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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