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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南京条约》中要求中英两国官员需进行直接交流，所以英国方面不得不培养一些能用中文交流的职员。这个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因为那时中文教师及汉语教科书均寥寥无几，英国的汉学家们甚至喜欢让他们自己专注于一种漫长的讨论，即汉语到底是一种怎样的语言。赫德在宁波找到了一位很好的汉语老师，他的老师认为学习中文的最好方法，就是把学生当作要参加科举考试的人，所以他的老师很快就让赫德接触了《孟子》《红楼梦》、四书五经以及康熙皇帝圣谕，等等。[112]因此赫德在中国所接受的那种语言训练，可以使他能够与清朝官员在相同的文学背景下进行交流，这对他大有裨益。李泰国的中文也很好，但他是跟郭士立学习的汉语。郭士立是传教士，他不愿意去认真看待中国的汉学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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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德以一个年轻虔诚教徒的身份来到中国，毫不令人意外的，卫斯理宗的思想对他影响深远。在赫德到中国的最初几年里，他的日记中处处充满了对传教和宗教思考的讨论，以及与宗教有关的梦的描述。以下就是一个例子，描述了赫德在受领总税务司一职后不久，所做的一个宗教性的梦。它被记录在赫德1864年4月18日的日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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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夜我做了一个最不可思议的梦。我觉得我与某个人站在阳台上望着月亮，在它的右边一群星星却奇妙地成簇聚在一起 看着这个景象，我正想着它会带来什么预兆，突然异常迅速地出现了一个小孩或婴儿：是活着的，但又像大理石。和我一起的那个人叫做威廉·斯旺顿，就在此刻，他喊道：“我的主呵，我的天（The Savior, by George）！”我也喊着“万岁”，在空中向那个婴儿跃去，呼喊着赞美上帝，心中感到极度欢腾 我觉得我仿佛真的见到了天堂，从那时起，我对救世主将会重临这一事实的真实性有了更加强烈的感受，非言辞所能表达。[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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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篇日记中，他还写道：“最近以来，我有几次在祈祷中醒来，或者在半睡半醒躺着之时感到一股愉悦，那‘完美的爱’驱走了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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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德的虔诚在中国却出现了动摇，他若继续留在英国，相信这种情况就不会发生。他接触到了像密迪乐、密妥士两兄弟（the Meadows brothers）这样的怪人。密迪乐（Thomas Meadows）曾任驻华领事馆翻译，或者说是情报官员，他的著作《关于中国政府、人民及语言等杂录》受到费正清的高度赞扬，认为它是对中国政府制度的出色研究成果。[114]密迪乐之所以写这本书，是为了驱散“英国现有对于中国的误解”。[115]他希望能够“了解这个国家的机构，知晓那些看似奇怪的行为背后深层的原因，并且了解它们普遍的动机”。[116] 密迪乐变成太平天国的支持者。他最初是在德国学习期间接触到汉语的，从此开始痴迷。在赫德任职宁波期间，他的兄弟约翰·密妥士（John Meadows）也在那里。赫德在日记里曾记录了密妥士和医疗传教士玛高温医生（Dr.MacGowan）之间的一段对话。玛高温医生强烈主张种族平等，但当密妥士问他是否会和一位黑人女子同床共枕时，玛高温迅速答道“不，不，不”。赫德欣赏“这个问题的巧妙”，并评论说“我们有时看似怀抱高尚的信仰，却并非真心”。[117]赫德虽有信仰，但他对传教士们的自以为是和伪善感到不耐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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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人在华的暴行使赫德感到震惊。他被调到英法联军占领下的广州做翻译时，在日记中记录了他所目睹的一群英法军人对一个法国水手被绑架并杀害的凶残报复行为。 他记录道：“一群法国人和一群英国人被派遣出来，我相信他们奉令在事发现场的附近对居民进行扫射。 结果有50个中国人被射杀在城门附近。”[118]在他1858年7-8月间的日记中，反映出了占领广州的英法联军是很不安稳的，他们总是被当地民间武装攻击，并遭到绑架与谋杀。[119]在1867年的一封信件中，赫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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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我们英国人是被中国人痛恨的。我们希望他们能知道我们优越的诚实和真诚——也许他们知道；但这无法掩盖一个事实，那就是就算在那些对外国人有一些了解的人里面，他们还是很讨厌英国人。英国人被认为是麻烦的制造者：我们挑起了鸦片战争；我们拿下广东；我们侵入了北京；我们烧毁了圆明园；在打击别人和制造灾难时，我们总是冲在最前面 他们没有理由不厌恶和痛恨我们。[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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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其一生，赫德都在为在华英国人树立起更加良好的形象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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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始终盘旋在赫德脑海、折磨不休的念头就是性欲。他烦闷、挣扎，将它视作追寻纯净生活、获得救赎的一大障碍。他经常试着要让自己相信他已经能够驾驭自己的情欲。在1858年7月他写道：“我正在经历一次心理变化：和以往相比我现在较少想到异性；对幻想的诱惑不感兴趣。”[121]但过一段时间后，他就会忏悔这并不属实。在1857年，他开始与一位名叫阿姚（Ayaou）的中国女子发展出一段长期的关系。接下来的6年中，她为赫德孕育了3个子女。可能是觉得中国妻子不匹配他的新身份，成为总税务司之后的赫德，断绝了与阿姚和他的孩子的所有关系。他继续支付孩子们的抚养和教育费用，但是为了不让他们碍事，赫德将他们送去英国。那些孩子在英国所受到的照顾和教育，也完全与赫德所活动的高级社交圈中的人毫无重叠。[122]阿姚对这件事没有发言权。她或者她的家人可能收到一笔钱作为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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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斩断与阿姚的情丝之后，赫德又试图努力借由遵守十诫来控制他的欲望，但是再次以失败告终。他在1864年记录道：“过去的六个月中我都是在煎熬中度过的；我那摆脱不掉的罪愆，‘沉溺女色’，日复一日地折磨着我 而现在最令我苦恼的却是我的幻想——我可以克制自己不要去做那些欢愉的事情，但我却无法克制自己不要沉溺在对它们的想象之中。”[123]在另一篇日记中，他这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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哦，女人，可爱的女人！然而这终归是对性的渴望——我担心它恐怕是那种比渴望同女人交往更加缺乏理性的激情。我喜欢有个女孩和我一起在房间里，我高兴的时候便抚弄她 在国内，一夫多妻可不行；的确，在英国这个行不通。英国女孩不会甘心，她们会彼此把眼珠挖出来，同外人私奔，使得她们的共同主子生活不胜其烦。在中国和对中国人而言 一夫多妻可以存在。要是我一直留在中国，我可能也会做中国人做的。我并不认为在中国这是不好的，我也不认为它在道德上是错的。[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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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1866年返回英国休假，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觅求一位妻子。他也的确这样做了，在那一年与北爱尔兰的赫丝特·布莱登（Hester Bredon）小姐结了婚。这段婚姻使他在后来的几年里当了一个心满意足的维多利亚时代的丈夫，住在舒适的大房子里，妻儿及仆人环绕周围，阅读、抽烟、喝红酒和拉小提琴。但是他的满足感，如果曾经存在过的话，也并没有持续很久。他和妻子后来大部分时间分居两地。[125]赫德与阿姚的关系的具体情况已无从知晓，因为他把那些记录着两人交往年份的日记撕毁了。但这段经历多多少少使他有了文化相对的倾向，他与中国子女间的血缘关系或许也让他对中国的命运有了自然而然的同情。从一个更深层的角度来说，他的宗教信仰与性欲之间的矛盾，似乎使他相信，自己也许是被神选中的人。在1864年8月，他觉得上帝似乎要交给他一个非同寻常的任务，所以用这样的诱惑来检验他：“我是否正在通过一场道德训练以让我日后可以扛起事情？要是我没有尝过这种锥心刺骨的训练，我就无法做好准备。”[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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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被任命为总税务司后，赫德花了大量时间辗转中国各地，主要是将上海模式推广到其他还没有这个模式的条约口岸。在他上任总税务司后不久，于1864年6月被召到北京，从那时起他就居住在那里，并与总理衙门的官员们频繁往来，甚至天天都有会面。基于他在中国的学习、对这个国家细微的认识，特别是对其贸易体制的了解，以及他对领事及外交事务的熟稔，使他有一个优越的立足点。文祥这位被恭亲王安排在总理衙门的一名满族官员，变成赫德所尊敬和信任的谈话对象。[127]他们的谈话内容并不仅仅局限在外交事务及贸易往来方面，而是天马行空，包括道德及民族特质，等等。文祥对他的欣赏，使赫德心生欢喜。在他的日记中，赫德记录了文祥曾对他说，可惜“（他说）我未能生为中国人，要不然我就能够讨论‘道’的原则（the principles of the Way）”。[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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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总理衙门，赫德渐渐意识到满汉关系非常微妙。有一个总理衙门官员曾经这样告诉他：“一想到有可能将当今朝廷赶走，每个汉人都会从心底感到高兴。因此，他们很乐意提出可能会引起政府和外国间麻烦之类的建议 政府的方针必须是与外国人保持最友好的关系。”[129]文祥向赫德吐露：满族人有骄逸的倾向，要是汉人想推翻清朝，对他们来说是轻而易举，所以满人要好好对待汉人。[130]这也是他和恭亲王都对汉族官员十分尊重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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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祥对汉族官员的殷勤是一个深思熟虑的政策。曾国藩和李鸿章正掌管着长江下游地区。李鸿章手下——华尔（Frederick Ward）已着手组建一支由洋人所构成的军队，配备有西方武器，并有一支炮艇舰队为后盾。对于恭亲王和文祥来说，把各国外交大臣和赫德安置在北京，是一项十分明智的政策。如果英国和当时正在统治长江下游地区的汉族官员达成了合作，在北京的满人的地位就会摇摇欲坠。最好的办法就是将汉人官员与洋人这两个群体分开，并将英国人以及其他外国官员，都安置到北京，而这不正是那些外国人所长期企求的吗？为了确保赫德对清廷的忠诚，他们甚至不嫌麻烦地刻意安排一位有几个可爱女儿的清朝官员住到赫德的隔壁。[131]他们希望赫德能为她们所吸引，最好还能讨回家做小老婆。赫德的确在他们的花园中与这些女孩深夜幽会，但并没有进一步的动作。[132]尽管刊登在伦敦《泰晤士报》上的赫德讣告称他在晚年对清王朝的支持似乎有了动摇，但在19世纪60年代，他是坚定地靠在清朝这一边的。[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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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德在1865年的日记中写了下面这段话，无疑他是想到了李泰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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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个由中国政府雇用或同中国政府有公务关系的外国人来说，有一个感性的看法，那就是基于他的职位和职责，他除履行自己因为拿了薪俸而必须尽到的职责外，在看到这个国家从外烂到内之后，还应将这个国家的拯救和重生看成有赖他的个人努力。我自己在最能帮助人的时刻，也曾经持有这个感性的观点。但是现在的我，既疲惫又沮丧，开始将这种想法搁置一边。我告诉我自己，首先对于付给我报酬的工作尽力而为；其次，在工作以外，无论是起头还是协助任何一项计划，都要在该计划看起来似乎有用、时机也成熟以及环境条件有利等情况下才进行。[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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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64年的一份总税务司通令中，他告诉下属“务必一直牢牢谨记，总税务司署是一个中国而非外国的机构，所以每一个海关关员在面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官员时，应严守分际，这样才能避免引发任何可能的冒犯和厌恶情绪”。[135]他在日记中写道：“我是站在中国人一边的，我一定尽最大所能帮助他们。”[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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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德被形容为一个极品的官僚。他强大的责任感以及孜孜不倦的工作，自然地使他想要“把由外国人组成的总税务司署鞭策成形”。[137]但他并不仅仅满足于做一台机器中的一个小齿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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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1863年7月写道：“过去五年中，我曾经常绞尽脑汁或想方设法提出某些行动方针。如果它们能实现，最终将使人们认为我的生命并非全然虚掷或一无是处。”[138]这种对于更高目标的追求，无疑源于他认为上帝将交派给他非凡任务的信念。世俗主义在19世纪的中期以强劲之姿出现，它带着一股改造世界使之更美好的奉献热诚，所以这个主义与宗教并非如一般所争论的那么不同。对于赫德来说，由于他拥护海关，并要把它变成一股做好事的力量，所以如他日记所记载的，他的当务之急，就是要学习更多“有关中国人、沿海省份、税务和为官的责任。这些都会有用处”。[139]这些就是为了上帝日后将给予的重任所做的最好的准备，也赋予一个人的生命以更厚重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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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初开始翻阅海关历史文献的时候，惊讶地发现，它们看起来更像是我在受研究生训练时所接触过的清朝档案，而非像我在英国的档案馆中所找到的那些外交的或机构的资料。尽管海关文件是用英文写就，但对于其中所用的引文，它们若不是稍微换个方式改述，就是直接引用，并且放置在内文之中。这些做法并不像英国公文的方式那样，通常都是以附件的形式加诸在后，或是仅仅提醒参照其他文件而已。赫德认为清朝的这种方式比较好。他在一份总税务司通令中规定，函文必须“自身就应当是一份完好的文件；也就是说，它本身需要包括能让人理解的所有内容，而并非还要通过参考其他文件来达成”。[140]从这些小例子可以见微知著地反映出两个事实：海关并不是从天而降；另外，尽管海关的构建在很大程度上沿袭了英国的文官路线，但它也采纳了中国官僚体制中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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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关的中文名称，也从另一个角度点出了这个在19世纪后半期所形成的机构与以往的历史有着连续性。广州、福州、宁波、上海等海关在以往曾被称为粤海关（广东海贸收费处）、闽海关（闽江收费处）、浙海关（浙/钱塘江收费处）和江海关（长江收费处）。这些都是它们的传统名称，清朝在打败了郑成功的海上王国后，于1684年重新开放了这四个口岸，并继续沿用了这些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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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往常一样，新的事物总是建立在旧的上面。我首先会对17世纪末期和18世纪（盛清时期）的长途陆上及海外贸易的崛起进行概述，随后再探讨榷关制度。我们将会清晰地了解，清朝在西方进入中国之前，就已经突破了朝贡贸易的狭隘限制，同时海关也采用了榷关的许多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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