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哦，女人，可爱的女人！然而这终归是对性的渴望——我担心它恐怕是那种比渴望同女人交往更加缺乏理性的激情。我喜欢有个女孩和我一起在房间里，我高兴的时候便抚弄她 在国内，一夫多妻可不行；的确，在英国这个行不通。英国女孩不会甘心，她们会彼此把眼珠挖出来，同外人私奔，使得她们的共同主子生活不胜其烦。在中国和对中国人而言 一夫多妻可以存在。要是我一直留在中国，我可能也会做中国人做的。我并不认为在中国这是不好的，我也不认为它在道德上是错的。[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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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1866年返回英国休假，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觅求一位妻子。他也的确这样做了，在那一年与北爱尔兰的赫丝特·布莱登（Hester Bredon）小姐结了婚。这段婚姻使他在后来的几年里当了一个心满意足的维多利亚时代的丈夫，住在舒适的大房子里，妻儿及仆人环绕周围，阅读、抽烟、喝红酒和拉小提琴。但是他的满足感，如果曾经存在过的话，也并没有持续很久。他和妻子后来大部分时间分居两地。[125]赫德与阿姚的关系的具体情况已无从知晓，因为他把那些记录着两人交往年份的日记撕毁了。但这段经历多多少少使他有了文化相对的倾向，他与中国子女间的血缘关系或许也让他对中国的命运有了自然而然的同情。从一个更深层的角度来说，他的宗教信仰与性欲之间的矛盾，似乎使他相信，自己也许是被神选中的人。在1864年8月，他觉得上帝似乎要交给他一个非同寻常的任务，所以用这样的诱惑来检验他：“我是否正在通过一场道德训练以让我日后可以扛起事情？要是我没有尝过这种锥心刺骨的训练，我就无法做好准备。”[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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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被任命为总税务司后，赫德花了大量时间辗转中国各地，主要是将上海模式推广到其他还没有这个模式的条约口岸。在他上任总税务司后不久，于1864年6月被召到北京，从那时起他就居住在那里，并与总理衙门的官员们频繁往来，甚至天天都有会面。基于他在中国的学习、对这个国家细微的认识，特别是对其贸易体制的了解，以及他对领事及外交事务的熟稔，使他有一个优越的立足点。文祥这位被恭亲王安排在总理衙门的一名满族官员，变成赫德所尊敬和信任的谈话对象。[127]他们的谈话内容并不仅仅局限在外交事务及贸易往来方面，而是天马行空，包括道德及民族特质，等等。文祥对他的欣赏，使赫德心生欢喜。在他的日记中，赫德记录了文祥曾对他说，可惜“（他说）我未能生为中国人，要不然我就能够讨论‘道’的原则（the principles of the Way）”。[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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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总理衙门，赫德渐渐意识到满汉关系非常微妙。有一个总理衙门官员曾经这样告诉他：“一想到有可能将当今朝廷赶走，每个汉人都会从心底感到高兴。因此，他们很乐意提出可能会引起政府和外国间麻烦之类的建议 政府的方针必须是与外国人保持最友好的关系。”[129]文祥向赫德吐露：满族人有骄逸的倾向，要是汉人想推翻清朝，对他们来说是轻而易举，所以满人要好好对待汉人。[130]这也是他和恭亲王都对汉族官员十分尊重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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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祥对汉族官员的殷勤是一个深思熟虑的政策。曾国藩和李鸿章正掌管着长江下游地区。李鸿章手下——华尔（Frederick Ward）已着手组建一支由洋人所构成的军队，配备有西方武器，并有一支炮艇舰队为后盾。对于恭亲王和文祥来说，把各国外交大臣和赫德安置在北京，是一项十分明智的政策。如果英国和当时正在统治长江下游地区的汉族官员达成了合作，在北京的满人的地位就会摇摇欲坠。最好的办法就是将汉人官员与洋人这两个群体分开，并将英国人以及其他外国官员，都安置到北京，而这不正是那些外国人所长期企求的吗？为了确保赫德对清廷的忠诚，他们甚至不嫌麻烦地刻意安排一位有几个可爱女儿的清朝官员住到赫德的隔壁。[131]他们希望赫德能为她们所吸引，最好还能讨回家做小老婆。赫德的确在他们的花园中与这些女孩深夜幽会，但并没有进一步的动作。[132]尽管刊登在伦敦《泰晤士报》上的赫德讣告称他在晚年对清王朝的支持似乎有了动摇，但在19世纪60年代，他是坚定地靠在清朝这一边的。[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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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德在1865年的日记中写了下面这段话，无疑他是想到了李泰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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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个由中国政府雇用或同中国政府有公务关系的外国人来说，有一个感性的看法，那就是基于他的职位和职责，他除履行自己因为拿了薪俸而必须尽到的职责外，在看到这个国家从外烂到内之后，还应将这个国家的拯救和重生看成有赖他的个人努力。我自己在最能帮助人的时刻，也曾经持有这个感性的观点。但是现在的我，既疲惫又沮丧，开始将这种想法搁置一边。我告诉我自己，首先对于付给我报酬的工作尽力而为；其次，在工作以外，无论是起头还是协助任何一项计划，都要在该计划看起来似乎有用、时机也成熟以及环境条件有利等情况下才进行。[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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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64年的一份总税务司通令中，他告诉下属“务必一直牢牢谨记，总税务司署是一个中国而非外国的机构，所以每一个海关关员在面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官员时，应严守分际，这样才能避免引发任何可能的冒犯和厌恶情绪”。[135]他在日记中写道：“我是站在中国人一边的，我一定尽最大所能帮助他们。”[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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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德被形容为一个极品的官僚。他强大的责任感以及孜孜不倦的工作，自然地使他想要“把由外国人组成的总税务司署鞭策成形”。[137]但他并不仅仅满足于做一台机器中的一个小齿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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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1863年7月写道：“过去五年中，我曾经常绞尽脑汁或想方设法提出某些行动方针。如果它们能实现，最终将使人们认为我的生命并非全然虚掷或一无是处。”[138]这种对于更高目标的追求，无疑源于他认为上帝将交派给他非凡任务的信念。世俗主义在19世纪的中期以强劲之姿出现，它带着一股改造世界使之更美好的奉献热诚，所以这个主义与宗教并非如一般所争论的那么不同。对于赫德来说，由于他拥护海关，并要把它变成一股做好事的力量，所以如他日记所记载的，他的当务之急，就是要学习更多“有关中国人、沿海省份、税务和为官的责任。这些都会有用处”。[139]这些就是为了上帝日后将给予的重任所做的最好的准备，也赋予一个人的生命以更厚重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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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陈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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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初开始翻阅海关历史文献的时候，惊讶地发现，它们看起来更像是我在受研究生训练时所接触过的清朝档案，而非像我在英国的档案馆中所找到的那些外交的或机构的资料。尽管海关文件是用英文写就，但对于其中所用的引文，它们若不是稍微换个方式改述，就是直接引用，并且放置在内文之中。这些做法并不像英国公文的方式那样，通常都是以附件的形式加诸在后，或是仅仅提醒参照其他文件而已。赫德认为清朝的这种方式比较好。他在一份总税务司通令中规定，函文必须“自身就应当是一份完好的文件；也就是说，它本身需要包括能让人理解的所有内容，而并非还要通过参考其他文件来达成”。[140]从这些小例子可以见微知著地反映出两个事实：海关并不是从天而降；另外，尽管海关的构建在很大程度上沿袭了英国的文官路线，但它也采纳了中国官僚体制中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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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关的中文名称，也从另一个角度点出了这个在19世纪后半期所形成的机构与以往的历史有着连续性。广州、福州、宁波、上海等海关在以往曾被称为粤海关（广东海贸收费处）、闽海关（闽江收费处）、浙海关（浙/钱塘江收费处）和江海关（长江收费处）。这些都是它们的传统名称，清朝在打败了郑成功的海上王国后，于1684年重新开放了这四个口岸，并继续沿用了这些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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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往常一样，新的事物总是建立在旧的上面。我首先会对17世纪末期和18世纪（盛清时期）的长途陆上及海外贸易的崛起进行概述，随后再探讨榷关制度。我们将会清晰地了解，清朝在西方进入中国之前，就已经突破了朝贡贸易的狭隘限制，同时海关也采用了榷关的许多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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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途陆上及海外贸易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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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时，清朝的经济给欧洲的旅行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杜赫德（Jean Baptiste du Halde）在他1736年出版的《中华帝国全志》中，描绘了一片无比富饶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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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内陆地区的贸易是如此发达，全欧洲都无法与之匹敌；中国各省就像许多独立的王国，以各自的产品来做互相交流，通过这种方式把数个地区的人结合起来，也使得富裕普及到全中国。湖广以及江西地区为不太富裕的地区提供大米；浙江地区则供应最好的丝绸；江南地区提供油漆、墨汁等一系列新奇的玩意；云南、陕西、山西生产铜、铁等金属，以及骡子、马匹和皮毛；福建出产糖以及最好的茶叶；四川则产植物、药材和大黄。[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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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巴罗（John Barrow）在1793年跟随马戛尔尼使团（Macartney mission）访华时也同样感到兴奋。他记录道，上海旁边、西湖岸上的城市杭州，“遍地都是商店和仓库”，“足以与伦敦最好的地区相媲美”。[142]罗伯特·福琼（Robert Fortune）在19世纪中期来到中国，收集植物品种，采购茶叶。他在自己的游记中写道：“杭州的人民”相对来说，受太平天国运动的影响较小；他们“衣着华丽，相当纨绔。除了最底层的劳动者和苦力之外，其他人都衣着光鲜，穿着由染色的丝绸、绉丝制成的华贵衣服”。[143]今日的杭州，又成了上海富豪们周末消费奢侈品的胜地：捷豹、劳斯莱斯、布加迪、玛莎拉蒂 ，劳斯莱斯还在西湖旁边的街道上设立了代理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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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若孟（Ramon Myers）和王业健指出，到18世纪时，中国的长途贸易发展已远远超越了地方传统贸易以及官方“指令型经济”（command economy）的束缚。“指令型经济”，也就是由清政府指定由某些物品来当作缴税的类种或相关事宜。[144]清朝看到了跨区域谷物、消费品、纺织业和制造业的贸易的快速扩张。[145]江南，也就是长江下游的南方地区，其棉纺织品销往四面八方。苏杭地区的工场，专工染色和轧光工艺，同时负责生产衬衫衣料、南京棉布以及鞋袜。苏州的太湖地区以及四川、山东，则盛产丝绸。通过地区间的贸易网络，茶叶和糖在全国范围内流通。糖出产于福建、广东以及有“东亚地区的加勒比”之称的台湾，而这些地方也出产柑橘。糖厂先对甘蔗进行压榨，并蒸煮残渣，之后进行过滤、提纯和结晶，再对生产出的糖块进行精炼，从而制成不同精度的糖。茶叶则产自江西、浙江和福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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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没有“出口”经济，其跨区域的贸易更为重要。但海外贸易并非因此就毫无意义。1570-1830年间，中国流入了总额为8亿两的白银，一开始是来源于日本，但后来的白银大部分都产自美洲地区。[146]中国向日本出口的货物，包括人参、大黄、白糖、兽皮、丝绸（尤其是黑丝）、乐器的琴弦、檀香木，以及少量欧式服装——因为荷兰无法满足如此大的市场需求。中国货船从日本带回了珍珠、紫铜、熟铜、军刀、做扇面所需的光滑纸张以及日式家具。中国又将这些日式家具运往马尼拉以及巴达维亚，转售给欧洲人。[147]中国向马尼拉出口的贸易，由徽商主导，货物包括丝绸、刺绣、地毯、垫子、长袍、茶叶、瓷器以及中药。销往巴达维亚的，则有绿茶、瓷器、烫金纸（马来人对此需求很大）、中药，还有餐具、托盘、茶壶等铜制品。进口物品则有银器、胡椒、丁香、肉豆蔻等香料、龟壳（用于制造玩具）、梳子、黄杨木、刀柄、鼻烟壶、檀香木、玛瑙以及琥珀。亚齐、马六甲海峡、帕塔那草坡（斯里兰卡）、暹罗的利根、安南，则是清朝商人的次要贸易地，从这些地方进口的货物，有胡椒、肉桂、燕窝、藤条以及樟脑。众所周知，清朝向欧洲出口瓷器和茶叶。在欧洲，奢侈品和手工艺制品贸易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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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海外贸易的增长，意味着它越来越难被向来控制对外贸易的朝贡制度所限制住。正如费正清的评论，1818年编纂完成的《大清会典》将外国分成两类：一类是“互市诸国”，另一类是“朝贡诸国”。前一类包括日本（日本曾是明朝的朝贡国）、柬埔寨、利戈尔、帕塔尼、丁加奴州、彭亨、吕宋岛、棉兰老岛，还有爪哇岛。而朝鲜、吐鲁番、琉球、安南（越南）以及暹罗（泰国），则是主要的朝贡国家。[148]中国对于“互市诸国”与“朝贡诸国”的区分，反映出了一个事实：包括日本，并非所有中国的邻国一致认为清朝是合法的天命继承者。[149]他们视清朝为一个来自边疆地区的暴发户民族，而不是漫长儒家传统的继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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榷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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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建立起了一个榷关网络，用它来管理跨区域贸易和国际贸易。如果说理藩部负责的是朝贡使团的接待工作，那么对榷关的监管，包括那些牵涉到国际贸易的榷关，绝大部分是落在户部身上，虽然工部也分摊了一小部分的责任。这也显示朝贡制度已经不再适用于管理贸易。正如祁美琴所指出的，榷关的历史如同其他许多同朝的机构一样，可追溯久远。[150]榷关数量在清朝时期增加到了34个，且各个榷关下面又有许多分关和卡口，分布于主要的交通干道以进行贸易管理和征税。这些主要交通路线，包括长江、京杭大运河、从北京通过山西省北部到达中亚的陆路，以及另一条从广东北部的韶关经过江西、沿赣江而进入长江的线路。另外，还包括通过四川省的贸易路线，从中原地带到淮河再通向大运河的路线，以及经过北京、蒙古和满洲段长城的陆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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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建立起的四大沿海榷关，也是这个新关税体系中的一部分。和其他榷关一样，沿海榷关也下设许多分卡。江海关下设有20余个分卡；福建的闽海关，在群山连绵、海湾和岛屿交错的千里海岸线范围内，管理着多达60个分卡。粤海关是当时最大的沿海榷关，下设7个主要分关，包括澳门、广州、潮州、海南岛的琼州以及广西的雷州等。每个分关，都控制着它们各自的卡口。[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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