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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引自魏尔特:《赫德与中国海关》,第2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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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海关总税务司通令第25号”,“海关内部调整建制之说明”,1869年11月1日,《海关总税务司通令》,第1辑,载《中国与西方》,第2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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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海关总税务司通令第3号”,“机密报告”,1868年,《海关总税务司通令》,第1辑,载《中国与西方》,第2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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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大清国海关管理章程”,附于“海关总税务司通令第25号”,“海关内部调整建制之说明”,1869年11月1日,《海关总税务司通令》,第1辑,载《中国与西方》,第2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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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大清国海关管理章程”,附于“海关总税务司通令第25号”,“海关内部调整建制之说明”,1869年11月1日,《海关总税务司通令》,第1辑,载《中国与西方》,第2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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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大清国海关管理章程”,附于“海关总税务司通令第25号”,“海关内部调整建制之说明”,1869年11月1日,《海关总税务司通令》,第1辑,载《中国与西方》,第2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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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大清国海关管理章程”,附于“海关总税务司通令第25号”,“海关内部调整建制之说明”,1869年11月1日,《海关总税务司通令》,第1辑,载《中国与西方》,第2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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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大清国海关管理章程”,附于“海关总税务司通令第25号”,“海关内部调整建制之说明”,1869年11月1日,《海关总税务司通令》,第1辑,载《中国与西方》,第2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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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大清国海关管理章程”,附于“海关总税务司通令第25号”,“海关内部调整建制之说明”,1869年11月1日,《海关总税务司通令》,第1辑,载《中国与西方》,第2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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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新关内班诫程》,上海:总税务司署造册处,187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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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新关内班诫程》,上海:总税务司署造册处,187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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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赫德致金登干”,1883年8月24日,信函1100号,载《中国海关密档》,第1卷,第886页。在英国,“public school”这个词常常误导外界,它其实是收费非常昂贵的学校, 专收十三岁到十八岁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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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文林士:《中国的符号学解和艺术动机》(Outlines of Chinese Symbolism and Art Motives),纽约:多佛出版公司(Dover),197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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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文林士:《给中国的献词》(Chinese Tribute),伦敦:文学服务与制作出版公司(Literary Services and Production Ltd.),196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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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来潮去:海关与中国现代性的全球起源 第三章 自强运动时期的海关,1870-1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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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于19世纪60年代的自强运动,是清政府试图取得西方的军事方法和技术来抵御欧洲帝国的一切运动。因此清政府在上海和福州分别建造了江南制造局和船政学堂,在南京则设立了金陵机器制造局。到了70年代,当轮船招商局和开平矿务局等一些企业建立时,自强运动的范围已经超出了军事领域。随后在80年代,又建立了上海纺织厂、电报局和漠河金矿局。到了90年代,武汉建设了一个现代钢铁工厂,中国沿海港口与腹地之间铺设了铁路,公共基础设施也开始改变城市的景观。[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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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关曾以很多种途径投身于自强运动之中。本章不可能涵盖它所有的相关举措,船钞部给中国带来的交通运输变革仅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示例。与其提出全面叙述,我不如只从海关在自强运动中所扮演的最具有指标性意义角色的一些方面着手。第一个就是海关驻伦敦办事处(London Office)的角色。正如我们所见,它不但代理海关的法律利益,也是海关人员招聘和物资采购核心。在19世纪70-80年代,它还深涉到清政府的现代军舰购置和外交事务之中。这使清朝在与日本的东亚海上军备竞赛中有着领先的开端。在1884-1885年的中法战争期间,它还代表清政府与法国进行了谈判。驻伦敦办事处为海关在欧洲提供一个重要的据点,它为海关提供了一个在政府、外交、工业和金融领域中属于高级别接触的渠道,并为中国和欧洲的政治事务牵线搭桥,这样它们就可以相互影响。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海关经常扮演重要的国际角色,例如在1894-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1911年的辛亥革命、国民党的崛起和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等事件当中,海关在所牵涉的贷款谈判中都是重要角色。驻伦敦办事处的半官方的国际性身份以及它能够寻求国际网络支持的能力,都是海关可以持续如此之久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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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把焦点从伦敦再拉回中国,以检视海关的扩张所带来的经济影响。在赫德担任总税务司期间,通商口岸的海关数量从最初的3个增加到了26个。随着海关数量的增加和它在管理中国贸易中所扮演的角色愈加吃重,其职员的数量也大有增长。通过利用海关所收集的统计数据和税务司每年所写的口岸报告中的坊间观察证据,我追踪了海关在推进中国与西方贸易中的经济影响,证据显示19世纪80年代是一个重要转折时期。在此之前,中国经济已从19世纪中期太平天国运动所造成的重创中稳健地恢复过来,它的进出口贸易额保持着平衡,白银正在回流到中国,逆转了在该世纪初期的趋势,减轻了财政压力,当然这也包括了农民的压力。人们的整体生活水平有所提高,生活费用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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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经济如弗兰克(André Gunder Frank)所说那样,开始朝着“欠发达的发展”前进。[2]一方面中国出口的茶叶和丝绸所赚取的利润下降,而进口的工业制造品和化学物品,比如纺织品和煤油,却变得更贵。 除了进口额超过了出口额之外,同时白银的价格也在下跌。对于快速工业化的日本和欧美国家而言,中国成了原棉等廉价初级产品的输出国。中国在19世纪后期因为无法发展轻工业而遭受沉重的打击。于是乎中国成为以下模式的典型例子, 即一个农业经济体系因为世界很多其他地区实行了工业化而变穷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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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自强运动中的海关来看,中国在1895年被日本打败的这颗种子早在19世纪80年代就已经埋下了。那场战败深深地震惊了中国的精英,同时也标志着日本成为亚洲主要的军事和政治强国的时刻来临。19世纪80年代代表的不仅仅是中国经济衰退的开端,还有新的帝国主义开始对中国施加影响。英国在中国和东亚的主导地位被日本、俄国、法国、甚至德国挑战。若说清朝的海军在19世纪80年代之前还比日本海军更为强大的话,这种情况在中法战争后就改变了,因为日本加强了它的海军建设而清朝却止步不前。那些称清朝在1895年时还有着强大海军力量的人,显然错了。[3] 中国萎靡的经济、列强用激烈的竞争取代国际合作、日本以经济和军事强国之姿的出现等现象,都意味着当日本开始为建立自己的殖民帝国而迈出对外侵略的步伐时,清朝则因缺乏财务实力、军事力量、国际显著性和国内凝聚力,无法抵御日本的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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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欧洲:海关驻伦敦办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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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学者都提到海关对西方知识在中国传播的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何伟亚(James Hevia)曾写道,海关是“英国的课业”的主要提供者。它一方面清除了中国人对他们自身世界的理解,又用英国的概念使他们对自身世界的理解进行“再辖域化”(reterritorializing)。[4]艾尔曼(Benjamin Elman)指出,京师同文馆是向中国传播西方科学、技术和政治经济学的渠道。它的总教习丁韪良(W.A.P.Martin)翻译了惠顿(Henry Wheaton)的《万国公法》[5]和《格物入门》。在同文馆任教的毕利干(Anatole Billequin)出版了《化学指南》。1880年赫德在英国休假期间,他注意到一系列由赫胥黎(Thomas Huxley)编辑,涵盖了物理学、自然地理学、地质学、心理学、卫生学和政治经济学的科学启蒙丛书。同文馆将它们编译成了《格致汇编》。[6]詹庆华及刘禾都同样写到了海关为中国引入欧洲思维的活动。[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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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较少人注意到知识传播的反面向,即海关在欧洲所提供的关于中国方面的资讯。海关职员参加过许多学术性组织,比如皇家地理学会、皇家统计学会、皇家亚洲学会等。他们写了大量关于中国文学、历史、地理和物质文化方面的文章和著作,也翻译过中国的小说。[8]《医学报告》引发了对热带医学日益增长的关注和兴趣。[9]马士(H.B.Morse)是一位业余的植物收藏家,他丰富了英国的皇家植物园。[10]尽管只有少数人意识到这一点,但绝大多数西方人是通过茶叶和园艺植物与中国有了最直接的接触。海关在国际博览会上组织中国的展览,这些都是成千上万人参加的宏大场合,因而也增加了欧洲人对中国的了解。[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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