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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油很快占领了大片市场。裴式楷在1892年记录，在上海过去的10年里，煤油进口从900万加仑增加到了3500万加仑。[103]粤海关税务司雷乐石（Ls.Rocher）也对煤油进口量的快速增加感到震惊，评论道：“它的廉价和方便使其用途广泛。”[104]江汉关税务司穆和德对煤油进口的增加有这样的评论：“主要是一种叫作‘德沃的灿燃’（Devoe’s Brilliant）的品牌，是种优质油，但略为易燃”，事实上，它十分易燃，以至于导致了“数次灾难性的大火”。[105]海关禁止在自己的机构场所里使用这个品牌。若是从数量上而不是从金额度来看，大米的进口量，让它成为最重要的进口商品。广州从泰国和安南进口的大米不断增加。从南京往长江再上游一点的芜湖，也成了安徽和江西的大米交易中心。[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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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奢侈品市场也出现了。镇江关税务司报告说，“玻璃窗户”在19世纪90年代被进口到镇江，即便“到目前为止只有富人在使用”。[107]粤海关税务司雷乐石称广州市场上出现了“扶手椅、沙发和弹簧床”。他认为：“在日常使用的物品中，金属正逐渐取代竹木制品。窗户插销和门闩，几乎是清一色的铁制品 当地商店和住房前，使用的都是铁门和铁栏杆。”[108]锡的用途也扩大了，几乎用来做“各种事情”，包括制造“船顶棚”，以及包装出口到北方地区的“猪油和生姜”；此外，锡还被制成“灯具和盒子”。[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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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地域差异的确是存在的。正如前文已说过的，上海并不是在它成为通商口岸之后，才一夕之间从一个小渔村跃升为中国的国际贸易中心。图3.6清晰可见，上海成为通商口岸后一直和广州保持着相对稳定的领先地位。但在19世纪80年代，上海的贸易发展呈现急速加快之势。其发生的原因应该是与当时正在进行的某些改变有关，进而直接促进长江下游地区的富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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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流域的贸易，至少在有轮船往来的地区，仍然保持稳定；但有一些城镇却因为轮船载运贸易而相对受到排挤。镇江位于长江和大运河的交汇处，长期是中国贸易网络中的一个的枢纽节点。然而即使在太平天国运动后的30年，它的人口数量仍远低于变乱之前。[110]此外，因为上海和汉口的崛起，以及轮船的普及进而增加使用沿海路径等因素，都给镇江在原有的挑战上更添困扰。镇江关税务司夏德（Friedrich Hirth）在报告中指出：“河南和山东的商人过去常来镇江，但如今他们都去了上海。”[111]镇江的当地居民十分讨厌外国人，因此曾在19世纪80年代数次洗劫小型外国社区。南京也是这种情况，它的对外贸易直到1899年才又重新开展。[112]与此相反的是，东北在发现金矿之后，反而成为了一个新兴的边疆，如同传奇的荒野西部。它之前因为是清廷的祖宗发祥地而遭长期封闭，如今清政府开放了该区域以促进经济开发，鼓励移民垦殖，猎人在此捕杀熊、虎、獭、貂和鹿等野生动物。[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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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6 1867-1895年上海、天津、广州和长江沿岸各口贸易发展趋势图 （单位：1000海关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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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强运动期间的中国贸易历史显示，中国的贸易因为深受日本和欧洲工业化的影响，而有彻底的改变。中国一方面成为了外国工业的原料供给者，另一方面进口大量棉纺织品、包括煤油在内的化工物品和东南亚廉价的大米。当然其影响并没有均衡地分散到中国各地区，仅有上海从中得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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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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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经济改变的原因不仅在于引进了蒸汽轮船本身，也在于中国各通商口岸之间有了定期的轮船服务。江汉关税务司穆和德在1892年的报告中说：“有13艘轮船在汉口和上海之间航行，5艘在宜昌和汉口之间航行。”[114]他认为，这个发展是导致长江沿线贸易复兴的原因，在某种程度上也的确如此。此外还有其他原因，例如： 更健全的港口设施，包括用以存储货物的船舱和货栈；更好的金融服务，包括西方和中国银行所提供的信用和保险业务，以及包装技术的提高，等等。裴式楷评论，“中国制品”如今可以“一种更便捷的形式出口，而且更能抵抗在航运过程中造成的损坏”。[115]世纪下半叶的交通运输变革是一系列环环相扣的改变，有些显而易见，比如大型蒸汽轮船的使用；也有些虽不易察觉但很重要，譬如浮标的安置和包装的标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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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上述的进步之外，江海关税务司裴式楷还注意到一个更新的方法也在这时候产生了，而这个方法对外国商人来说更能减少风险。裴式楷认为，在19世纪80年代之前，中国的贸易是被“那些拥有大量资本的人”所掌握的，但以后，贸易却变成依赖佣金委托的方式。“订单从国外通过电报传递，银两的价格和汇率在商品出寄前就定下来了。”裴式楷觉得这种新现象是可恶的：“佣金经纪人取代了商人诸侯”，[116]结果“造成贸易过程中尖锐的商业竞争”，损害了道德规范。[117]如果外国商人承担的风险减小，无疑就把风险转嫁给了中国的生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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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80年代之后白银对黄金汇率的大跌，与中国进出口贸易的转折息息相关。白银从19世纪70年代就开始贬值。19世纪80年代前半期它的价格虽处低点，但相对稳定，可是此后却迅速暴跌。这种情况是由于全球白银生产量的激增造成的。银产量在1860-1870年为3,900万盎司，到了19世纪的最后10年间，则增至1.61亿盎司，这必然压低了白银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118]同时，许多西方国家转而采用金本位制，英国早在1844年就已最先采用，德国利用普法战争后法国的赔款，在1870年也换成了金本位制。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世界90%以上的国家都采用了金本位制。[119]显然，对那些采用金本位制的国家而言，中国产品变得十分廉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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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国海外轮船贸易的空间布局也发生了改变。中日之间的贸易发展最为迅速，日本在1895年成为了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120]同时，欧洲大陆、美国和俄国也紧随其后。这些地区的快速工业化使他们都将中国视为其自身产品的倾销市场。如果把中国与东亚和南亚地区所有的贸易都加在一起，其总和仍然明显小于英国和中国之间的贸易。但也如滨下武志（Hamashita Takeshi）所提出的，显然，亚洲内部贸易网络的强化是中国海上贸易增加的影响因素之一。[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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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7 1863-1895年白银贬值变化趋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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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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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说中国在1830年和1860年仍分别占有世界GDP总量的30%及20%，到了1900年，这个数字已经跌至6%。[122]从相对意义上来看，中国在自强运动期间，毋庸置疑是落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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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本质上来说，清末的对外贸易本身是一种错误的模式。中国成了一个欠发达国家、一个工业产品及加工燃料——譬如煤油的倾销市场。同时，又是原棉、大豆、皮革以及其他一些初级产品的出口国。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研究者颜色论证，在19世纪80年代中国对外贸易发生变化的同时，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开始下降，而生活成本开始上升。颜色用海关职员工资的数据与一篮子的日常消费品的费用来检验分析无技术工人和有技术工人的经济财富状况，并由此总结出低收入和高收入人群的消费价格指数。[123]颜色的研究成果提出一个观点，即19世纪80年代代表着一个真正的经济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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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原本可能还会更糟，但白银贬值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却比人们预期的要小。譬如本身对白银价格相当敏感的裴式楷，就不认为白银的贬值对中国消费者会有严重的影响：“在一般的看法中，现在一两银子能买到的产品是和它过去拥有更高的英镑比价时所买的一样多 一位聪明的本地人说，现在收入为100两白银的人，可以比10年前买到更多的东西。他说对外贸易发展的趋势，在不断提高中国人的舒适水平。”[124]虽然裴式楷的观点过于乐观，但似乎有些道理。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商品的铜币价值才是重点。在太平天国运动后，银比铜的价值，曾经一度达到需要1700铜币才能兑换1两银子的顶峰。到了1895年时，银铜比价已降到约1200铜币兑换1两银子，这表示铜比银的价值上升了将近30%。[125]其结果便是白银对黄金贬值所带来的损害，被银铜比价的跌落所抑制。图3.8显示银铜交换比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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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8 1865-1895年银铜交换比价变化趋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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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银贬值以及附带的银铜比价变化还带来另外一个结果，即以白银为衡量方式的税收负担减轻了。白银贬值并未给中国带来绝对灾难性的影响的另一个原因是，大部分亚洲国家仍在使用银本位。例如日本，它是在获得甲午战争的中国赔款后，才换成了金本位。尽管荷属东印度群岛的白银是与黄金挂钩的，但印度直到1898年才开始使用金本位。只有在这之后，亚洲地区之间的贸易才显著地落后于全球贸易。[126]图3.9表示进口大米的白银价格，在该时期都还算保持了相当的稳定。由此延伸，中国食物价格的恶化并没有因为中国对进口食品的依赖加深而达到预期中的严重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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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强运动是海关历史上一个重要的阶段。在初期，赫德确保海关是一个中央集权和纪律严明的组织，凭借能够及时知晓中国以及欧洲发生的事情、能够动员专家和专业建议，让海关可以迅速和有效地应对新的机遇。因此海关处在一个极佳的位置上，得以充分利用基于国际贸易的迅速扩张、欧美和日本的工业化以及交通运输变革等所带来的历史机遇。海关虽然和大英帝国的关系密切，但它下属的驻伦敦办事处所征集的信息以及它所能号召的关系网络，对清政府也很有实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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