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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9 1867-1895年大米价格变化趋势图 （单位：1000海关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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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附于伦敦的办事处，不只让海关成为清政府和英国之间的重要连接点，甚至还使它的影响力扩散到欧洲，例如海关不断地从欧洲的权势家族中招募新成员；然而这一切若不是因为海关在扩张中国的轮船贸易中占据要角的话，它则永远不可能开辟出包括上述种种的一个权威地位。这些贸易活动为北京和地方省政府提供了急需的税收，而从贸易中获利的中外商人也形成了强大的利益共同体。虽然并不是所有的中国地区都均衡地从中受益，但有很多地区受益匪浅，尤其是上海。在分析中国并入国际贸易网络所带来的影响时，我已经指出，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基本上已经变成了初级产品的出口者和工业制品的进口者。中国为清政府不允许国内发展纺织工业的决策而付出高昂的代价。这个政策的出台，很可能是因为当时的官员们想要对家庭和手工制造业进行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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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尔曼认为中日甲午战争给人们对自强运动的理解蒙上了一层阴影。若把整个自强运动诠释成无可避免地导致清朝在中日战争中的失败，是非常有失偏颇的。本章所呈现的证据表明，19世纪80年代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时期，因为那10年间所发生的诸多事态，让清王朝和主流脱节。经济环境恶化的部分原因是发展现代轻工业的失败。中法战争期间，欧洲和清朝的政治纠缠，让清朝首当其冲而承受苦果。德国和英国都不想为清朝提供先进的海军战舰，他们唯恐此举会引起其他欧洲列强的不满。新的帝国主义意味着这些欧洲强国希望欧洲大陆维持和平，以让他们得以各自在其他地方掠夺新的殖民地。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新的帝国主义对中国造成影响比一般所认知的时间还要更早。当非洲被分割时，欧洲的帝国主义国家和日本也对东亚和东南亚地区开始进行瓜分，而这两个发展是有关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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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重要的一点是，在太平天国运动的后续时期，清朝中央领导的团结也走到了尾声。恭亲王在中法战争期间被弃于一旁。赫德认为他已“病入膏肓：结石，而且不肯进行手术治疗”。这让赫德害怕海关会“失去一个强有力的支持者”。[127]虽然恭亲王活了下来，但是他的政治生命已经结束。左宗棠死于1885年，曾国藩则于1872年去世，只剩下了李鸿章则被对立派，即以张之洞为首的清议派倾力弹劾，以全力确保李鸿章不会成为中国的俾斯麦。这显示清朝缺少政治团结，而这正是完成工业化和现代化，从而追赶上日本以及西方列强的计划所需要的。慈禧太后在任何一件事情上都颇具争议，她挑唆党派斗争以求权力平衡，对事态毫无益处。所有这一切都证明了19世纪80年代是一个至关重要的10年。然而，当时要是能够有几件事情遂清朝所愿，例如清廷在中法战争时能够及时得到镇远号和定远号，就不难想象自强运动的结果应该会比1895年的下场要好。微小的事件也可以产生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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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有关概论，见郭廷以《自强运动：寻求西方的技术》和费维恺《1870-1911年晚清帝国的经济趋向》，载费正清等主编：《剑桥中国晚清史》，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78年，第10章，第491-541页以及第11章，第2-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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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弗兰克：《不发达的发展》，载《每月评论》，第18期，196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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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艾尔曼：《海战和中国自强改革的折射》，载《现代亚洲研究》38卷，2004年第2期，283-2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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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何伟亚：《英语的课业：19世纪中国的帝国主义教程》，达拉谟，北卡罗来纳州：杜克大学出版社，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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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刘禾：《帝国的碰撞》，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08-1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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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艾尔曼：《以他们自己的方式：科学在中国（1550-1900）》，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21-3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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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詹庆华：《全球化视野：中国海关洋员与中西文化传播（1854-1950）》，北京：中国海关出版社，2008年，第3-5章；刘禾：《帝国的碰撞》，第108109页；同样参见艾尔曼：《以他们自己的方式：科学在中国（1550-1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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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詹庆华：《全球化视野：中国海关洋员与中西文化传播（1854-1950）》，第3-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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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医学报告，可在网站http://docs.lib.noaa.gov/rescue/data_rescue_china.html上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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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费正清等：《马士：海关税务司和中国历史学家》，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第118、2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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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例如，《1873年奥匈帝国维也纳博览会各通商口岸海关搜集的物品分类目录：为国际物品交换而展示》，上海：总税务司署造册处，1873年；《1884-1885年新奥尔良博览会中国展品目录》，上海：总税务司署造册处，1884年；《1878年巴黎世界博览会中国展品目录》，上海：总税务司署造册处，187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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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金登干致赫德”，1875年6月18日，信函165；“金登干致赫德”，1875年9月10日，信函193；1876年3月16日，信函244，载陈霞飞、韩荣芳主编：《中国海关密档：赫德、金登干函电汇编》，北京：外文出版社，1990-1993年，第1册，第134-135、154、188页。下文简称《中国海关密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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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金登干致赫德”，1876年3月16日，信函244，载《中国海关密档》，第1卷，第188页；魏尔特：《赫德与中国海关》，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出版社，1952年，第4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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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赫德致金登干”，1875年7月21日，信函176，载《中国海关密档》，第1卷，第144-1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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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金登干致赫德”，1884年1月4日，信函1151，载《中国海关密档》，第2卷，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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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徐中约：《海防还是塞防：1874年中国政策大辩论》，载《哈佛亚洲研究学报》，1964-1965年，第25卷，212-2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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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徐中约：《海防还是塞防：1874年中国政策大辩论》，载《哈佛亚洲研究学报》，1964-1965年，第25卷，212-2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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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樊百川：《清季的洋务新政》，上海：上海书店，2003年，第2册，第98710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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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金登干致赫德”，1874年10月30日，信函109，载《中国海关密档》，第1卷，79-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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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金登干致赫德”，1874年11月6日，信函110，载《中国海关密档》，第1卷，81-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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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理查德·赖特（Richard Wright）：《蒸汽时代的中国海军（1862-1945）》，伦敦：查塔姆出版社，2000年，第41-47页；魏尔特：《赫德与中国海关》，第4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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