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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上述的进步之外，江海关税务司裴式楷还注意到一个更新的方法也在这时候产生了，而这个方法对外国商人来说更能减少风险。裴式楷认为，在19世纪80年代之前，中国的贸易是被“那些拥有大量资本的人”所掌握的，但以后，贸易却变成依赖佣金委托的方式。“订单从国外通过电报传递，银两的价格和汇率在商品出寄前就定下来了。”裴式楷觉得这种新现象是可恶的：“佣金经纪人取代了商人诸侯”，[116]结果“造成贸易过程中尖锐的商业竞争”，损害了道德规范。[117]如果外国商人承担的风险减小，无疑就把风险转嫁给了中国的生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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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80年代之后白银对黄金汇率的大跌，与中国进出口贸易的转折息息相关。白银从19世纪70年代就开始贬值。19世纪80年代前半期它的价格虽处低点，但相对稳定，可是此后却迅速暴跌。这种情况是由于全球白银生产量的激增造成的。银产量在1860-1870年为3,900万盎司，到了19世纪的最后10年间，则增至1.61亿盎司，这必然压低了白银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118]同时，许多西方国家转而采用金本位制，英国早在1844年就已最先采用，德国利用普法战争后法国的赔款，在1870年也换成了金本位制。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世界90%以上的国家都采用了金本位制。[119]显然，对那些采用金本位制的国家而言，中国产品变得十分廉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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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国海外轮船贸易的空间布局也发生了改变。中日之间的贸易发展最为迅速，日本在1895年成为了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120]同时，欧洲大陆、美国和俄国也紧随其后。这些地区的快速工业化使他们都将中国视为其自身产品的倾销市场。如果把中国与东亚和南亚地区所有的贸易都加在一起，其总和仍然明显小于英国和中国之间的贸易。但也如滨下武志（Hamashita Takeshi）所提出的，显然，亚洲内部贸易网络的强化是中国海上贸易增加的影响因素之一。[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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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7 1863-1895年白银贬值变化趋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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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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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说中国在1830年和1860年仍分别占有世界GDP总量的30%及20%，到了1900年，这个数字已经跌至6%。[122]从相对意义上来看，中国在自强运动期间，毋庸置疑是落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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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本质上来说，清末的对外贸易本身是一种错误的模式。中国成了一个欠发达国家、一个工业产品及加工燃料——譬如煤油的倾销市场。同时，又是原棉、大豆、皮革以及其他一些初级产品的出口国。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研究者颜色论证，在19世纪80年代中国对外贸易发生变化的同时，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开始下降，而生活成本开始上升。颜色用海关职员工资的数据与一篮子的日常消费品的费用来检验分析无技术工人和有技术工人的经济财富状况，并由此总结出低收入和高收入人群的消费价格指数。[123]颜色的研究成果提出一个观点，即19世纪80年代代表着一个真正的经济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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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原本可能还会更糟，但白银贬值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却比人们预期的要小。譬如本身对白银价格相当敏感的裴式楷，就不认为白银的贬值对中国消费者会有严重的影响：“在一般的看法中，现在一两银子能买到的产品是和它过去拥有更高的英镑比价时所买的一样多 一位聪明的本地人说，现在收入为100两白银的人，可以比10年前买到更多的东西。他说对外贸易发展的趋势，在不断提高中国人的舒适水平。”[124]虽然裴式楷的观点过于乐观，但似乎有些道理。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商品的铜币价值才是重点。在太平天国运动后，银比铜的价值，曾经一度达到需要1700铜币才能兑换1两银子的顶峰。到了1895年时，银铜比价已降到约1200铜币兑换1两银子，这表示铜比银的价值上升了将近30%。[125]其结果便是白银对黄金贬值所带来的损害，被银铜比价的跌落所抑制。图3.8显示银铜交换比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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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8 1865-1895年银铜交换比价变化趋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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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银贬值以及附带的银铜比价变化还带来另外一个结果，即以白银为衡量方式的税收负担减轻了。白银贬值并未给中国带来绝对灾难性的影响的另一个原因是，大部分亚洲国家仍在使用银本位。例如日本，它是在获得甲午战争的中国赔款后，才换成了金本位。尽管荷属东印度群岛的白银是与黄金挂钩的，但印度直到1898年才开始使用金本位。只有在这之后，亚洲地区之间的贸易才显著地落后于全球贸易。[126]图3.9表示进口大米的白银价格，在该时期都还算保持了相当的稳定。由此延伸，中国食物价格的恶化并没有因为中国对进口食品的依赖加深而达到预期中的严重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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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强运动是海关历史上一个重要的阶段。在初期，赫德确保海关是一个中央集权和纪律严明的组织，凭借能够及时知晓中国以及欧洲发生的事情、能够动员专家和专业建议，让海关可以迅速和有效地应对新的机遇。因此海关处在一个极佳的位置上，得以充分利用基于国际贸易的迅速扩张、欧美和日本的工业化以及交通运输变革等所带来的历史机遇。海关虽然和大英帝国的关系密切，但它下属的驻伦敦办事处所征集的信息以及它所能号召的关系网络，对清政府也很有实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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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9 1867-1895年大米价格变化趋势图 （单位：1000海关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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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附于伦敦的办事处，不只让海关成为清政府和英国之间的重要连接点，甚至还使它的影响力扩散到欧洲，例如海关不断地从欧洲的权势家族中招募新成员；然而这一切若不是因为海关在扩张中国的轮船贸易中占据要角的话，它则永远不可能开辟出包括上述种种的一个权威地位。这些贸易活动为北京和地方省政府提供了急需的税收，而从贸易中获利的中外商人也形成了强大的利益共同体。虽然并不是所有的中国地区都均衡地从中受益，但有很多地区受益匪浅，尤其是上海。在分析中国并入国际贸易网络所带来的影响时，我已经指出，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基本上已经变成了初级产品的出口者和工业制品的进口者。中国为清政府不允许国内发展纺织工业的决策而付出高昂的代价。这个政策的出台，很可能是因为当时的官员们想要对家庭和手工制造业进行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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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尔曼认为中日甲午战争给人们对自强运动的理解蒙上了一层阴影。若把整个自强运动诠释成无可避免地导致清朝在中日战争中的失败，是非常有失偏颇的。本章所呈现的证据表明，19世纪80年代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时期，因为那10年间所发生的诸多事态，让清王朝和主流脱节。经济环境恶化的部分原因是发展现代轻工业的失败。中法战争期间，欧洲和清朝的政治纠缠，让清朝首当其冲而承受苦果。德国和英国都不想为清朝提供先进的海军战舰，他们唯恐此举会引起其他欧洲列强的不满。新的帝国主义意味着这些欧洲强国希望欧洲大陆维持和平，以让他们得以各自在其他地方掠夺新的殖民地。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新的帝国主义对中国造成影响比一般所认知的时间还要更早。当非洲被分割时，欧洲的帝国主义国家和日本也对东亚和东南亚地区开始进行瓜分，而这两个发展是有关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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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重要的一点是，在太平天国运动的后续时期，清朝中央领导的团结也走到了尾声。恭亲王在中法战争期间被弃于一旁。赫德认为他已“病入膏肓：结石，而且不肯进行手术治疗”。这让赫德害怕海关会“失去一个强有力的支持者”。[127]虽然恭亲王活了下来，但是他的政治生命已经结束。左宗棠死于1885年，曾国藩则于1872年去世，只剩下了李鸿章则被对立派，即以张之洞为首的清议派倾力弹劾，以全力确保李鸿章不会成为中国的俾斯麦。这显示清朝缺少政治团结，而这正是完成工业化和现代化，从而追赶上日本以及西方列强的计划所需要的。慈禧太后在任何一件事情上都颇具争议，她挑唆党派斗争以求权力平衡，对事态毫无益处。所有这一切都证明了19世纪80年代是一个至关重要的10年。然而，当时要是能够有几件事情遂清朝所愿，例如清廷在中法战争时能够及时得到镇远号和定远号，就不难想象自强运动的结果应该会比1895年的下场要好。微小的事件也可以产生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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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有关概论，见郭廷以《自强运动：寻求西方的技术》和费维恺《1870-1911年晚清帝国的经济趋向》，载费正清等主编：《剑桥中国晚清史》，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78年，第10章，第491-541页以及第11章，第2-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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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弗兰克：《不发达的发展》，载《每月评论》，第18期，196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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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艾尔曼：《海战和中国自强改革的折射》，载《现代亚洲研究》38卷，2004年第2期，283-2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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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何伟亚：《英语的课业：19世纪中国的帝国主义教程》，达拉谟，北卡罗来纳州：杜克大学出版社，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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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刘禾：《帝国的碰撞》，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08-1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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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艾尔曼：《以他们自己的方式：科学在中国（1550-1900）》，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21-3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