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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海关的记录中，我们看到以下因素导致了中国为何落后于那些在19世纪后期快速工业化的国家，包括德国。这些因素包括贸易结构的改变、白银对黄金比价的下跌、拒绝发展轻工业、地方主义和精英间的党派之争，以及对中国贸易的投资模式由传统权贵模式转向中产阶级形式，等等。但在继续分析之前，我必须先做一个提醒。即中国在太平天国之后的经济史已经通过海关所出版的贸易统计而被重新构建；然而，虽然这些统计数据非常珍贵，但却并不全面，因为它们仅仅记录经过通商口岸的轮船载运贸易量。虽然在自强运动期间条约口岸数量大为增加，但直到1887年在靠近九龙和澳门的边界地方设立关闸之前，海关对民船贸易仍一无所知。即便对港澳地区有了统计，海关仍不知道别处的民船贸易。造册处税务司在1904年自信地宣称，海关记录了“中国几乎全部的对外贸易”。[91]然而，直到1931年，海关贸易统计仍提示着：“大量不受海关控制的中国传统船只，仍往返于中国和外国的通商口岸和非通商口岸之间。”[92]当海关在20世纪30年代接手管理中国民船运输时，它很快就发现，就算再过多年，自己还是无法对其建立任何真正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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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另一个问题，海关依赖商人的报价而非市场的价格。从海关的角度，这项政策很有其道理。它消除了走私的动机，减少麻烦，也使强制执行变得容易。若从海关税收在这个时期迅速增长的面向来看，这个事实所说明的重点并不在于商人诚实与否，而是证明由商人报价的这项政策确实有效，特别是在缺少执行机制的环境下。不可否认，机会来临时，并非所有的商人都能抗拒减少纳税的诱惑。对于经济史家而言，这意味着要谨慎使用海关收集的贸易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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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林满红所示，自强运动早期的经济增长是由于中国丝绸和茶叶向欧美出口的快速增长。[93] 它逆转了自19世纪早期以来因为从印度进口鸦片的增加以及美洲白银供应枯竭，而导致的中国白银外流现象。相当数量的白银在1856年到1886年间回流到中国，减轻了白银危机。这也使铜币的购买力提高，绝大多数中国人在日常交易中是用它做主要媒介的。[94]其他学者，例如王玉茹、颜色、张五常等，都认为太平天国运动结束后的头20年，中国经济出现了普遍增长。[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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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个好局面在19世纪80年代有了改变，因为以往中国的主流商品，如鸦片、丝绸、茶叶等，被海关所称的“土品（Muck and truck）”商品所取代，比如棉制品、豆类、兽皮、羊毛、糖、木材、原棉和煤油等。此外，从19世纪80年代始，由于白银对黄金比价下跌，使得对外出口的商品变得便宜，而中国进口的商品则变得昂贵。由此带来的结果，便是持续且大量的贸易赤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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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展示了以海关两为单位的进出口贸易净值，在太平天国运动后稳步上升，在中法战争后则急剧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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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用原棉数据作对比，来显示中国茶叶和丝绸出口额下降的趋势。消费者偏好的改变导致茶叶价值的下跌。在1892年的十年贸易报告中，欣赏中国细致茶品的江海关税务司裴式楷讽刺地说：“中国永远没有产出能与印度红茶相比的茶叶的希望，因为现今似乎在英国只采用一个标准，即从茶的强度和每磅可冲多少加仑的水的色度来看 中国必须设法从呛鼻刺激的人工调制品中夺回普遍的英国饮茶者。”[96]中国也出口红茶，但却没有印度红茶那样的强烈冲劲。江汉关税务司穆和德（R.B.Moorhead）同意裴式楷的观点：“（英国的）贫困阶层喜欢可以冲泡两三次的廉价茶叶。”[97]他描述印度红茶是“精神提振剂”。丝绸的减少，是因为其他国家越来越有能力与中国竞争。[98]不过丝绸出口在19世纪80年代末期又复苏了，裴式楷说这是源于对“重新装包规则的从宽认定”的结果，[99]这使得在通商口岸设立缫丝厂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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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 1864-1895年中国净进口和出口贸易发展趋势图 （单位：1000海关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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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 1864-1895年原棉、生丝和茶叶出口发展趋势图 （单位：1000海关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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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增长的原棉出口量，说明了纺织工业在其他地方的兴起，尤其是日本。 这也反映出中国经济从提供产品给消费市场转变成提供初级产品给外国工业。[100]日本工业从中国进口原棉，再向中国出口棉制成品。除原棉以外，中国还出口用于制作肥料和化学工业的豆类商品，用于制作外套和鞋子的兽皮，还有用于制作衣服的羊毛，以上所有原料的出口从19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都迅速增长。[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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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再回顾进口部分时，图3.5显示，进口额在中法战争后迅速增长。从1885年起，棉制品超过了鸦片，俨然成为中国最主要的大宗进口商品。机械纺织的细纱也是一项主要进口商品，它深受中国北方、东北以及长江中游的湖南、湖北、江西和安徽等省份的土布业者所喜爱。[102]中法战争之后，从东南亚特别是泰国、法属印度支那进口的大米迅速增长，煤油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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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5 1867-1895年大米、煤油、糖、棉纱、棉货和鸦片进口发展趋势图 （单位：1000海关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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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油很快占领了大片市场。裴式楷在1892年记录，在上海过去的10年里，煤油进口从900万加仑增加到了3500万加仑。[103]粤海关税务司雷乐石（Ls.Rocher）也对煤油进口量的快速增加感到震惊，评论道：“它的廉价和方便使其用途广泛。”[104]江汉关税务司穆和德对煤油进口的增加有这样的评论：“主要是一种叫作‘德沃的灿燃’（Devoe’s Brilliant）的品牌，是种优质油，但略为易燃”，事实上，它十分易燃，以至于导致了“数次灾难性的大火”。[105]海关禁止在自己的机构场所里使用这个品牌。若是从数量上而不是从金额度来看，大米的进口量，让它成为最重要的进口商品。广州从泰国和安南进口的大米不断增加。从南京往长江再上游一点的芜湖，也成了安徽和江西的大米交易中心。[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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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奢侈品市场也出现了。镇江关税务司报告说，“玻璃窗户”在19世纪90年代被进口到镇江，即便“到目前为止只有富人在使用”。[107]粤海关税务司雷乐石称广州市场上出现了“扶手椅、沙发和弹簧床”。他认为：“在日常使用的物品中，金属正逐渐取代竹木制品。窗户插销和门闩，几乎是清一色的铁制品 当地商店和住房前，使用的都是铁门和铁栏杆。”[108]锡的用途也扩大了，几乎用来做“各种事情”，包括制造“船顶棚”，以及包装出口到北方地区的“猪油和生姜”；此外，锡还被制成“灯具和盒子”。[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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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地域差异的确是存在的。正如前文已说过的，上海并不是在它成为通商口岸之后，才一夕之间从一个小渔村跃升为中国的国际贸易中心。图3.6清晰可见，上海成为通商口岸后一直和广州保持着相对稳定的领先地位。但在19世纪80年代，上海的贸易发展呈现急速加快之势。其发生的原因应该是与当时正在进行的某些改变有关，进而直接促进长江下游地区的富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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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流域的贸易，至少在有轮船往来的地区，仍然保持稳定；但有一些城镇却因为轮船载运贸易而相对受到排挤。镇江位于长江和大运河的交汇处，长期是中国贸易网络中的一个的枢纽节点。然而即使在太平天国运动后的30年，它的人口数量仍远低于变乱之前。[110]此外，因为上海和汉口的崛起，以及轮船的普及进而增加使用沿海路径等因素，都给镇江在原有的挑战上更添困扰。镇江关税务司夏德（Friedrich Hirth）在报告中指出：“河南和山东的商人过去常来镇江，但如今他们都去了上海。”[111]镇江的当地居民十分讨厌外国人，因此曾在19世纪80年代数次洗劫小型外国社区。南京也是这种情况，它的对外贸易直到1899年才又重新开展。[112]与此相反的是，东北在发现金矿之后，反而成为了一个新兴的边疆，如同传奇的荒野西部。它之前因为是清廷的祖宗发祥地而遭长期封闭，如今清政府开放了该区域以促进经济开发，鼓励移民垦殖，猎人在此捕杀熊、虎、獭、貂和鹿等野生动物。[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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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6 1867-1895年上海、天津、广州和长江沿岸各口贸易发展趋势图 （单位：1000海关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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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强运动期间的中国贸易历史显示，中国的贸易因为深受日本和欧洲工业化的影响，而有彻底的改变。中国一方面成为了外国工业的原料供给者，另一方面进口大量棉纺织品、包括煤油在内的化工物品和东南亚廉价的大米。当然其影响并没有均衡地分散到中国各地区，仅有上海从中得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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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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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经济改变的原因不仅在于引进了蒸汽轮船本身，也在于中国各通商口岸之间有了定期的轮船服务。江汉关税务司穆和德在1892年的报告中说：“有13艘轮船在汉口和上海之间航行，5艘在宜昌和汉口之间航行。”[114]他认为，这个发展是导致长江沿线贸易复兴的原因，在某种程度上也的确如此。此外还有其他原因，例如： 更健全的港口设施，包括用以存储货物的船舱和货栈；更好的金融服务，包括西方和中国银行所提供的信用和保险业务，以及包装技术的提高，等等。裴式楷评论，“中国制品”如今可以“一种更便捷的形式出口，而且更能抵抗在航运过程中造成的损坏”。[115]世纪下半叶的交通运输变革是一系列环环相扣的改变，有些显而易见，比如大型蒸汽轮船的使用；也有些虽不易察觉但很重要，譬如浮标的安置和包装的标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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