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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海关十年报告，第1卷，第3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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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林满红：《银线：19世纪的世界与中国》，第1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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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Kris Mitchener and Hans-Joachim Voth, “Trading Silver for Gold: NineteenthCentury Asian Exports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urrency Unions,”7. http://lsb.scu.edu/_kmitchener/research/Mitchener_voth_silver%20for20%gold.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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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萧亮林：《中国对外贸易统计》，第138-1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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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滨下武志著，高淑娟等译：《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76-4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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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姚余栋：《重燃中国梦想》，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年，第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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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颜色：《中国的实际工资及其不平等（1858-1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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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颜色：《中国的实际工资及其不平等（1858-1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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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林满红：《银线：19世纪的世界与中国》，第86-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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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Mitchener and Voth, “Trading Silver for Gold”, 第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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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赫德致金登干”，1882年11月7日，信函995，载《中国海关密档》，第1卷，第7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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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来潮去：海关与中国现代性的全球起源 第四章 债券市场的兴起：海关成为收债者，1895-1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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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我曾想象如有来生，我希望转世成总统、教皇，或者是一位打击率零点四的棒球打击手。但我现在希望成为债券市场，因为那样可以恫吓每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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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斯·卡维尔（James Carville），1994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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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以往不习惯把债券市场和中国近代史连在一起。清朝异于欧洲国家，如同它之前的历代王朝，并不依赖公共借债。因为公共借债违反了清朝基本大法的原则。 所谓的“财政——军事循环”在欧洲现代国家的构建中是非常重要的，然而若企图在中国历史中寻找这个元素，将会徒劳无益。[2]但就在中日甲午战争日本索要两亿海关两的赔款后，债务市场在中国首次变得十分重要。清政府无法从现有的税收中获得足够的经费，所以只得向国际银行财团申请了三笔大的贷款。这些银行财团以发行债券来集结必要资本。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更是导致一笔更大的4.5亿海关两的赔款，它也是通过债券来融资的。中国这次是向8个入侵国家申请了一笔单一公债，这8个国家声称入侵中国是为了保护文明。在1911年辛亥革命期间， 因为各省停止向北京政府汇缴税款，所以取代了清朝的中华民国只得再一次向外国债主借贷。于是国际银行财团在1913年签署了一笔2500万的善后大借款，这也是通过发行公债来融资的。由于决定未来中国是否可以继续贷款的基础在于它是否可以维持在国际债务市场上的信誉，所以如何按时支付国外债务以保证信誉便成为历届民国政府关切的主要问题，并且对中华民国的历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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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借贷，就需要担保。由于海关提供了关于其自身的详细和公开的信息，也由于它被外界信任，所以清朝拿海关税收来做担保。除了海关之外，清政府并没有太多其他的资源可用作担保。然而伴随着每一轮财政的吃紧，中国却对海关及其税收越来越失去了控制。首先是《马关条约》的赔款，然后是庚子赔款，最后是善后大借款，这些都被纳入海关税收里需扣除的必要支出。随着中国财政危机的加深，贷款附加的条件也越来越苛刻。在为日本赔款所申请的贷款中，附带了中国政府必须保证海关组织在贷款期间维持不变的条件。又因为中国的借款超过了海关的预期税收，所以不得不把其他税收资源的行政控制权也转交给海关，其中包括了盈利最大的厘金、盐务稽核所，以及邻近条约口岸50里内的常关。西方列强也利用中国的财政困窘来榨取他们在中国修铁路和采矿的合法权，有时很直接地以这些作为贷款的附加条件，但更多的时候是间接榨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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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的辛亥革命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点，因为海关在这时候开始直接控制海关税收，它驱走了海关监督。在此之前，尽管海关税收为贷款提供了担保，但支付贷款的资金事实上来自其他渠道，并且无人对此提出质疑。但在清王朝轰然倒塌时，这就不再被认为是一个可行的程序了。在新的总税务司安格联的带领下，外交官、银行家和海关共同合作，以确保海关税款能安稳地掌握在海关手里，这样才能保证偿还贷款及其利息。这一变化导致海关不再变成赫德想要的模式，即一个为中国服务的现代性行政机构的核心；它反而成为了一个为外国债券持有者收债的代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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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海关转变成一个收债代理人，遂使它成为了一个典型的“非正式帝国”（infomal empire）机构。[3]假如以奥斯曼帝国和埃及为例，他们的债权人就不得不安插一个强制执行收债的机构，在中国却不必如此，海关本身就是现成的执行者。这一发展反映了彼得·凯恩（Peter Cain）和霍普金斯（Antony Hopkins）所指出的一股在英国兴起的所谓“绅士资本主义”潮流。“绅士资本主义”是随着英国南部绅士精英的出现而兴起的，他们通常在贵族式的独立学校接受教育，通过财政手段来维持英国的绝对优势，并且把引援军事力量视为最后迫不得已的手段，以确保其他国家履行他们的债务责任。周锡瑞（Joseph Esherick）对1911年的辛亥革命有个著名的描述，他说这个革命是“政治上的进步”，但也是“社会上的退化”。[4]依照他的观点，这场革命的进步层面在于它结束了清朝以及两千年的封建专制统治，但造成的社会退化则体现在中国的精英们通过控制当地政府及代议机构以巩固自己的地位。我认为我们必须把周锡瑞的这个看法与海关及其税收在这时期的情况相互参照，才有意义。因为海关的疏离，使得那个从革命中产生的中国无法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独立的共和国，而更像是列强的一个附庸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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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年之前对中国借贷市场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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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外国及其银行愿意给中国提供大规模的贷款呢？首先他们要能相信他们的投资可以获得相当的回报。而这份信心是建立在19世纪60年代中期的太平天国运动后，对中国的贷款已经发展出获利模式的基础之上，并且，海关的涉入也说明了早期的贷款都是建立在充足的担保之上。此后经过数十年，伦敦出现了一个小型但稳定的对中国贷款市场。要是没有它，就不能流通贷款以支付对日本的战争赔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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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外交官员、改革家和诗人等多重身份的黄遵宪，在1887年曾经这样评论：“泰西诸国，莫不有国债。时人或认为泰西各国穷兵黩武，是因为府库充裕；当发现泰西各国都有巨额债务时，又认为其府库空虚，不可持久。”[5]在解释这个说法为什么不正确时，黄遵宪指出中国与欧洲国家之间的一个很重要的区别在于，欧洲政府会预算他们的活动需要多少钱，然后在现有税收无法满足的情况之下，凭借发行债券来进行必要的融资。相比之下，清朝则控制其支出，让它保持在租税收入和储备的允许范围之内。黄遵宪继续说明，基于“在位者不能与民争利”的传统儒家教义，要清政府通过发行政府债券向公众借款是个不可能的选项。[6]黄遵宪写道，在中国历朝政治中，一个王朝如果债台高筑，便象征着恶劣的统治及其穷途末路。向公众借款这一方式，不在清朝财政运作的手段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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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早在太平天国运动前，清朝的财政已经恶化了。之后，清朝也无法把田赋的征收恢复到和过去完全一样的程度。[7]每年的田赋收入平均约在1400万到2200万库平两之间，而在太平天国运动前曾一度超过3000万库平两。[8]虽然厘金、海关关税和捐官等都带来了新的财源，但绝大部分的厘金脱离了中央的控制，而且很大一部分的厘金和海关关税都被截留在当地。[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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