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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一场2万清军与1.2万名联军的艰苦对决之后，联军在7月15日占领了天津。一位老练的英国军官拿这次的天津战役与南非的布尔战争相比，指出：“获取这个中国城市所造成的伤亡，远比任何一次在南非的战争都要重得多。”[55]在接下来的数周里，外国军队大量集结于天津，为进军北京做准备。等他们于8月14日到达北京时，发现这里已是一座被朝廷、官员和军队遗弃的城市。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先是逃到山西太原，接着又继续往西，逃到了陕西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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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是由一群怀着东方蔑视情结冲动指挥官们发动的一场不必要的战争。正是这种情结，让他们认为索求大沽口或者朝北京运送为数可观的军队不是战争行为。欧洲媒体激起了对来自殖民地的复仇的担忧，而善于煽动民心的政治人物，如德国威廉皇帝之流，则高声喧嚷：“正如千年前的匈奴（所做的）那样 愿德国的威名远播中国，让任何一个中国人自此不敢再斜视德国人。”[56] 此外，打造帝国是一国雄风的体现，这一信念也是诱因。其中日本是领头者，要是没有它的军队，联军在天津的地位恐怕也不会牢靠。因日本之故，俄国也无法缺席，继而使英国也不得不参与；而对于拥有宏伟帝国梦想的德国来说，这同样是一个黄金时机。如此一来，所有的联军，即俄国、日本、英国、德国、奥匈帝国、荷兰、意大利和美国，一起打着保护文明的口号，占领了华北和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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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糊和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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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国联军侵华战争迫使像赫德和德璀琳这样的人必须选择什么是他们最想避免的。当赫德搬进使馆区时，他给总理衙门写信称：“我已经帮助中国征税40年了，照理我应该留在北京，因为我一直被以诚相待。”但他极为婉转地告知总理衙门的官员，他已经选择加入外国公使的队伍，因为“若所有公使都离开北京，我却依然留下，这会给中国增添麻烦”。[57]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爆发时，李鸿章的长期幕僚德璀琳也被点名。他曾与中国的达官显贵、英国投资者以及一位叫胡佛（Herbert Hoover）的美国矿业工程师交往密切，共同开发中国北方的铁路，并在秦皇岛建设新的港口。他为了保护中国同僚，而受到“搞两面派”的谴责。[58]质疑他的声浪有增无减，以至于当八国联军占据天津后，拒绝把他纳入管理天津的委员会。正如津海关税务司杜德维所写，联军本可以利用德璀琳的广泛人脉，但他却被怀疑是一位已经“被（中国）本土化了的同胞”。[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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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官员也同样身处困难的局势之中，尤其是因为没有可靠的政策来引领他们。孔祥吉指出，这个混沌情况的产生有可能是因为慈禧太后给省政府官员发布过谕旨，告诉他们保卫各自的省份，且不要理睬来自北京的其他旨令。[60]考虑到当时时局的变幻莫测，他们最好的选择就是减少因为压错宝而造成的损失。在湖广总督张之洞和两江总督刘坤一的共同支持之下，上海道台余联沅与驻上海各国领事商定了“保护东南章程九款”。[61]这份章程提出，外国领事们要负责保护上海租界的安全，刘坤一和张之洞则负责维护长江流域各省份的秩序。这份章程让刘坤一和张之洞等人既能向清政府表明，他们正将外国武力排除到其辖区之外，同时也向领事们昭示，他们不与义和团同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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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担任江海关税务司的安格联频繁地与刘坤一会面。据安格联所述，每当出现与慈禧太后立场不同的谈话，刘坤一就会变得非常紧张。[62]安格联得出结论，刘坤一的策略就是把外国人排除在他的辖区之外。[63]曾在1900年执掌过金陵关一段时间的挪威籍帮办韩森（P.C.Hansson），他的说法可能是正确的：“官员对义和团的同情只有一点点，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憎恨洋鬼子。”[64]刘坤一因为害怕引来其他列强向辖区派来更多的军队，因此拒绝英国提供武力支持。就这一点，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侯爵也表示赞同。[65]两广总督李鸿章拒绝宣布他所管辖的省份独立。[66]赫德和李鸿章的关系在后者开始采取亲俄政策后就恶化了；赫德怀疑李鸿章想在俄国的扶持下成为新的皇帝。[67]李鸿章小心翼翼地避免做出任何可能会暴露其意图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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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司们也采取了模棱两可的态度，他们不得不试着接受赫德有可能已经在拳乱中牺牲的可能性。事实上，有关赫德未经证实的死亡消息早在7月17日的《泰晤士报》上就发布过了。那则讣告愤怒地批评赫德“对他所效力对象的僵化的愚忠”，并批评他“只要碰到与中国有关的事务，都怀着一种令人难以理解的主观判断”。[68]赫德死亡的谣言开始引发一系列的继位斗争。在上海，造册处税务司戴乐尔（F.E.Taylor）在驻上海的领事团和刘坤一的帮助下，成立了临时总税务司署。[69]在英国，金登干和外交部则反对戴乐尔的举动。赫德后来对这件事情讥讽道：“在6月24日便安排我如何被取代，似乎有些操之过急了。”[70]另一件可能发生的事是，海关如同中国的命运，可能会依照区域被分割。在汉口，税务司何文德（J.H.Hunt）和湖广总督张之洞建立了亲密关系，据说此举是希望长江流域各省可以在张之洞的率领下独立[71]。粤海关税务司庆丕则欣然同意李鸿章的提议，要两广地区的各关税务司向他报告，暂时照管起两广地区的关务。[72]更年轻的安格联则表现出亲英倾向并效忠赫德。在北京被占领后，他催促赫德南下，建议他在英国势力范围的核心，即南京，来重建中国海关。[73]虽然这个时期到处充满暗示性的动作和大量谣言，但没有人愿意亮出底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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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国联军占领北京之后，不安的气氛进一步加重。步天津和其他华北地区后尘，北京城也失了秩序。八国联军对义和团的剿灭，往往伴随着整个村庄和城镇被化为焦土。赫德在9月8日给金登干的信上这样写着：“他们的政策应当是要恢复秩序和信任，劝诱人民把物品拿出来卖，而不是让恐怖主义成为日常状态（除了日本占领区以外），士兵们似乎只懂得抢掠和霸占。”[74]正如他鄙视英法联军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的行径一样，赫德对八国联军的行为感到不齿。他说：“ 所谓‘绝不宽待’的命令竟被翻译为‘对男人、女人、小孩都毫不留情’，只要他们是中国人。”[75]前景变得危险和无法预料，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人知道下一步该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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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德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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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德在使馆解围以后，便马上给金登干写信，信中说：“我认为我会被用得着，在这个紧要关头，也只有三方交汇的我可以用。”[76]正如景复朗所认为的，面对义和团拳乱所形成的灾难时，赫德把《圣经》中的某些段落当作是上帝直接传达给他的信息，要赫德在中国做工作。[77]在拳乱结束后赫德写了一些文章，并将它们集结出版为《这些从秦国来》一书。在19世纪时有些人认为《圣经》中的秦国就是指中国，但是这个看法长期不被认可。总之，当金登干让他解释这个标题的意思时，赫德便指向那些段落。正如我们在上文所知道的，赫德曾是一个十分虔诚信教的年轻人，相信上帝在不断地考验他，并让他随时处于准备状态。就在这个时候，赫德似乎可以判断：上帝让他一直为之待命的那个时刻已经来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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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德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如何促成谈判。他把希望寄托在了庆亲王奕劻身上。庆亲王在1884年继承了恭亲王，自那时起开始掌管总理衙门。[78]然而，此刻即使他王府中的人也不知道他身在何处。一个由日军保护的搜索队在北京城外发现了他，[79]但他不愿挺身而出，声称患了腹泻，还需要一段时间恢复。[80]因为恶劣天气的阻挠，加上等待谕旨的许可，他在9月4日才终于返回北京。[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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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亲王和赫德在当日下午立刻会面。赫德为了处理义和团运动的后续事宜，先后写了很多备忘录，在与庆亲王见面时，赫德向其呈递的第一份备忘录中，希望他“可以充分理解这个议题中关于外国的一方”。[82]庆亲王原以为自己需要做的只是向北京的居民和官员发布命令，要他们返回北京和各复其职。但赫德劝庆亲王打消这个念头，并告诉他，由于北京已被外国占领，所以实际上他无权这么做。如果他还像以前那样行使权力，他很可能就“会被逮捕，若非立即被监禁起来，就是被赶出城去”。赫德委婉地告诉他，现在就看他要不要鼓起勇气和八国联军的代表启动那不招人喜欢的谈判了。庆亲王认为，所谓赔款只是一笔用于修补一些教堂和领事馆建筑的“微不足道的金额”。面对庆亲王的无知，赫德认为在那个下午就让他醒悟过来是非明智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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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没有李鸿章的情况下，庆亲王拒绝做任何事。这时候的李鸿章刚被任命为全权大臣，但他却刻意以刚好不至被指责违反谕旨的速度，缓慢向北京前行。他首先到上海与当地官员和领事们会面。[83]到了9月中旬，他才搭乘一艘俄国邮船到达天津。然后在9月27日，他等来了瓦德西元帅（Alfred von Waldersee），瓦德西已被任命为八国联军的总司令，其意图非常明显，就是要让中国在德国的威力下颤抖。但瓦德西的姗姗来迟却使他不能对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产生任何影响，所以他发起许多惩罚性的行动，来报复义和团成员，甚至是假想的义和团成员，这让事态回归日常变得更加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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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直到10月14日才到达北京。[84]这段时间赫德也没闲着，他在英国、德国和美国的主要杂志上发表文章，谴责了联军的暴行，为义和团辩护，称他们的本质是爱国的。他还批判了传教士傲慢的伪善。在此基础上，他呼吁要对中国做出同情的对待，因为：“中国有朝一日会成为一个强国”，“留些余地让未来的中国可以感谢我们，而不是向我们寻求报复”。[85]赫德为庆亲王安排了汇丰银行的贷款、又与米商协商如何把食物运到北京，并向总理衙门建议议和的方式。[86]他对清政府建言，要他们必须坦承包围使馆是个严重违反文明的行径。[87]他起草了一份外交照会和条约的纲要，以便让李鸿章和庆亲王递交给联军。其中首先承诺立即惩罚支持义和团的官员，并提出一个可以处理所有被牵涉国的总协议；接下来如果情况需要，也可以就单一被牵涉国的问题进行个别协商。这份协议草稿包括清廷承认攻击领事馆是错误行为，并且许诺全面赔款。[88] 10月15日，即李鸿章到达北京的次日，两位清廷的全权大臣将这两份文书送交给了各国公使。[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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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玩味的是，就在李鸿章和庆亲王把协议草稿递交给联军的前夕，英国和德国共同发表了门户开放政策只适用于“三八线”以南的声明，意即中国东北地区不包括在内。[90]在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不久，俄国公使格尔思（M.N.de Giers）便离开北京，俄国军队则进入了中国东北地区。俄国的这个举动使得谈判无法进行，并使其他国家也在考虑是否该有类似的举动。英德的宣言等于暗示接受俄国在东北的主导权，这让格尔思重返北京参与谈判。格尔思和李鸿章在同一时间到达北京，很难相信这只是个巧合。到了10月中旬，形势已经变得非常明朗，谈判所需的一切条件终于在北京汇齐，谈判可以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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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如此，仍存在着重要的障碍。德国要求谈判开始前，应先惩罚那些该对包围使馆负责的清朝官员。据赫德说：“这让所有朝廷大臣都深感恐惧。”[91]高层官员和亲王们或被斩首，或被迫自杀，其速度让李鸿章也不禁感到疑惑，“如果他们照这样的速度如此快地消失掉，还有谁会留下来接受惩罚呢？”[92]联军的残忍行径刺激了朝廷里的主战派。与慈禧太后关系密切、其子被指定为皇位继承人的端亲王给所有总督和巡抚写信，命令他们做好准备：一旦冬天到来，大沽港口封冻，就再一次拿起武器。[93]对联军而言，他们更喜欢强势下令，而不愿与清朝官员进行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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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联军在该对清朝提出何种要求的问题上也难以达成共识。[94]从10月到圣诞节前夕，赫德在清朝全权大臣和外国公使之间来回穿梭。在圣诞夜，李鸿章和庆亲王终于得到召唤，外国公使们说只要清政府同意以下条件，就能重拾和平关系：拆去大沽炮台，联军可以继续在使馆和北京——天津铁路沿线驻扎，在有教民被杀害的地区暂缓科举，禁止武器进口，并支付赔款。赫德建议庆亲王和李鸿章在这个节骨眼上不要提出任何反对，等到敲定条约细节的时候，再寻求机会修改联军要求。[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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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赫德相信自己正在履行一个更高的使命，但他也在确保能照顾到海关。他非常担心海关将会被偿还债务所累，变得“像埃及一样，被放到国际共管之下”。赫德指的是1876年在埃及成立的国际公共债务委员会，[96]这也是他为何会建议清朝和八国联军集体协商，并将赔款设计成单一的中国和八国之间的国家债务的原因。[97] 1901年10月7日，《辛丑条约》签订，规定赔款共计4.5亿海关两，分39年还清，每年还需追加剩余赔款的4%的利息，这意味着中国将要支付至少982238150海关两的赔款（根据条约签订时金银汇率计算）。《辛丑条约》规定庚子赔款除了以未预支的海关税收担保外，还应包括条约口岸附近的常关税收，以及盐务稽核所的税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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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德真心地认为，他在1900年的这片狼藉中，为中国和世界做出了某种正向的挽救：不仅和平恢复了，贸易也重获生机，而且迎来了改革的时刻。他在1901年2月充满热忱地告诉金登干：“皇太后现在接受了皇帝的观点，两人一起颁发了重要的变法诏书。”[98]他自己也递交了许多备忘录来提供建议。其中包括对田赋的改良，他认为光是这一项就可以轻易提供两亿海关两白银。这不但能支持清政府支付赔款，而且可以重整军备，建立现代学校制度，改革官僚体系，等等。[99]但清王朝积重难返，本可以在太平天国运动后实行的改革政策，如今机遇已失。另外，由于海关权力大增，与列强对中国日益加深的掌控也紧紧相扣，这些都使它成了众矢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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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弹：少年中国的崛起与税务处的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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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之后，中国社会开启了通往权力的新途径。在过去若没有从中国自诩的科举考试中脱颖而出，一般来说是不可能被任命为官员的。但是《辛丑条约》要求科举在义和团活跃的省份停办，随后，清朝发起的改革最终使这个制度在1905年被完全废除。改革的目标是希望能够通过西方道路来重塑官僚系统，引入一套西式教育体系，成立代议制机构，并且向立宪政府迈进。[100]此外，发动洋务运动的最后一批耆老也相继离世了。李鸿章在1901年11月去世，刘坤一也逝于1902年10月，几年后，张之洞也去世了。能够用新思维来做新事的新人正成为清廷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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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就是这批新人中的一位。他在担任清朝驻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时展现出他的气度，并且还创建了新式军队。尽管他没有通过科举考试，但却在李鸿章去世后继承了直隶总督之位，这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之前是不可想象的。另一个新人是唐绍仪，他在香港皇仁书院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受过教育，曾和穆麟德（Paul von Möllendorff）一起在朝鲜创设海关，并担任中国驻朝鲜总领事。1911年辛亥革命后，唐绍仪曾短暂担任过首任总理。他和袁世凯两人都想恢复中国对海关的控制。在新政中，外务部取代了总理衙门，当唐绍仪被任命为外务部大臣后，赫德担心“唐的外国教育经历可能会让他想涉入海关事务，甚至到难堪的地步”。[101]伍廷芳则代表一股日益茁壮的海外华侨势力，他出生于新加坡，曾在香港圣保罗书院读书，后来在伦敦大学学院（UCL）获得法学学位，并在林肯法律学院获得大律师资格，他也成为了一位杰出的外交家。像这些人，都通晓外国事务，而且绝不认为自己的教育资历会输给海关税务司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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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民族主义也开始不容小觑。1904年，留学欧美的中国学生抗议中国在美国圣路易斯博览会上的展出。由海关承办的展品让中国大出其丑，其中有些非常刺眼，如裹小脚妇女、洋烟鬼及乞丐等，丑化中国人的形象，有辱中国的尊严。[102]同时，在国内恢复国家利权的呼声也日益高涨。中国在1905年还发生了一次大规模抵制美货的运动，旨在抗议美国的排华法案限制中国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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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出现了对海关的强烈批评声，认为海关其实是一个支持帝国主义剥削中国的机构。郑观应就是这种观点的提出者之一。在19世纪50年代，郑观应曾担任过上海新德洋行和宝顺洋行的买办，以及太古轮船公司的总买办。他后来参与中国轮船招商局的创办，认识了很多引领时代改革的思想家们，包括王韬和冯桂芬等。他还给当时引导潮流的《申报》投过稿子。19世纪80-90年代，他在和李鸿章有关系的商办洋务企业工作，包括天津和上海的电报局等。[103]郑观应既不是排外保守的满族人，也不是一位光会空想的儒家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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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观应在其1895年出版的《盛世危言》一书中，否定了“中国人很难避免腐败”的论调，认为它其实出自西方人的傲慢，为了合理化地把中国人从海关高层中排除出去。况且，这一观点跟现实是有矛盾的：税务司们住在豪邸里，过着贵族般的生活，享受着宴会、打猎、俱乐部等活动。还有，英国殖民下的香港不是已经成为一个走私中心了吗？郑观应针对竟没有一个中国人能被提拨和委任为税务司的现象，给予了激烈的批评。在4343名全体海关成员中，有3574名是中国人，其中有很多华人甚至是在外国接受教育的，譬如唐绍仪。比起税务司们，那些华人上过的学校往往更具声望。[104]因此，郑观应说，如果由外国人掌管中国海关在19世纪60-70年代还说得过去，那么，到了19世纪末期，就不合时宜了。[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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