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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格联缺乏足够的同情心，他实在不知道该如何处理海关下级职员在战后所提出改善财务和社会待遇的要求。在1919年2月，威额忒（H. Wyatt）在上海发起了成立海关工会的活动。他号召包括内班职员的全体洋员在上海汇中饭店开会。[67]威额忒于1903年进入海关，最初担任巡役，1919年位列江海关的头等验货后班。这次活动后来导致了威额忒的辞职和英国议会的质询。[68]中国的英文报纸也对此事做了负面报道，其中包括《字林西报》——这是一家没有人会指控它怀藏社会主义倾向的报纸。[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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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人对威额忒寄予同情，包括一些税务司。身为江海关外班超等总巡的陶森就是其一。如上所述，陶森早在1912年就抗议安格联对待老职员的方式，并支持创建海关同人进修会。他给安格联报告说，外班人员中的“不满”，已经持续了八年之久，他们“对总税务司的不信任 是真的而且根深蒂固”。[70]外班人员“被推入阴暗的角落，像学童一样地被对待，从不被鼓励讲出自己的看法”。[71]这些对安格联来说并不吃惊，庆丕在1915年写给安格联的信中就说过：“我对于海关俱乐部里针对组织所发的牢骚和怨言非常清楚，这些言论要为那些不满情绪的存在负责。”[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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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情况有可能是，有些资深的海关职员，例如庆丕，并不排斥在威额忒的工运上煽风点火，以让安格联的日子难过。上一章已经提到过的戴乐尔在1899到1902年间曾担任造册处税务司，并在义和团运动期间，在上海组织了临时总税务司署。退休之后，他在《北京领导人》这个刊物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严厉批评安格联领导下的海关。他抱怨说，“高级税务司们对于你的不礼貌深感不满”，并称“外班人员有着满腔的怨气”。[73] 戴乐尔在1919年退休时获得一笔5000海关两的奖金，“以答谢他在1900年无酬担任代理总税务司”；不过看来这笔金额还是没能平息他心中的怒火。[74]戴乐尔把安格联描写成了一位冷漠的独裁者，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宁愿维持那套带给海关行政沉重负担的繁琐公文系统，也不愿意去接受使用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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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族问题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威额忒想提高工资和改善工作环境，但他限定只有外班白人才能参加工会，从而刻意把外班中国人排除在外。[75]他的目的是想消除附加在外班人员身上的社会歧视。歧视的来源是因为他们中间有许多人娶了中国妻子并有了孩子，以及与中国同事在工作上有紧密的互动。当威额忒在汇中饭店召集会议时，江海关税务司威厚澜与几个人约谈。[76]据他们所说，一个外班职员是否被其他人回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个人的自身状况：即他一般与谁社交往来和他的婚姻情况。有很多歧视都是因为与中国人通婚，这在其他同事的眼中就自然不讨喜。他的继任者赖发洛（L.A. Lyall）也支持威额忒，坦言道：外班雇员低薪水、低职位，工作十年后才可以获假返乡，根本就没有很多机会来认识和迎娶英国女人。他们一旦成为欧亚混血儿的父亲，白种外国人和中国人又都不愿和他们混在一起。[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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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发洛同意威额忒的控诉，在外班和内班之间存在着一个巨大的鸿沟：“税务司们几乎无一例外，都对外班人员一无所知。不了解他们个人情况，不知道他们所住的房子、所过的生活，甚至他们的工作。”[78] 当第二章谈到那位在海关拥有漫长职涯的安德森时，也顺便提到他的作家妻子斯特拉·本森。她在日记中记述道，当她和安德森邀请一位外班人员饮酒时，气氛非常尴尬，这位客人不敢直视任何人，乃至要转过身去才肯回答问题。[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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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水、种族和地位等问题都纠结在一起，外班职员不想成为白种人苦力。1915年，一位新聘的员工在江汉关报到一天之后就提出了辞呈：“按我现在的薪水，不能应付我的生活开销及责任义务。要一位在试用的或三等钎子手去添购自己的家具和负担自己的交通工具实在是令人无法接受。”[80]这位新员工要求江汉关给他安排一辆人力车，每天早上拉他上班，这样他就不用穿过挤满中国人的街巷了。当他的要求被拒绝后，这位员工离职，到上海谋得了一份更好待遇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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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外国人来继续管理中国海关的理由当中涉及种族问题。像安格联这样的人，在这个议题上开始变得焦虑不安，因为一战摧毁了笼罩在欧洲人身上的特殊光环。正如安格联所说：“外国人好名声的泡沫被彻底戳破了。”[81]当海关洋员被发现接受贿赂时，也就削弱了那个让白种人掌控海关的正当性。安格联发出一封措辞严厉的总税务司通令，他说：“海关的每位洋员都应该清楚，中国海关之所以聘用外国人是因为他们个人的诚实操守。”[82] 唯有海关保持它在“诚信上无瑕疵的高度声望”，才能够让海关继续以外国人为主导的形式运作下去。[83]基于这种想法，再加上担心可能在一战期间招募到一批错误类型的外国人，使安格联对他原本已经相信的等级、价值和纪律更加坚持，特别是在中国民族主义于政治上日渐强大的背景下。这个趋势已经从五四运动和巴黎和会上中国人对废除治外法权和关税自主的要求上显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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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额忒谨慎地，甚至非常客气地进行此事。在上司们的要求之下，他把原本定在汇中饭店召开的会议移到海关俱乐部，要求所有非海关员工离开，并要求任何人都不能向媒体透漏消息。[84]赖发洛报告安格联说威额忒并不是一位煽动者，而是“非常沉着和有礼貌”，[85]擅长主持会议，能消弭不良情绪和猜疑。[86]赖发洛了解安格联对某些事情的敏感，所以他还强调外班职员还设了捐款来支持战争和帮助陷入困境的海关同事们。但是，“募捐的次数发生得太频繁了，每当看到某个同事去世，其遗孀和家人要靠救济度日，自己的处境似乎也越来越值得担忧。”[87]威额忒把工会以一种有助于海关的形态呈现出来， 因为工会可以“促进总税务司和其下属的合作，以及向总税务司反映员工共同的和深思过的看法”，[88]这对海关是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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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额忒刻意没有把他想提倡的组织称为海关工会，而是使用与海关同人进修会相同的英文名称（即 Customs Association）。但就算如此也无济于事。不仅仅是因为这个同名的协会已经在1912年被成立过了，甚至更早在义和团运动时期，戴乐尔就已做过同样的事。安格联在1900年还因为这件事给赫德写信，说他认为该主意是不明智的，因为有不满情绪的人大部分都在外班，所以照这样下去，“无法保证我们不会最后落得一个钎子手委员会。”[89]这和他后来在1912年时的想法一样，安格联也视威额忒的海关员工委员会是对他个人诚信的攻击。它意味着“总税务司除了无同情心外，也不能被信任”，因此“有必要去找个方法来向总税务司施压以强索他的让步，否则他不会情愿给予”。[90]总之，“海关员工委员会”一词，对安格联来说非常刺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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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格联决心打败威额忒。他无视赖发洛向他保证“该活动并没有超越掌控的范围”，[91]并且“如果双方起了冲突，就算总税务司赢了，结果只会是坏的”。[92]他同意接见包括威额忒在内的外班代表，并在1919年10月29日和30日进行了会见。安格联刻意把他们视为恳求者，而不是某个“部门组织”的成员，因为在安格联看来，如果把他们视为后者的话，就意味着他们有权影响海关的运作。[93]在会谈上，威额忒呈给安格联一长串的诉苦清单，包括微薄薪水、劣等住宿、低级别的返乡待遇、漫长的工作时间、社会歧视、私人生活的被干涉、缺少晋升机会，以及申诉无门的机密考核制度等等。安格联以一个非常冗长的训斥作为回应，说明他不能接受该组织的理由，因为“没有纪律，海关很快就会垮掉”。他声称，虽在百忙之中，他目前也正在制订退休金计划，不过他不会草率地让它上马。这些声明后来传达给了海关全体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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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强制执行命令和纪律，安格联在1920年任命贝泐（Hayley Bell）为江海关外班副税务司。他曾在伊普尔（Ypres）和索姆（Somme）打过仗，最后位列陆军中校，并获得杰出勋章。赖发洛报告说，虽然贝泐已经尽最大的力量来为他的下属服务，但也因为他非常坚持使用军队的方式，所以造成与他们之间的隔阂。他执意“称自己为中校，并以令人憎恶的口气说话”。[94]大家叫他“贝泐地狱”（Bayley H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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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安格联之前说他不会在压力之下让退休金制度很快实行，但他不久后就宣布制度办法了。随后威额忒宣布召集会议以讨论退休金制度，但此举让他遭到开除的下场。贝泐告诉威额忒，他认为“向所有内、外班人员发邀请来参加海关员工委员会是一种不服从上级的行为”，并补充道：“这意味着战争，如果你执意这样做，我已准备好对付你了。”[95]接着安格联来到上海，召开了一个所有职员参加的大会，解释了他为何反对威额忒的行动。当威额忒拒绝为自己的行为向总税务司表示后悔时，他被告知他须在两个选项中做出选择：主动辞职或者被开除。威额忒选择了前者。[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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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格联的退休金计划非常有助于减少工运的气焰。它的计算方式为，海关会用金单位支付个人最后工资的25%，然后在个人月缴其工资6%的贡献上，海关会再用银单位另外支付25%。还规定年满60岁就得强制退休。威额忒被开除后仍继续为创建工会而奔走，最后却失败了，因为“每个人都在加入退休金计划”。[97]人们选择有保障的养老金而非威额忒的工会。尽管安格联会否认这个说法，但事实上他用这个计划买通了抗议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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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额忒事件充分地展现了安格联处理海关内部事务的方法，但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必须要进一步说明。从1914到1926年间，安格联把运作海关的总经费从480万元提高到750万元，还把拨给购置地产和修建关房的资金从10万元提高到120万元。[98]安格联不仅利用这些资金来负担退休金计划，同时也承担了相当多的建设和修补工程，包括码头、海关办公楼和海关宿舍等。迄今仍矗立在上海外滩的标志性海关大楼就是其中一例。它是在1925-1927年间建设的，预算300万元。在1925年11月动土时，由时任江海关监督的朱有济和江海关税务司梅乐和安放了奠基石，他们的名字被刻在上面。不过在这几个月之前，上海发生了有名的大规模反英罢工运动，即五卅运动。[99] 江海关大楼在1927年12月落成，时值国民党军队占领上海不久，所以梅乐和刻意把庆祝仪式简化到最低程度。[100]江海关大楼顶部的大钟自此开始在上海外滩敲响和西敏寺同样的曲调。大钟面上铸有汉字“寸阴是竞”，以及安格联属意的拉丁文译文“Tempus Edax Reum”，即“时间吞噬一切”。[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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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关档案没有详细记载华员的行动和感受。若说低等洋员没有被很好地对待，那么华员更是如此。光是他们极少在安格联和税务司们的公文往来中被提到这个现象，就说明了很多。安格联因为这件议题而回顾了赫德曾经提出的关于提拔华员到上等职位和减少海关里的外国特质的政策。然而当税务专门学校的首批20余名学生在1914年毕业时，安格联却添加一个程序以确保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无法成为帮办，更遑论税务司了。他安插了一个新的见习职位，而税务专门学校的毕业生会在该职位上长期待着，直到“他们的能力或工作表现，使他们有资格晋升并填补空缺”为止。[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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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1是1916和1925年海关内班不同等级的华员和洋员人数对比。它表明海关内班华员的比例依然落后，高级职位仍由外国人支配着。对外班华员来说，情况同样如此。中国人能升到的最高职位就是钤子手（1927年后称稽查员），至于更高职位的验货员、验估员、总巡（1927年后称监察长）和理船厅（1928年后称港务长），全部由外国人占据。[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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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1 海关税务部门华洋职员任用一览表，1916、192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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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陈诗启：《中国近代海关史》，第5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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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格联展现出英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如日中天。他相信英国上等阶级的优越性。因为他们的品质、举止教养和诚信都比较优越，所以由他们来统治是再正当不过的了。不论是面对中国想要驱离帝国主义而高涨的民族情绪，抑或是海关内部下级洋员的不满，安格联真不知该如何应付在一战之后接踵而来的种种要求。安格联说得对，袁世凯死后所留下的只是一个政府的影子，没有真正的行事能力。这让他可以借力使力，趁机把管理中国的债务揽为海关的新任务。若说赫德通过创建海事部门而拓宽了海关的角色的话，安格联则让海关在金融和财政领域上变得举足轻重。说安格联是一名帝国主义分子也好，或者对中国的梦想远景冷漠也好，但不得不承认的是，当时他所面对的是一个四分五裂的中国。只是，安格联不但不明白中国的民族主义浪潮不能抗拒，他也没有察觉到自己一直在被中国的银行家们所利用；然而顾维钧则看透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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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来潮去：海关与中国现代性的全球起源 [:1703751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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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维钧，国际会议，和反帝国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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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把焦点转到一战后召开的重要国际会议和顾维钧如何在大会上把海关和关税自主问题提升为中国民族主义的关键诉求。顾维钧曾在哥伦比亚大学受过扎实的国际法的训练。另外，通过参加辩论社团，学习如何以具有煽动性的表演方式来陈述论点，使他善辩的才能更加锐利。顾维钧在巴黎和会和华盛顿会议的演讲有几个基本要点。首先，他通过诉诸国际法以争取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归还给中国，并诉求结束不平等条约和恢复关税自主；其次，他努力动员中国和国际的公众舆论；最后，他谨慎地指出，在中国政治里，他其实是代表着一种温和的、理性的、亲西方的，尤其是亲美的立场。所以他对列强建议，接纳中国的要求不仅是正确的，而且合乎盟国的战略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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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顾维钧这种只要用西方的国际法原则把中国问题表达出来就能被外国所接受的想法，却证明是个误判。这个想法的弱点在于，虽然外国在原则上接受中国的要求，但他们也反驳中国还没有充分地发展成熟，依然处在“历史的候车室中”；意思是说中国仍然有待被开发教化。[104]顾维钧也过于高估威尔逊（Woodrow Wilson）总统对中国问题的支持。尽管顾维钧得到美国支持的保证，但威尔逊“并不准备去挑战整个帝国主义体系”。[105]他真正的立场是，非欧洲国家应该被允许民族自决，但前提是他们要先经过进一步的“渐进和有序的”改革。此外，那时的美国还不是一个可以自由施加意志的霸权国家。在亚洲，它还需要应付日本和英国。正如国民党接下来会向世人示范的，要使外人接受中国的要求，光是好的争论和举止是不够的，也得依赖群众动员、联合抵制和使用武力才行。大多数国家都要经过一番努力才能获得独立，而这通常都以人民的鲜血作为代价。仅仅是口头上的要求根本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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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维钧也许没有达成眼前的目标，但不表示他满腔热情地争取中国主权在历史意义上是微不足道的。他的坚持意味着他在论辩上是成功的，他的努力促使开征关税附加税以及最终恢复关税自主权的要求总算在1921年的华盛顿会议上获得原则上的同意。当1925年关税特别会议在北京召开时，与会国家最终接受了他的说法。本节重点分析顾维钧从巴黎和会到北京关税特别会议期间对中国外交策略的操纵。尤其是他所采取的表演式的方式，在这方面他可以说是先锋。接着也会谈到直接影响到海关的关税自主的要求。顾维钧的努力不只让海关在中国一跃为一个重要的公共议题，也使恢复关税自主成为中国民族主义的重点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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