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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税附加税和安格联抛弃北方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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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财政上的需要让国民党不得不吞下对海关的敌意。他们在1926年6月开始进行统一中国的北伐行动。战争无疑需要花钱，一旦在原来的理念上踌躇犹豫，就会让务实主义趁虚而入。宋子文当时负责掌管国民党的财政，他在1926年报告中宣称已经筹款近8000万元。[162]大约三分之一来自于发行政府公债——押注国民党未来的胜利。也有相当一部分来自鸦片专卖的暴利。国民党在1926年9月进一步宣布他们将开始征收所谓的内地税。[163]该税率定为所有进口货物税的一半，对奢侈物品的税率更高。因为这是华盛顿会议所定的，因此又有人称它为华盛顿附加税。它的开征需要海关的合作，因为国民政府的税收员必须要先知道海关对商品的估价，然后才可以依此征收额外一半税率。陈友仁向英国领事解释，国民政府对海关“肯定没有干涉的意图”[164]，但咨询是否可以让海关人员与该税的征收员接洽 “以避免任何误解”。国民政府以承诺停止抵制香港来作为吸引海关合作的诱因。[165]双方达成了协议，原本执行抵制香港任务的纠察队员，摇身变成内地税征收员，盗猎者变成了看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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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格联害怕酿成灾难，他写道：“完全声明放弃租界地位即条约港制度，会使得英国政府无法保护生命和财产安全，会结束外国人对海关的有效控制，会摧毁最后的信誉而导致成千上万的债权人破产。”[166]但英国不愿意再守护海关和治外法权等外国特权，意味着安格联从1911年辛亥革命起所遵循的政策现在翻船了。早在1922年，当安格联在给伦敦办事处税务司阿其荪（G.F. H.Acheson）的信中就提到，他计划于1925年返回英国，因为“改变正在发生”，而这需要“一位新人”。[167]他已经看清楚事情了。1926年1月，他给阿其荪的继位者包罗写信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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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真正的革命到来时，将会是一场中国人民的革命，会使全世界挺起腰板和备受关注。”[168]在1926年12月的一封半官函中，安格联认为，“数十年来看似稳如磐石的基础，现正在土崩瓦解”，因为不但有劳工们“为了严重干扰海关纪律，提出种种要求”，还有外国人的威信已经扫地，再加上海关已成为被各种政治宣传所鼓动出来的排外情绪中的大笑柄。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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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英国不愿再考虑军事行动，所以尽管安格联感到焦虑并且违背他的直觉，但他不得不与国民党进行局部性的合作，与他们共同征收关税附加税。[170]英国政策的改变无疑是让他决定采取这个行动的重要因素。同时，在宋子文的管理下，国民党对海关也采取了一种缓和的态度。其中很重要的一步，就是他们接受安格联和中国银行家们都相当在意的经理内债基金处。当初在广州，孙中山曾宣布国民党只承认中国的国际债务，但不认可内债。然而，在1926年12月，国民党示意安格联他们将不会否定内债基金处。“具有影响的银行家”告诉安格联：“在我的管理下内债不会被否认。”[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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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还有个原因，那就是中国的银行家们正在疏远北京政府。早在1926年4月，还在北伐开始之前，上海的银行家们在拜访安格联时就告知他，他们不再愿意向北京政府提供资金。[172]他们接着提出了一个国库基金的想法，认为可以把这个主意与收回利权运动结合起来推动。据安格联来看：“银行家们想要的是对国库加把锁，把钥匙交到我手中，以防止资金落入军阀那里。”[173]当1926年8月安格联在伦敦时，他收到一份由代理总税务司易纨士转送而署名张嘉璈的电报。该电报说：“顾维钧博士已经把一份新的以海关做担保的借款计划转寄给您，我希望您能答复赞成，这样对中央政府和重开海关会议（即关税特别会议）都会有帮助。”[174]易纨士附加了一段话，说：“上文是由财政总长写的，张（嘉璈）被逼签字。”在同年9月，安格联得知张嘉璈仍然继续反对任何新的借款。[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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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中国之后，安格联到上海和武汉去会见国民政府官员。国民政府在宋子文的财政部内设立关务署来落实关税附加税（译者注：1927年6月1日设立关税处，10月20日才改组为关务署）。国民政府还明智地任命了一位有能力处理好与海关关系的署长，这个人就是张福运。张福运于1914年在哈佛大学取得文学学士学位，然后在1917年取得法学学士学位。回到中国后，从1920年到1923年供职于北京政府外交部。他并不是国民党员。宋子文和张福运已决定一项政策，即为了短期内的好处，他们暂不干预中国南方的海关。但因为海关毕竟是“中国信用的支柱”，[176]等到北伐结束后，则要完全掌控海关。他们已告知汉口税务司费克森，他们准备与安格联共事是个既成事实，因此不会除掉他。[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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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看着国民党成功地钓上安格联，顾维钧遂命令他返回北京。安格联回绝了，声称因“紧急海关事务，需要多停留几天”。[178]安格联同时拒绝从1927年2月1日起，开始在北方实施2.5%的关税附加税。[179] 依据顾维钧的回忆录，他为此召开了内阁会议，并在会上说：“一个公务员的首要义务是服从政府的命令，尤其是作为一位外国人。”[180]内阁随后同意了顾维钧的提议，即开除安格联。[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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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格联速返北京以设法撤销他的革职令。[182]为了拖延时间他向顾维钧报告说，因为他所承担的事务都相当复杂，所以不能立即把权力移交给继任者。英国驻华公使蓝普森向顾维钧强硬施压，海关驻伦敦办事处在伦敦也向媒体做简要说明。[183]然而，顾维钧拒绝屈服。顾维钧的态度很有可能也是因为张作霖的缘故。张作霖这时候担任北方安国军的领导，他因安格联拒绝落实关税附加税而大为光火。[184]为了保留安格联的一些颜面，顾维钧同意安格联不必立即辞职，但必须休假一年——不能待在中国，而是得回英国去。[185]命令生效，安格联只好于2月13日腾出了总税务司的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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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过渡措施，易纨士被任命为代理总税务司。如顾维钧所料，这样一来将会使国民党陷入一个法律困境。国民党本来可以接受安格联，因为他们可以把他视为上一个政权的合法任命。但若接受易纨士作为代理总税务司，则意味着他们接受了自己口中所声称的非法政府，甚至讨伐对象的任命。费克森提醒易纨士，说国民政府不会和他直接接触，而是会通过江海关税务司梅乐和来与总税务司署联系。[186]顾维钧对安格联的开除，使海关面临着分裂成两部分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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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纨士与梅乐和的继位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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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格联的被革职再度印证，海关的继任危机总是与中国的重要历史转折点一致，例如1911年的辛亥革命。易纨士于1903年在海里布理学院（Haileybury College）毕业后加入中国海关。海里布理学院为东印度公司所建，是个培养管理英国殖民地人才的地方。一战期间，像海关的一些其他英国职员一样，易纨士在比利时服务，指挥中国劳工军团第59连队。[187]他后来负伤，以上尉军衔辞职。重返中国以后，安格联擢升易纨士为副税务司，随后，于1923年任命易纨士为总税务司秘书科副税务司，这个任命想必也出于安格联尊敬那些曾经对战争做过贡献的人而有意为之。易纨士在1924年被派往广州，在沙面事件中再次负伤。此后，安格联任命易纨士为总务科税务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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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纨士的继任遭到了梅乐和的反对。梅乐和是赫德妹妹的儿子。梅乐和祖父和外祖父曾经是生意上的伙伴。尽管后来赫德与妹夫绝了交，但他还是把外甥梅乐和纳入羽翼。赫德很早时就提拔梅乐和，委以重任，包括让他在北京的总税务司署历练。梅乐和在1911年辛亥革命期间担任粤海关税务司，与胡汉民保持着友好的关系，而且当孙中山访问广州时，梅乐和还给他举办过花园聚会。安格联在1925年任命梅乐和接替赖发洛的江海关税务司一职。安格联没料到的是，这个位子正好让梅乐和可以挑战海关的最高职位。经过安格联严厉地处理了威额忒事件之后，赖发洛自此加入了对海关不满的队列，[188] 他觉得自己被安格联辜负，甚至被羞辱。赖发洛不赞成那种严厉和强硬的态度，而安格联却认为这是必不可少的。五卅运动爆发后，他向安格联建议：“除非迅速平息中国的公众舆论，否则对英国贸易的伤害将是持久性的。”[189] 赖发洛在1927年5月退休后写了一封攻击安格联政策的信，这封信肯定已经知会过梅乐和并且获得他的支持。信上说：“我有义务表达在很多海关职员心中已经存有时日的担忧，这些情绪是被总税务司署的税收政策引起的。”他觉得安格联决定掌管海关税收，并用它来担保北京政府发行的公共债券，不仅“虚耗了当前的海关税收”，还使“未来的海关税收负担了2.42亿元的巨额债务”。他还建议：“赫德的方式是离开银行，金融和税收完全地分配交在海关监督的手上，应该尽快地恢复这个做法。”[190]梅乐和后来就是践行这个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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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纨士处在不利的条件之下。国民政府清晰地记得，易纨士在1925年接受英国总领事的建议，关闭了粤海关，违抗孙中山的指令。[191]当易纨士担任代理总税务司之后，他做了两件相当不适于当时氛围的事情，这让他显得拙劣。第一件事是他任命岸本广吉为总务科税务司的人事案，第二件事是他走访沈阳。这不仅代表他对日本的同情，当然这在当时在华的英国侨界中并不少见，况且那个时候日本为了保护其与中国的贸易，也反对增加任何关税。[192]易纨士建议设立一个由条约国代表、国民政府和北京政府组成的“非政治委员会”，让它来监督附加税的征收以及如何按照比例分配。易纨士实际的目的是想让海关变得国际化；然而无论是基于理念或者可行性，国民政府都绝不可能接受这个建议。[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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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梅乐和借力使力，相当善用这个形势。当国民革命军在1927年3月进入上海时，他与国民党的领导人取得了联系，其中包括白崇禧将军，是他指挥北伐军队攻占上海。[194]梅乐和也与张福运见面，张福运觉得梅乐和“同情中国人对改革海关的愿望 他愿意与关务署合作 并得到中国商界的认可”。[195]他拒绝取缔1927年5月在上海成立的海关华员联合会（译者注：1927年4月24日成立），该组织要求经过五年的过渡期后，海关应该全部由中国人来管理。他写信给易纨士称：“当下讨论一个二等且次要问题都是枉然的。”[196]他还与国民党任命的江海关监督郭泰祺密切合作。郭泰祺后来在二战时还担任过中国的驻英大使。国民政府之所以可以在1927年5月发行3000万元的国库券，梅乐和无疑给予了关键性的支持，同意以江海关征收的二·五关税附加税做担保。[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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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处理半年期的海关人员迁调一事，梅乐和与张福运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易纨士把适当的命令先发给梅乐和，然后由后者转呈关务署。[198]易纨士拒绝听从张福运与梅乐和两人的安排，[199]认为这是对他权威的冒犯，事实上也的确如此。易纨士只与宋子文接触，但这却激怒了张福运。张福运认为这是易纨士拒绝承认他为其正式上级，堪称英国傲慢的又一事例。易纨士想在蓝普森的帮助下挤走梅乐和，蓝普森遂指示上海总领事巴尔敦（Sidney Barton）游说梅乐和，婉告梅氏作为一名“忠诚的英国公民”理应主动辞职。[200]无论是真是假，流言开始谣传，说梅乐和要求获得英国荣誉勋章以作为辞职的补偿。[201]易纨士同时要求宋子文允许他解雇梅乐和，他给宋写信道：“身为代理总税务司，我能够得到您的授权来指示梅乐和立即休假一年，并在其结束后退休吗？”[202]在这个一来一往之间，易纨士仍自称为代理总税务司，因为国民政府在1928年10月3日也的确对他做出这样的任命。然而易纨士对于国民政府只任命他为代理职务的弦外之音却没有全部理解，这其实暗示着在一定程度上的不信任。这为后来的变化留下了可能性，国民政府同时还任命梅乐和担任副总税务司。[203]换言之，宋子文拒绝了易纨士的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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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在确定不会有不好的后果之后才敢对易纨士动手。当北伐军队攻克北京后，张福运随即前来接管了税务处。他意会到“张嘉璈和安格联之间全是私人关系，而并非得到金融界的支持”。[204]在英国使馆花团锦簇的一次晚宴中，英国公使蓝普森明白地说他支持易纨士，但仅仅出于私人原因；无论国民政府决定任命谁为总税务司，英国外交部都接受。[205]英国外交部不愿意让该问题妨害眼下正在和国民政府进行的修订关税谈判。张福运向南京报告，他被一位总税务司署里的官员约见，告知他易纨士给“张作霖提供超过60万元的资金”。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的北京代表告知张福运，说他们将会帮助国民政府张罗一项900万元的新借款。这趟北京之行让张福运明白英国政府会接受梅乐和，中国银行家们站在他们这一边，还有易纨士曾向国民党的敌人提供过大量的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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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纨士接着又犯下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拒绝执行国民政府的把内债基金处的资金存放入中国银行的命令。[206]江海关的中国帮办丁贵堂是梅乐和与国民政府之间的线人，后来他与梅乐和共同安排把这些资金放入中国银行。[207]易纨士的所作所为已经使自己无法立足，趁还没有被赶之前，遂于1928年12月31日主动请辞。[208]梅乐和在1929年1月8日被任命为总税务司。[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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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北伐军到达北京后，几乎等同于把全国纳入了他们的控制，当然大部分区域只是名义上而非实际上的控制。他们在1928年6月15日发表了一份声明，说过去列强以中国没有一个统一的政府为由来拒绝中国拥有关税自主权，如今这个情况已经改变了。1928年下半年，除了日本外，所有国家均与中国签订了新的贸易条约，承认了中国的关税自主。1928年12月，国民政府宣布新的国定税则，大部分货物的平均税率为8.5%。[210]也就是略高于引入关税附加税后的实际征收税率，但依然远低于国际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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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有两件事情发生。首先，国民政府掌控了海关。他们也摒弃了原先对凡是与海关有关事务均一概予以仇视的态度。他们小心翼翼地等待，并向外国和内国债券的持有者保证，其接管海关之举并不会伤害他们的利益。国民政府设立了关务署，并选了一位学历、经历都是外国外交官和领事们熟悉的人当署长。在梅乐和身上，国民党找到了一位他们已经认识很久的人来担任新的海关领导。他不仅同情国民政府的抱负理念，也表示愿意顺从。梅乐和同意结束雇用外国人，以及改善华员在海关的工作条件，愿意把海关税收存入一个中国的银行，然后把海关从关税分配的决策中撤离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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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件事是，海关再一次从可能造成分裂的危机中生存下来。梅乐和迅速地平息了海关内部可想而知的焦虑。他在1929年1月从张福运的声明中摘取了一段话来安抚焦虑。张福运在这段声明中说他到现在“都没有考虑过要免除海关中的外国人，废除退休金计划或者改变海关行政的管理制度，等等”。[211] 另外，梅乐和又发了一封机要通令，其内容由各关税务司向全体职员传达。此令的主要目的是要粉碎一个谣言，那就是他被国民政府任命是因为承诺两年后就要退休。梅乐和写着：“未来数年内我将会继续掌管着海关，我要〔让海关〕恢复和维持信心，若有可能的话，增加效率，以及为未来做准备。”[212]为了让海关职员放心，他发出一份通令，说退休基金不会移交给国民政府，他还特别强调这份通令事前已经充分得到张福运了解和同意。梅乐和对国民政府的顺从一开始让在上海的英侨界和伦敦很难接受，但这个情况很快就平息下来。日本在1931年占领东北，原本对易纨士还残存的同情，在他接受了伪“满洲国”顾问一职后就消失殆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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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族主义的兴起与接管海关和关税问题紧紧地绑在一起。1911年辛亥革命后，新的政治出现了。经过在国际会议上的精彩表现后，顾维钧成为一位家喻户晓的公众人物。因为现代媒体广泛地报道这些事件，他们也获得了以往从未有过的重要地位。在现代政治表演的背后，就算大家想对金钱的重要性遮遮掩掩，却没人敢忽视它。在国民党向权力的奋起过程中，理想、群众运动、公众情绪的煽动和战争等，都各自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无论怎么掩饰，摊在面前的事实是，国民党对海关及上海银行家们的务实讨好，也铺平了他们通向权力之路。这种依赖，深深地影响了他们所将造就的国家的本质。根源可是很重要的啊！为了取得政权而采取的暂时权宜之计会衍生出深远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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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安格联致阿其荪”，1922年10月28日，载“安格联函件”，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卷宗号MS211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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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顾维钧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顾维钧回忆录》，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册，第3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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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安格联致庆丕”，1919年10月22日，载“总税务司机密函件，19141920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1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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