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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谁是地方上的实际控制者，梅乐和的政策就是维持海关在全中国的运转。这预示了他在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将会采取的应对方法。他之所以这样做，可能是因为相信自己只是在追随赫德的脚步。毕竟当清朝和外国军队彼此间发动战争时，赫德也试图维持海关的运作。即使国民政府永远不会公开承认，但梅乐和的政策对他们是相当有利的，因为他们的权力在现实上的确到不了很多地方。在这些地方，海关就提供国民党打入当地的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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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南京政府的这十年历史，已经有一段时间都陷入在一种疲乏的争论中，即国民政府在困难的环境下是否已经做到了最好，对国家的现代化做了多少贡献，或者他们是否从开始就是一个势必失败的军国主义政权。若把海关纳入讨论，让新的议题出现，或许有推波助澜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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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对国民政府做何评价，有一点是非常清楚的，那就是在南京政府的十年期间，关税不仅非常重要，而且从根本上形塑着国民政府的历史。高关税势必引起走私和使地方上的反对持续下去。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海关和关税必定与强国论议题不相容。关税是一种间接税，对一个弱势政权来说，若与征收所得税相比的话，关税的征收相对容易得多。在自由贸易成为标准之前，包括英国和美国的许多国家，都得相当地依赖海关税收。另外，通过创造一个在全国运作的官僚机构，一个海关体制能为超越地域的思想做基础准备，譬如关税联盟在1870年德国尚未统一之前，就起过同样的作用。[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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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而言，情况更是如此。因为海关税收被用来担保国家对广大群众所发行的债券，因此公众本身会直接受到国家事务的影响，也就对它感到关心。海关通过代表国家权力的标准化，促进了国家意识。灯塔、制服、旗帜、海关办公室的孙中山挂像、注册民船，以及由单一机构的统一方案来标示水道等举措起了相同的作用。那就是，虽然这些都看似次要，但它们却在说明中国人民的生活中，一个现代国家的产生已经是个事实，尽管这个事实常常不讨人喜欢。对进口货物词汇的单一化，标准化的表格和程序的使用，海关职员在全国范围内的迁调，和单一关税的实施，等等，也都在说明一个现代国家的产生。还有，通过缉私科用令人印象深刻的现代舰船，划出一道海岸线，海关也勾勒出哪里是中国和哪里不是中国。这番作为可以从海务科绘制的海图上看得出来。通过以上所有方式，海关给中国提供了一个现代国家的实质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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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关的历史反映了这个发展。在太平天国运动结束后的数年内，中国海关是由各个相对较为自治的地方海关组成的，在那里，海关税务司就是个王。赫德不得不努力地工作和谨慎地执行总税务司署的意志。随着海关中枢行政的扩大，税务司的角色遂逐渐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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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南京政府和地方派系的冲突也帮助了中国的融合。梅乐和的政策就是维护海关的完整性，使它作为一个得以在全国运转的有纪律的机构。正如堤利（C.Tilly）可能也会认同的那样，在现代国家建立的过程中，不仅仅只是让立意良善和诚实的参与者，把一个公平和良能政府的权力从中向外扩展，它还包括其他的面向。在国家建立的过程中，也会逐渐累积一堆肮脏的交易和不完美的协议。此外，它还给诸如宋子文、虞洽卿、李铭和王晓籁提供机会，使他们摇身一变，从强盗大亨变成政治家。从海关档案中我们看到，尽管南方比北方更有成果，但中国的现代国家建立工程总算在20世纪30年代展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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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用梅乐和的话，作为本章的第二个题词，引自克立福德：“梅乐和与中国海关，1937-1941”，载《近代历史》，第37卷，1965年第1期，第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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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国：宋的退出”，《泰晤士报》，1933年11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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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海关总税务司通令第4746号”，“为海关全体同仁向宋子文博士赠送银鼎事”，1933年11月21日，载魏尔特：《中国海关起源、发展及其活动文件》，上海：总税务司署统计科，1938年，第5卷，第326页。下文简译为《中国近代海关历史文件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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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海关总税务司通令第4746号”，“为海关全体同仁向宋子文博士赠送银鼎事”，1933年11月21日，载魏尔特：《中国海关起源、发展及其活动文件》，上海：总税务司署统计科，1938年，第5卷，第3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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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该文章附在“海关总税务司通令第4746号”后，“海关总税务司通令第4746号”，“为海关全体同仁向宋子文博士赠送银鼎事”，1933年11月21日，载魏尔特：《中国海关起源、发展及其活动文件》，上海：总税务司署统计科，1938年，第5卷，第332-3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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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海关”，《字林西报》，1929年1月12日，英国国家档案馆，“中国海关”复制，卷宗号FO228/3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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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加斯廷致蓝普森”，1929年1月11日，“海关”，《字林西报》，1929年1月12日，英国国家档案馆，“中国海关”复制，卷宗号FO228/3943，英国国家档案馆，卷宗号FO228/3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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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泰晤士报》，1929年1月11日，第1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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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参见柯博文（Parks Coble）：《上海的资本家和国民政府（1927-1937年）》，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8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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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参见吴景平：《宋子文评传》，福州：福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72-184页；张宪文：《中华民国史》，第2册，第128-1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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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杨格（Arthur Young）：《中国建国的努力》，纽约：纽约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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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陈诗启：《中国近代海关史》，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6256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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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Charles Tilly, ”War Making and State Making as Organized Crime, ” In 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 ed. Peter Evans, Dietrich Rueschenmeyer, and Theda Skocpol（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5）,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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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易劳逸（Lloyd Eastman）：《流产的革命：国民政府统治下的中国（19271937年）》，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74年。该时共产党在宣传时也提出了这种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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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克立福德：《梅乐和与中国海关》，第18-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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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毕可思：“盗窃信函：中国海关的历史”，《现代亚洲研究》，第40卷，2006年第3期，第700-723页；毕可思：“抗战时期的中国海关，1941-1945”，载《英帝国和英联邦史杂志》 第36卷，200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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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毕可思：《在华的英国人：社区、文化和殖民主义》，曼彻斯特：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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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新的中国内阁”，载“致编辑的信”，《泰晤士报》，1932年1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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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致泰晤士报编辑的信”，载“致编辑的信”，《泰晤士报》，1932年2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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