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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海关位于公共租界的外滩边上，其职员大多是洋员，所以很少直接面临人身安全的威胁。但是在8月14日这一天，战火被带到他们自家门前。那天，中国空军的轰炸目标是日本的“出云号”旗舰。该舰挑衅性地停在有“小东京”之称的黄浦江面——一段位于上海公共租界中日本租界的区段。由于担心防空火力，飞机遂从高空投掷炸弹，结果一些被投偏，掷在华懋饭店和汇中饭店（今和平饭店南楼、北楼）之间、距离海关仅仅几米远的地方，造成很多伤亡。在上海的外国人把这天称为血腥星期六。当天的许多死者中，江海关稽查员胡志南就是其中的一位，他生前最后被看到的地点是在汇中饭店，几分钟后“炸弹在南京路和外滩之间的角落爆炸”。[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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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始，战争给海关提供了表现的机会，有些人也的确迅速地逮住了机会。例如海关港口救火队总队长高曼（W. J. Gorman）就以他的手下在血腥星期六中的英勇表现而非常自豪。炸弹也击中了位于浦东岸边亚细亚石油公司的一个油库，高曼和他的队员成功地阻止了这个油库设备毁于大火。他说：“在我们的行动中，消防员需要涉过膝盖深的石油，它的温度在很多不同的地方都达到燃烧点。”[8] 他们派出两艘消防船，每分钟可喷洒八千加仑水。他总结道：“我可以这么诚实地说，这是我有史以来见过的最了不起的一次救火。”海关港口警察则处理那些从外滩到法租界的这段黄浦江上寻求避难的“所有外国军人和无数小艇”。他们“不得不为数千的驳船、拖船、快艇、渡船、汽艇，船屋，甚至轮船提供泊位”。[9]海关成功地“疏散成千上万的难民”，向“部队和市民供应火油，以及各种各样的必需品”。海关再次做了赫德曾告诫它要去做的事情：在任何可能的方面，都要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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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期的震惊很快就变成沮丧和害怕。不少海关华员为了祖国去参军和战斗，因而辞职。[10]但也有很多人为了逃离上海，以各种理由申请迁调，例如声称生病，或者需要照顾在其他地方生活的父母。江海关的关医凌炽桓医生，因过度劳累而跨了身体，于1937年11月休病假被送走， 他得了“严重的神经官能症和抑郁症，需要彻底休息”。[11]因为有这么多包括日本人在内的外国人在海关工作，有些职员难免会受到怀疑。至少有一位雇员遭到了国民政府秘密机构的调查，并被押到南京审讯。[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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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军队在一开始因为担心苏联的反应，所以没有直接进入公共租界或法租界。此时的苏联正威胁着日本在伪满洲国的关东军，所以日本希望早日结束军事行动。如果他们攻击了公共租界或法租界，这个速战速决的目标就可能会失败。 虽然这个顾虑让日本无法占领海关大楼，但在投入不少血本拿下中国老城区之后，它也不甘愿继续让海关保持运转。为了达此目的，日本劫夺了江海关的河船和在上海的缉私舰船，[13]日本军队还接管了上海的大部分贸易。为了避开关税，日本军队用军用运输工具，把货物直接运载到位于“小东京”的日本码头，在那里，“海关关员不被允许运作”。[14]糖、人造丝和纸烟都被倾销到上海市场。因为涌入了大量鸦片，江海关税务司罗福德怀疑这是“日本军队麻醉上海地区的阴谋”。[15]他写道：“日本在虹口的军部被用作流散海洛因的集散地。”[16]罗福德的推测可能是对的：军事行动通常是昂贵的，并且占领也需要开销。在虹口货仓抢劫的物资，潮涌向市场。[17]此时江海关大楼虽还自豪地屹立在外滩边上，但随着日本封锁长江，控制中国沿海和黄浦江，以及随着他们带来大量的货物，海关除了等待时机好转之外，已经没有什么可做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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芜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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芜湖位于长江边上，是安徽省的一个重要城市，从南京向西，在一条20世纪30年代建设的公路上行驶，约需两个小时的车程。芜湖有一个外国人聚居的大社区，而且，长期以来就是跨区域的大米和木材贸易中心。随着国民政府从南京迁到这里后，战争在1937年秋天也随之而来。许多高级官员在芜湖搭乘开往中国中部武汉的船只，国民政府希望能在武汉再次集结。为了切断这条逃亡路线，日本于12月10日急忙占领了芜湖，甚至比他们进入南京还要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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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达德（F.D.Goddard）是当时的芜湖关税务司。战争开始后，他就立刻写信给总税务司署说他准备搭上停泊在芜湖江边的炮艇逃难去。他说虽然“抛下全体同仁让我自己感觉不舒服”，但他相信这是“迫切的”作为。[18]一位总税务司署的税务司这样评论：“他如此不恰当地早早就把这些想法写在纸上——他可是一位中国的官员啊。”[19]梅乐和警告克达德说：“若我正式同意任何提前疏散的计划，那就是我的失职。”[20]但是，克达德是悲观的，他说：“很难令人相信这个悲剧的结果不是日军获胜，至少在中国北方和东部地区会是这个结果。”[21] 克达德变得越来越焦虑，因为他的一些逃生工具竟然都被抢先征用了。先是孔祥熙要求用海关船只护送他去武汉。接着，他租来本打算搭载一些职员逃往上游的一艘船屋也被国军抢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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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进城时，芜湖陷于一片混乱。我们并非是从克达德的报告得知这个状况的，而是从一位决定与教民一起留下的传教士的报告中窥知一二。这位传教士写道：“情况已经非常糟糕，士兵严重失控。”[22]芜湖变成了一座鬼城，原先有15万居民，现在剩下来的还不到五千人。克达德没有去武汉，而是去了上海。那位传教士提到，日本人允许他从海关“搬走克达德的钢琴和一些属于他的东西”，这说明克达德离开得非常匆忙。克达德在1938年5月递交了辞职信，这比他有资格享受退休金早了三年的时间。他认为海关不会有一个好的前景，后来事实证明他是正确的。他决定领出他所累积的福利金，放弃原本若能任满就可以拥有的退休金。中国货币兑换价值的暴跌让他相信，断尾求生和减少损失才是明智之举。[23]克达德的先见之明仅是个案，而非常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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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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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江像芜湖一样，也是一个大米贸易中心。茶叶和邻近的景德镇窑厂所烧的瓷器也都经过这个港口。和南京及镇江类似的是，九江自从太平天国之乱后，就没有真正从破坏中恢复过来。尽管20架敌机在12月20日对九江进行了空袭，让它首次尝到日本袭击，[24]但严重的战事一直要到1938年夏天才到达这座城市。芜湖和南京陷落后，战场转移到江苏省北部的徐州。在那里，国民党在1938年春天输掉了一场重要战役。为了阻挡眼下日本对武汉的进攻，蒋介石命令炸开黄河堤坝，结果洪水把日本军队阻挡在前进的路上。很快，日军再次集结，决定于1938年夏天进行武汉会战。长江的水位在夏季上升，这样日本海军就可以在江上协同沿长江两岸前进的步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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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江位于马当要塞上游，是日本进攻的一个主要障碍。“十五至二十艘海轮和江轮”被装满岩石后沉在江底，其所造成的串联效果便成为这个要塞的主体。[25]大炮被安置在九江北部的山坡上，机枪碉堡分布在该区域之中，并布设了雷区。国民政府安排了三个师驻防在该区域，第四个师也驻在不远的地方以作后备。帮助建设该要塞的德国顾问向国民政府保证，它至少能抵挡六个月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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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江关税务司周理出生在一个长期居于中国沿海的英国家庭之中，1910年进入中国海关（见第二章）。和克达德一样，当战争爆发时，他已经在海关待了27年，并临近退休。周理也认为英国皇家海军炮舰“金龟子”，是他最终安全的保证。但是他对战争的反应却与克达德完全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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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理知道日本的攻击终究是不可避免的，所以他在1937年秋天和1938年春天的等候期间，与中国领导官员和军事将领建立起密切的关系。5月13日，日军占领了安徽省的安庆，安庆是位于马当要塞前的最后一个大城市。南京陷落后，中国实施了焦土政策，毁掉任何可能对日本人有用的东西。机器、装备、工具、金条以及九江至南昌铁路段的枕木和铁轨等物资，[26]都随着人潮通过九江港迁往内地。据周理看来，中国军队的行为实为典范。他说：“从全国各地来的20个或更多的师级单位从这里经过，我被他们的高尚道德、决心和纪律所打动 一些军队对每样东西都会付钱，他们和市民的关系非常好。”[27]他信誓旦旦地向梅乐和保证：“对于那些许多令人愉快的会晤和礼貌往来，不论是以官方或个人身份参加，我都会保留它们带给我的美好回忆。”[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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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理不是傻子，当马当要塞在6月28日以惊人的速度失陷时，他把原因归咎于某位中国将军的懦弱。这位后来被处决的叛将，毫无疑问地从日本那里拿到了厚礼，竟然拒绝与日本登陆部队作战，日军因此能从背面攻击马当要塞。[29]之后日军违反所有人类文明标准的行为，更使周理大为震惊。他亲眼目睹“农村的乡下人 倒在冷血的日本士兵的枪下，当数群无辜的农民试图过河时，在无警告下被杀害，飞机上的机枪向成群的农家房屋扫射”。周理在这个时候真的非常同情国民政府。他的这种心情也反映了欧洲和其他地方的公众舆论对国民政府奋斗的目标已经产生不同的看法。他再也不能继续把中国的政治或战争看成是跟自己没有任何关系，正如安德森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看待南京和广州国民政府的区别那样（见第六章）。现在国民政府被认为他们对日本残酷的侵略拿出了令人钦佩的勇敢抵抗。[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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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理在日本人进入九江之后不得不登上“金龟子”号皇家海军舰艇以求庇护。他用该船的无线电台，向梅乐和发了一封电报。电报中说，食物并不是真正的问题，“这里有充足的鸡肉”，并“为中国职员找来了大米”。他们“幸运地”拥有一块草地，可以在上面玩“刺激的游戏——与市民打双人板球和与美国人打棒球”。[31]他们还能洗澡，因为他们在亚细亚石油公司的院子里七拼八凑地搭起了一个淋浴。没有什么能比这个描述更能说明海关税务司迅速落魄的世界了，事到如今，他们得为安全、食物、水和卫生等基本生存问题而烦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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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陷落和长江沿线的战斗停止之后，周理于1938年12月离开了九江。他把九江关关闭起来，因为若让它继续运作，就得和日本官方打交道，而这意味着承认日本，所以九江关维持关闭。周理去了上海，在那里梅乐和要他撰写报告和统计损失——一个官僚机构对战争的自然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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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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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斯迩（E.N.Ensor）是江汉关税务司，1909年入职海关，此时距退休仅有两年时间。他出生于北爱尔兰，有着辉煌的职业生涯，从1935年起，便担任了两年的审榷科税务司，在此期间，为了防止铁路走私，他于1936年成立了“海关防止陆运走私总稽查处”。安斯迩与国民政府铁路部门当局的共事经验，对他在任职江汉关税务司时非常有利。他在1937年3月被任命为江汉关税务司，这个时间点是战争爆发前数月而已。日本占领上海后，粤汉铁路成为中国对外联系的主要交通动脉，包括为军队输送给养和把货物出口到国际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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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弥补海关税收的损失，国民政府命令海关去征收转口税，其中也包括由铁路载运的货物，但这一点遭到了铁路当局的竭力抵制。安斯迩通过务实的方式来处理来自铁路方面的阻力，而非高空式地试图与铁路领导人协议。以往的经验告诉他，这样做只会摩擦不断，并很少有结果。他首先在汉口火车站外面部署人员。当海关人员与铁路职员建立起关系时，后者自然的本能就是去避免无必要的劳动付出，所以海关职员就先被允许进入铁路货场，接着进入了火车站。[32]不管他们上司的意见如何，对铁路员工来说，让海关人员在车站内执行工作是比较方便的做法。否则，他们就得把货物送到车站外边的海关人员那里。1938年5月，梅乐和特地给安斯迩写了一封信，对他所完成的工作表示赞赏，并说，像江汉关这样的海关，“实际上正担负着维护中国海外信誉的重大责任”。[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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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武汉成为中国的抗日中心后，“武汉精神”如平地一声炸雷，应声而起，安斯迩也被这股精神感染。[34]他原本在1937年12月一度建议“海关职员撤离家属”，并说他“愿意考虑海关职员提出的撤离请求”。[35]但到了1938年1月，他搁置了撤离命令，并淡化日本的威胁以及员工所关心的经费不足的问题。[36]当国民政府从汉口撤退时，安斯迩也在1938年10月下达了总撤离的命令，进而避免了像在上海和南京一样付出沉痛的高昂代价，不过，安斯迩本人却因为对江汉关的持续开放还抱有希望，所以没有离开武汉。[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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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在上海一样，日军占领武汉以后，也不允许江汉关继续运转。安斯迩报告说，华员“被限制在法租界。他们没有通行证，因此不能通过日本设在法租界的岗哨”。[38]安斯迩写到，日军接管了武汉贸易，为了征收“包括运费和手续费在内的30%-35%的从价税”；[39]日军从上海运来了“罐头、啤酒和廉价的货物 上海造纸烟、纽约美孚和亚洲石油公司的蜡烛”。[40]到1939年4月时，安斯迩受够了这些，便向梅乐和提出离开，[41]但没有得到允许。当他在隔年达到三十年的任职年限后，便要求退休，他说：“我有三个孩子，没一个能够自立，如果因为某种原因，我拿不到退休金，将令我陷于巨大的经济困难”。[42]梅乐和仍然没有让步，典职科税务司胡辅辰对此评论说，安斯迩的申请若是获准就会开了先例：“日本将会争取让一位日本人来担任税务司”。[43]因此安斯迩不得不留在原地，直到珍珠港事件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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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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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的第一年中，战事大多发生在中国北方以及沿长江各省。然而到了1938年春天，广州因为是粤汉铁路的终点，遂成为频繁空袭的军事目标。《各项时事传闻录》记载了日本炸弹所引起的恐怖以及所激发起来的对日仇恨。例如在5月12日，黄沙火车站遭到空袭，结果造成“两千多平民死伤，四百余间房屋被毁，同时因为大部分炸弹落至居民区，以致大量人民无家可归”。[44] 6月里，有1650人遇难，6000余人受伤。包括外国医院在内的许多家医院都严重受损。粤海关税务司李度写道：“我看到了日本飞机制造的无法形容的大屠杀。若对这个空袭依旧抱持着不是肆意袭击的说法的话，那就是在玩文字游戏。”[45]因为伤害如此巨大，以至于日军在1938年10月占领广州以后，竟无法恢复广州城的正常生活。[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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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日军进入广州时，负责粤海关的是暂行代理之署副税务司瑚佩（E.D.G.Hooper），而非李度。当时李度的身体已经垮掉了， 所以梅乐和准许他搭上离开广州的最后一艘轮船。[47]瑚佩根据先前拟好的撤离计划，于10月20日命令海关职员分散至香港和澳门，因为在这些地方“一经通知，就可以返回”。瑚佩与五十名左右的华员一起留守在海关。[48]粤海关位于珠江中间沙面岛上的英租界内，事实证明，沙面根本不安全。日本人虽没有进入租界，但“火灾在四处窜起”，[49]这可能是因为日军蓄意破坏设备导致的结果。例如黄沙火车站内一个弹药堆的爆炸，使车站内所有的窗户都被震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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瑚佩在这时看到一个可以向上司表现的机会，决定要好好地扮演一个能够以绝对冷静的态度来降服当地暴行的英国殖民官的角色。日军占领广州后过了几天，他认为会见日本总领事冈崎胜男（Katsuo Okazaki）的“时间到了”，理由是要抗议日本抢占海关船只和进入浮标区。冈崎胜男误解了瑚佩，他告诉瑚佩，自己理解瑚佩不得不提出的抗议，这样他才能够以不可抗力为由重新开放海关。但瑚佩严正告诉冈崎胜男，“在广东，海关从来没有关闭过”，并且警告，如果海关关闭了，将会导致“国际上严重的后果”。[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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