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冈崎胜男拒绝扮演瑚佩心中期待他扮演的角色，于11月9日告知瑚佩，日本将接管海关，但海关在一些前提条件之下也可以被允许继续运转。这些条件包括瑚佩需给日本官员提供他们想要的所有文件；瑚佩做出的任何支付，都须得到日本的允许；以及若因为公务而需要派任何关员到沙面以外地方之前，需要获得批准。面对要么被驱逐，要么 “危害海关的完整性，或者在抗议下让海关继续运转”的选择，瑚佩按照指示，选择了后者。[51]和在上海和汉口一样，日军接管了广州的贸易。同样地，海关在广州也只是名义上保持开放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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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梅乐和的领导下，面对新事件时，海关都是采取和1932年日本侵占东北时相同的做法。他们保持着同一个信念，那就是海关能够在战争中独善其身，并且一如既往，不管战争结果怎样，一旦鸣金收兵，海关就能恢复运转。但此时，这个要在原地留守的政策却是建筑在没有真的理解到日本人确实想把西方人赶出东亚，并且他们有方法来做到这一点。梅乐和坚持海关应该留下来并继续运转，虽然不是所有税务司都这么做，但大多数人都尽了他们最大的努力。这些作为不但显示海关纪律严格，也展示出他们对自己机构的持续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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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爆发的影响极其严重。国民政府失去了主要的税收来源。海关税收总数在1937年还有1亿美元，但在1938年陡降至1500万美元，1939年更只有1100万美元。[52]鉴于国民政府对海关税收的严重依赖，所以这个损失极为惨重。可以这么说，当这个税源不再时，国民政府的经济问题就开始出现，包括恶性通货膨胀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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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海关自身来说，后果同样非常严重。以往的海关税收，首先用在海关自身的运行开销上。在1937年10月，梅乐和取消了即将到来的职员退休，因为他想在这场危机中有尽可能更多的关员可以支配。[53]但一年之后，因为资金匮乏，迫使他辞退了所有自认为冗余的人员。[54]因只征收到很少的税收，他在1937年12月30日提醒税务司们要“节约”。[55]两个月后，他指示税务司们解散缉私舰队人员，并先从资浅职员开始，因为他们比较有可能找到其他工作。[56]在国外休假的职员也被敦促到别处去找工作。国民政府货币的贬值，引起各个方面的生活困难。对有外汇兑换要求的外国职员来说，尤其困难，例如他们还得支付在国外寄宿学校上学的孩子们的学费。[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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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虽然没能让中国屈膝投降，但却成功地摧毁了西方在中国的霸权。此时此刻，没有什么可以比炮艇居然会失去挑起恐惧的能力还更能够象征西方霸权的丧失，因为它从鸦片战争开始就一直是西方强权的符号。日本飞机于1937年12月在南京附近的江面上，炸沉了美国海军“潘内号”（Panay）军舰，并且损伤了英国皇家海军“瓢虫号”（Ladybird）军舰。日本声称该攻击是意外事件，英美两国虽提出强烈抗议，但除了无可奈何之外，他们甚至还无法获得日本的道歉。对海关税务司们来说，炮舰在抗战时期也仅仅是逃生的工具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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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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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梅乐和待在中国海关的第五十个年头，他给驻伦敦办事处主任郭本（J.H.Cubbon）写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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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目前的地位（在某些方面岌岌可危）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能够坚持和跟随赫德的主张，即我们在这里是在辅助当权者，而非取代他们；所以我认为自己在当前这个诡谲的政治动乱和混淆中还可以继续存在，有部分原因归咎于此。但是要应付目前这个情况，光是凭此还不够：我面临的困难任务就是要试着去调和重庆的愿望和东京的要求。也就是说，在没有政府的保护下，要在敌占区替政府做事。[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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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乐和的这番话首先表明，他还在继续用那块由往昔海关所磨出的棱镜看眼前的世界，而且母舅遗风是其沉重的负担。其次，表明梅乐和认为在中国和日本之间，依然还有一个可以让海关发挥作用的空间。但该空间随着时间的流逝变得越来越狭窄，直到完全消失，徒留梅乐和一个不可能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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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第二点开始于梅乐和相信如果能够获得英国的帮助，并且让海关的国际性再次被突显，那么就能够创造出一个折中的权宜之计。可是当这个想法失败后，梅乐和的焦虑感增加。因为事态变得越来越清楚，那就是他可能被迫要与国民政府撇清关系。有些看法认为梅乐和可能会愿意这么做，[59]但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当日本在1939年很有可能要梅乐和接受汪伪政权以对他的总税务司一职做出正式任命时，他给郭本写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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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应当会尽全力来执行对海关的直接掌控 （并且）他们将会“任命”我为总税务司 （如果这些成真）我可能被迫把总税务司署转移到香港、昆明或者重庆；我不能接受合法政府的敌人的任命。我不仅要考虑自己的名誉，还必须顾虑到总税务司一职的声誉，因为那是由赫德爵士的成就所积累出来的——换句话说，我没有追随易纨士先例的打算。[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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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纨士会被历史记住，因为他接受了伪满洲国海关顾问的职位（见第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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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图让它可行：英日海关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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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5月2日，英国和日本在东京签了一份关于中国海关的协定。它规定中国海关在日占区所征收的税款应存入横滨正金银行。该税款首先用于支付维持海关运转的经费，其次是支付中国的国际债务。协议还规定即刻下拨从1937年9月起停付的日本部分庚子债赔。[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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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日海关协定对国民政府是个羞辱：两个外国，其中的一国还在与中国发生战争，竟然来决定中国的一个政府机构要做什么，以及它的主要税收应怎样使用。这是一份奇怪的安排，很有可能是因为当时中国和日本都各自有一些担心和盘算，所以迟迟没有宣战。双方都担心公开宣战的话，可能会引发美国的中立法；也担心英国会认为它的利益将受到威胁而有所行动。因为海关税收担保着中国外债，并且债务协定还规定，在偿还期间海关组织不能有改变。另外一点同样重要的原因是，日本这时还没有想去挑战欧洲列强和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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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处置海关税收的问题，是1937年8月日本占领天津之后最先被提出来的。由于日军威胁要封闭天津的对外贸易，所以促成了津海关税务司梅维亮（W.R.Myer）与梅乐和及孔祥熙之间的讨论。[62]英国外交部也卷入进来，因为它指示当时英国驻日大使克莱琪（Robert Craigie）去与日本外务省启动商谈，希望后者能够同意把海关税款存入一家中立银行。[63]当时的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Anthony Eden）在海关这件事情上认为，与日本妥协符合英国的利益，甚至认为英国也应该越过国民政府来与日本直接谈判。他说“让中国政府同意这个协定纵然重要，但我认为海关的完整性是如此重要，即使中国政府拒绝，也不能阻碍该协定”。[64] 艾登在1938年因为不满英国首相张伯伦（Neville Chamberlain）对纳粹德国的妥协政策而辞职。当在天津的日军不会做出让步的事态已非常清楚时，[65]关务署指示梅乐和：“你可以暂且准许津海关税务司，让他自行谨慎斟酌，把津海关税款存入当地一家殷实可靠的银行。”[66]横滨正金银行当然是其中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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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处置海关税收的问题在日本占领上海后又重新浮现。梅乐和在1938年1月28日禀告孔祥熙：“日本施压江海关税务司，要他把江海关税款存入横滨正金银行，并承诺江海关可以为了执行所有的义务以及维持自身运转而定期提款。”[67]当时人在武汉的孔祥熙告诉英国驻华大使寇尔（Archibald Clark-Kerr），他希望日本被看成侵略者，[68]但是若有两家或者更多的外国银行可以接收在日占区所征收的税款，他也不会阻止这样的解决方案。他也要求“在这敌对时期”任何剩余的税收都要由第三方托管。[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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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东京达成的英日海关协议没有符和孔祥熙的最低限度要求，即除了横滨正金银行外，应该有另一家银行来充当保管银行，但国民政府最终还是没有拒绝这项协议。英国官员催促重庆接受该协议。而在英国，李斯·罗斯（F. Leith-Ross）也向中国大使郭泰祺游说。梅乐和派美籍的审榷科税务司聂普鲁（Carl Neprud）作为海关代表也赴重庆游说。聂普鲁之前曾在香港遇见过宋子文。虽然宋子文对这件事不愿明确表态，但他“理解有英国、法国和美国对中国投注积极的兴趣，才符合中国的利益”。[70]孔祥熙在重庆告诉聂普鲁：“只要海关在沦陷区能继续运转，诸大国就会有事情可做。”[71]言下之意就是国民政府仅仅会“撇清责任，并保留采取行动的自由”。[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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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梅乐和想要一个更确凿的书面同意，于是在6月15日向国民政府提出要求，希望他们对同意将海关资金存入横滨正金银行一事做出一个明确的表示。看到该请求时，孔祥熙“明显地紧张起来，并且有点被激怒”。[73]孔祥熙通过英国大使馆传给梅乐和一个讯息，说他建议“总税务司要想出一种办法，把它操作成纯粹是基于银行交易流程的考虑”。[74]在实际操作上，他要梅乐和在中央银行开一个有透支功能的海关账户以支付中国的对外债赔，并同时用上海结余作为进一步筹资担保，以偿还中央银行的透支。[75]巧的是中央银行此时在上海租界内仍有一个办事处，就在外滩的海关大楼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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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日本根本就没有遵守该协议的打算。当日本以武力攻击中国，尤其是空袭引起了世人广泛谴责的同时，它也一直都在哄骗敷衍英国与梅乐和。横滨正金银行的上海分行从来没有向梅乐和汇过资金以支付中国的国际债务。1939年1月15日，孔祥熙停止了资助海关在中央银行的透支账户，[76]并且从1939年4月1日起，中央银行对现有的海关透支账户收取7.5%的利息。[77]国民政府决定，在海关能有效控制税收前，他们仅愿意按照海关目前征收的比例来支付部分庚子赔款和其他债务。梅乐和希望能让海关继续运转的愿望完全破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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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乐和与汪伪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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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日本改变了战争策略。他们意识到，一两次战役的胜利并不能迫使国民政府投降，所以需要改变战略。日本开始希望一方面通过局限性的军事进攻来破坏国民政府的军队，另一方面通过持久的轰炸，以让中国百姓来反对政府。他们同时扶植了一个国民政府的替代者，希望把中日冲突转嫁给国民政府和这个替代者之间的内战。这样一来，日本表面上的正式身份就只是给后者提供支持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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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认为汪精卫是作为这个替代政府领导的最佳人选。汪精卫在1932年修补了与蒋介石的关系，并在该年加入了南京国民政府。但在1938年12月，他认为再多的军事抵抗都是愚蠢的，所以离开了重庆，并启动了以通过谈判来结束战争为目标的和平运动。[78]对海关来说问题在于，如果新的汪伪政府坚持发布一个总税务司的正式任命，这就意味着要与重庆国民政府正式断绝关系。尽管汪伪政府要一直到1940年3月才成立，但梅乐和在1939年9月却认为汪精卫的就职典礼已迫在眉睫。梅乐和的书记员甘柏操（A.S.Campbell）就针对这个可能性，在当时写了一份很长的备忘录。甘柏操推断汪伪政府将会坚持任命梅乐和作为其海关的总税务司，它将会要求一份书面答复，而这会阻碍梅乐和继续担任国统区的海关总税务司。[79]日本可能希望通过这类做法进一步向西方国家施加压力，使他们与重庆的蒋介石政府拉开距离，并与日本在中国搭起的新秩序达成协议。例如就英国来说，它在日占区有着重要的金融和商业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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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柏操的结论是，海关会“被迅速地逼到相当困难的处境”，因为它“不得不考虑到那个忠诚族群，即海关华员的立场”。如果他们接受汪伪海关的任命，就会触犯国民政府的反叛国法。甘柏操向梅乐和提醒，对梅乐和来说“后果可能会非常严重”。[80]据甘柏操看来，汪伪政府的成立让海关毫无其他选择，只能从日占区撤离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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