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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755524 梅乐和变得极为担忧。他写信告诉伦敦的郭本，说他在日本使馆会见驻华特命全权公使加藤外松（Sotomatsu Kato）时表示：“只要是局限于目前业务范围之内的事务，我愿意与日本当局，甚至与‘改革政府’（Reformed Government）进行非正式的合作；至于合作方式要留给我自己决定； ［但是］若正式地让区域政权来控制运作，几近于挤压海关的完整性。”[81]在一份给英国和美国大使的备忘录中，梅乐和又再度重申这一立场。[82]他在给魏尔特的信上说，他不断地与在伦敦、巴黎和华盛顿等“有利害关系国家的代表们”保持电报联系。[83]梅乐和想尽可能地牵扯到更多的人，以让他在以后的日子里不用背负起所有的责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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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755526 尽管汪精卫政府成立了，梅乐和却幸运地不用被迫做出选择。他在给郭本的信中说，在岸本广吉的帮助下，他得以说服“日本当局（在中国和东京）”不去改变他的地位。[84]梅乐和没有透露身份的一位“中间人”向日本建议说，汪精卫会认为“权宜之计就是把汪政权当作前南京国民政府的延续来操作，这样他们就可以把自己视为所有政府部门的继承者，包括海关”。[85] 换言之，这种做法就是可以让占领区假装汪伪政权的到来并没有产生任何变化。不管后来事情的演变是否是梅乐和以上建议的结果，在1940年3月成立的汪伪国民政府就是以中央政府重返南京的姿态呈现的。[86]这样一来，不但不用向梅乐和发布新的任命，也不用对日占区的其他国民政府官员发布新的任命。汪伪政府的财政部长周佛海仅给梅乐和写了一封信，恭喜他多年来的杰出服务。[87]梅乐和对此没有答复，只把该信放到了办公桌子的抽屉中；如此一来梅乐和总算避免掉了汪精卫政府曾经威胁要制造的就职困境。[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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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755528 不久之后，梅乐和还主动给孔祥熙提供了一个辞掉他的机会。如果孔祥熙没有顺水推舟，就表示梅乐和还是继续有重庆政府支持。孔祥熙没有辞掉梅乐和。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5月31日，梅乐和给孔祥熙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他应该开始为他的继任者做准备。他提出这个议题的原因是一方面他自己想退休，另一方面也因为有很多在国民政府领导核心的人不满海关在敌占区还继续运转。此外，梅乐和也告诉孔祥熙，事先准备好也是明智的做法，以防“最坏的事情发生”。他并补充到，他可以留下来，但前提是这个做法真的被需要。[89]孔祥熙不久就复信：“我们了解你对政府的忠诚、目标的坚定和在处理极端困难情况时的灵敏应变。”[90]还说他很高兴，因为“总税务司对从伪政权那里收到的文件都置之不理，保持了坚定的立场”。[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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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755530 这个时候，梅乐和对日本的态度实际上已经强硬了起来。1939年欧洲已经爆发了战争，德日同盟使日本成为英国的敌对国。梅乐和已经推断，日本将会在战争中失败：“日本已经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困境之中，它虽然能以很高的代价取得战役的胜利，但它并不能征服中国。中国最后会把它拖垮。”[92]在1940年1月，当海务巡工司卡乃尔（L.R.Carrell）在任上去世时，[93]日本施压要求任命一名日本人继任该职，梅乐和拒绝向这个压力低头。梅乐和在写给郭本的信中说，“期望我去让一位敌对国的人来掌管一个海关的重要部门是不合理的”，而且他还威胁日本人，如果他们继续坚持，他将“把总税务司署迁到中国非日占区的某处”。[94]卡乃尔的职位后来被美籍船长水佩而（F.L.Sabel）接替，他在海务部门内是卡乃尔之下的最高级别职员。[95]梅乐和也拒绝配合日本以重新开放长江，[96]他给英国驻华大使寇尔写信说：“在没有中国政府的指示，或者没有他们对此事看法的情况下，我不要在此议题上有任何动作。”[97]当日本要求他把日籍关员调去九龙关，并在那里指定一家日本银行以作海关托收银行时，梅乐和加以拒绝；他也拒绝执行汪伪政府所宣布的税则。[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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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755532 当日本与英、美两国的战争在1941年一触即发时，梅乐和开始准备让日本接管海关的工作。在郭本的建议下，1941年2月，他把存在上海的全部资金余额转移到了纽约而非伦敦，因为当时伦敦也是一个不安全的地方。郭本被授权挪用部分资金以支付当时所有正在休假人员的一半薪水。[99]梅乐和从上海和其他在日占区里的港口撤走了绝大多数他认为可以免去的职员，[100]并且把总税务司署的机密档案运去新加坡。后来证明新加坡的确是安全的，不过这并非像梅乐和当初可能所想的那样，即日本应该无法拿下该城市所以安全；而是因为日本从来没有发现这批档案。最后，在1941年3月梅乐和给寇尔写信，告诉他：“使缉私船只停航的时候到了，因此英国应该考虑接收它们。”[101] 4月9日，英国皇家海军在香港征用六艘海关舰船。[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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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755534 日本被激怒了。[103]派驻汪伪政府的日本大使用一向属于梅乐和自己的说法来驳斥他，说日本把这些做法视为英国侵犯了海关的完整性，梅乐和须为此负责。[104]为了惩罚梅乐和，日本下令横滨正金银行扣压“‘占领区’里的港口所应支付总税务司署开销的配额”。[105]从此，海关只能依赖它所还拥有的资金存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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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755536 还有另外一个难题等着梅乐和。他同意让江海关税务司罗福德在1941年11月退休。和日战区里的其他税务司一样，罗福德在远远超过规定的退休年龄之后仍继续工作。也许梅乐和是想再一次说服日本当局来让海关使用税收以支持其运作，所以他打算让1907年就进入海关的赤谷由助（Yusuke Akatani）接任江海关税务司一职。但这个任命却是一个敏感的问题，所以梅乐和需要再次确定他能保护自己。他给孔祥熙发了消息，禀告他这个可能的任命，这样也给孔祥熙一个反对的机会。他还告知了英国外交部。英国外交部答复说他们倾向不要梅乐和任命赤谷由助，但也表示：“如果你确信日本将会诉诸极端手段，外交部会同意与其干扰海关行政，不如最好顺从。”[106]后来事情的发展是这个人事一直等到珍珠港事件后才发布。在当时，海关只有两个日籍税务司，并且都隶属于不太重要的港口——宜昌和烟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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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755538 梅乐和没有料到日本不准备让海关以任何实质形式运转下去。海关的名声门第，梅乐和对自己能力的过分自信，以及或许对英日同盟挥之不去的记忆，都可能是造成他巨大失算的原因。梅乐和并不是唯一抱有这些幻想的人。驻日英美大使都继续报告，称日本的军国主义作为一种越轨失常的行为在其国内受到其他较有理智的人反对。英日关于中国海关问题的协定，说明在英国有很多人，甚至那些对德国绥靖政策持反对态度的人，仍继续认为与日本还有合作的可能。只有在日本攻击英国在东亚和东南亚的殖民地和珍珠港事件之后，这些想法才终于被埋葬。对于那些梅乐和为了达成不可能的目标而被夹在中间的海关人员来说，其后果是严重的。他们中有上百人，在珍珠港事件后到日本投降前的几年里，被关进了拘留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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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755540 移交给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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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755542 1942年12月10日，汪伪关务署署长张素民写信通知梅乐和：“根据财政部长周佛海的指示，你被免职了，你要向新的总税务司岸本广吉移交工作。”[107]梅乐和一直努力防止的事情，现在发生了：海关被一分为二，一个在日占区，由岸本广吉领导；另外一个是在重庆设立的总税务司署。由岸本广吉领导的海关大上很多，因为从日占区继续征收的关税占总税收的80%以上。[108]我们很难去建构岸本广吉的总税务司署及其领导下的海关的这段历史。抗战胜利后，为抹除汪伪时期的历史，大部分相关材料都从海关档案中被剔除掉了。岸本广吉的通令被撤销，重庆发布的那些单独系列的通令则被重新编号，以续接上梅乐和在珍珠港事件爆发前所发布的通令。我们确实知道岸本广吉的总税务司署废除了海关金单位，采用了有利于日本工业和农业的税则，并且把大多数高级职位分给了日本人，他们中的很多人已在海关任职多年。[109]虽然只是猜测而已，但是在他的可控范围里，岸本广吉的政策似乎尽量在减少改变，可能其目的是为了有利于将来海关的重新统一。没有进一步的证据之前，不能假定岸本广吉和他的上司一样也持有反华和反西方的目标。岸本广吉也是一个海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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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755544 对国民政府而言，总体上，他们对梅乐和非常生气，并愤怒于英国不但没有做过多的抵抗就放弃了香港，而且还用派往缅甸的中国军队来掩护英军从那里撤往印度。他们想任命一位中国人担任总税务司，却遇到了英国驻华大使寇尔和美籍财政顾问杨格（Arthur Young）的阻挡。[110] 1941年1月7日，腾越关税务司周骊被召到重庆，并被任命为代理总税务司，负责成立一个新的总税务司署。[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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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755546 周骊面临的是一场艰苦的硬仗。当他于1942年4月抵达重庆时，他发现“对总税务司的尊敬，已经大为降低了”。[112]此时转口税不但已被废除，有人还建议取而代之的战时消费税应该由税务署征收，[113]若此计划成真，海关就剩下无税可征。周骊向伦敦报告说，新的总税务司署里的各个税务司职位已被任命，而且“没有征询过我的意见”。[114]他继续说，他们“在我达到之前，在很多问题上都已经做了决定”，包括对外国同僚的待遇，如果他们真的继续被留下来，大多数人会被转成顾问。周骊把他所遇到的困难归咎于三点：英国对日本的攻击软弱无能，普遍的“排外主义”，以及国统区里海关华员想利用这个机会占住不错的海关职位。[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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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755548 周骊的任命仅是个临时安排，国民政府依然想任命一位中国总税务司。孔祥熙设下一连串的掩护行动以求把丁贵堂接到重庆来。孔祥熙大概认为丁贵堂可以被英国和美国接受，因为他被在华的不少外国人所熟知。接丁贵堂到重庆的任务具体由朱德君负责，丁贵堂和她父亲认识。[116]朱德君去了上海，在那里见到丁贵堂，告诉他：“中央政府希望你尽快到重庆去担任总税务司。”[117] 1942年3月，丁贵堂被关进上海的日本宪兵队总部大桥公寓（Bridge House, 位于今天的四川北路上），同时关押的还有梅乐和和其他海关高级职员，原因是他们被怀疑向国民政府传递情报。[118]丁贵堂后来虽被释放，但依然被时时监视着。梅乐和到了重庆之后说，丁贵堂之所以在12月能够借口因病去北京治疗而脱身，很有可能是在岸本广吉的帮助下获得允准。[119]他的治疗记录还保存在北京的协和医学院。[120]他在沿线的某个车站寻机离开所搭乘的火车而潜逃。由于当地伪军的几位指挥官认识朱德君的父亲，于是在他们的沿途帮助下，丁贵堂于1943年2月7日到达了重庆。他到达的时间距离国民党在第五届十中全会中决定让中国人接替梅乐和来担任总税务司，已经过去两个月了。[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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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755550 丁贵堂到得太迟了。梅乐和从大桥公寓被释放后，比其他被拘押人优先在一艘遣返船上占到了一个铺位。这或许是因为他上了岁数，抑或是期待其声誉和人脉可以让他为还在被拘押的人挺身说话。那艘船在1942年9月初抵达了马普托，即葡属东非莫桑比克的首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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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755552 梅乐和最初的计划是先回英国，再返重庆。但是他改变了主意，决定先到重庆报到。[122]孔祥熙倒是希望梅乐和立即回英国去，大概是想把他支开，但英国政府觉得梅乐和要是能在重庆出现和发挥影响，将是“最好不过”。[123]他们替梅乐和安排了去加尔各答的“特等优先”通道，那里有一架中华航空的飞机与他接头，梅乐和在12月份终于抵达了重庆。[124]他做出一副自然的样子，向孔祥熙递函说要复职。他之所以可以这样做，是因为在周骊的任命函令状中说他仅仅是代理总税务司视事，“直到梅乐和抵达重庆为止”。[125] 就这样，梅乐和一方面可以从他在珍珠港事件爆发之前的妥协立场中脱身，另一方面又可以创造出一个新的情势，来让国民党无法任命他们想要的人。汇丰银行和英格兰银行的艾迪思在1943年3月对梅乐和作这样的评价：他是一只“狡猾的老狐狸”。[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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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755554 梅乐和在重庆受到的接待是冷淡的，不仅国民政府对他如此，海关职员也是如此。孔祥熙拒绝宣布梅乐和复职，并要求他对自己的行为做出解释，包括他在上海做过的事情，以及为何不撤离总税务司署。[127]梅乐和觉得孔祥熙的做法不够诚实，试图把责难推到他身上，因为不管是做过的或没有做过的事情，有不少的部分责任应该归于孔祥熙。他在给郭本的信中如此泄愤：“这种典型东方式的诡辩，比令人不齿更可恨。”[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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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755556 海关高级职员也把他们所面对的麻烦处境怪罪在梅乐和身上，并责备他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捍卫他们的立场。郭本给周骊写道：“假如前总税务司署有远见，能在重庆任命一位常设联络员 就可以为海关铺路来让它能够像以前一样运作。”[129]但相反，“海关由于缺少充分的代表，结果吃亏不少。”[130]提到海关职员，周骊告诉梅乐和，“营养不良削弱了他们的耐力，越来越多的人正在倒下。”[131]长沙关税务司戈略尔（G.N.Gawler）写信告知梅乐和，大多数人已经不相信梅乐和在尽力帮助他们。还说，“话说回来，当他们的生存与否是唯一需要被顾虑到的问题时，其他承诺还有意义吗？”[132]梅乐和写信告诉郭本时也说：“他在重庆目睹了受过教育的华员因为负担不起一个合适的住所，被迫住在一个临时分配的营房。闽海关税务司最近报告说，有的听差为了生活，不仅被迫卖掉家具，甚至卖掉了孩子。”[133] 面对海关的每况愈下，梅乐和认为这是无法避免， 而且早就预料到的情况，现在终于发生了。让外国人在海关有一席之地的日子已经过去了。国民政府的敌意和日益增长的腐败问题，使得海关地位付诸东流，无可挽回。[134]就算梅乐和深信日本将会战败，但却不信国民政府可以把持住整个国家：“北方的共产党政权和南京的汪伪政府很有可能会（给国民党）造成难堪。”[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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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755558 梅乐和认为唯一真正的选项就是能在最好的条件下离开。他告诉孔祥熙，自己一直同情国民政府的志向，也力劝孔祥熙让剩下的洋员转为顾问，并且采取渐进的程序过渡到中国人全面管理。[136]有一笔贷款被张罗用来支付拘留营中“英国和美国雇员的薪水”，但关于外国职员的留任和薪资，孔祥熙只给出保证，对其内容没有提出具体承诺。[137]梅乐和再一次解释自己的立场其实是与海关的传统相符合：中国人获得对海关的全面掌控实现了赫德的预言，那就是“在天然民族力量的始终运转之下，把我们从如此畸形的位置上赶走的日子终会来到”。[138]梅乐和可能由衷地认为他已经尽了全力，但是国民党这时却不再需要他了。海关职员也要梅乐和为降临在他们身上的噩运负责。[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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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755560 在一切都事先商量好的情况下，孔祥熙允许梅乐和于3月1日宣布复职，[140] 接着在三个月后辞职。[141]一个言不由衷的饯别会为梅乐和而开，以感谢他为中国所做的一切；这么做同时也保全了海关的荣誉。此时国民政府同意任命李度为代理总税务司，并且先由丁贵堂代任直到李度报到为止。[142]由于国民政府当时正在谈判不平等条约的替代方案，所以他们选择不在总税务司的人选问题上作坚持。这些不平等条约的谈判包括收复外国租界、居留地和废除治外法权等。这些问题之所以重要并不是因为国民政府很快将有机会进入外国租界和居留地，而是因为它们涉及长达一个世纪之久的耻辱。另外，它们还能让重庆政府从汪伪政府那里夺走宣传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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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755562 李度的任命也有来自于美国对中国海关的重新重视，上文提到的美籍财政顾问杨格改变了他早先对海关的反对。珍珠港事件以后，他向孔祥熙恳谈了个中原因。[143] 他说：“今天的中国，除了战争支援之外，在任何其他领域没有什么比这个需求还要更大，那就是在公共行政的任何一个部门，都要发展和普遍执行一套良好标准的责任制度。”[144]对这样的一个政府来说，海关就得扮演核心。杨格的这个观点得到了华盛顿的呼应。1943年6月，一份美国国务院的备忘录中记录道：“在过去的岁月中，政府没有像英国所展现的那样，对海关采取积极的关注。”[145]然而“为了美国的商业利益，同时也为了中国的自身利益”，去“支持和寻求一个维持高效率的海关政策，并保留训练有素且能够胜任的洋员”是符合美国利益的，直到“得力的且令人满意的（中国）人员”已准备好可以替代他们为止。假如杨格和美国国务院的官员们意识到他们听起来与其英国前任是多么相似，可能将会感到脸红。但是时空已经不同了，珍珠港事件结束了美国的孤立主义，它正在谨慎地和小心翼翼地摸索着承担起超级大国的角色。这个角色与它的信念一拍即合，那就是天意注定要由它把自由和民主推向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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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755564 在新条约的谈判期间，总税务司的人选问题也被提出。国民政府建议和英国进行一个简单的照会交换，来确认终止总税务司必须为英国人的要求。英国立即知会美国，声称在英国愿意放弃该原则的同时，英方在与中国的照会中还应加上一个声明，即表达希望海关“基于中国自己和中国债券持有者的利益上，应当维持目前状况”。[146]美国对英国提出的声明表示支持。[147]国民政府接受了这种情况，因为废除不平等条约是更大的目标。他们还认为通过走后门还是能够实现拿回海关的目的。正如同孔祥熙告诉梅乐和的那样，他们将任命李度为署总税务司或代理总税务司职务（acting or officiating IG），经过一段适当的过渡后，把总税务司署和关务署合并，然后聘李度为顾问。[148]但事情并没有照此发展，正当国民政府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需要美国的帮助时，李度在1944年4月被任命为全职总税务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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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755566 作为美国公民和长期任职海关的人，李度是一个明显的人选。[149]他是从美国罗德岛州来的新英格兰人，在达特茅斯学院获得学士学位之后，于1914年加入海关。他有着强烈的责任意识，是一位典型的清教主义者，并相信美国是股对世界有益的力量。[150]他的健康问题是个忧虑，早在1937年他就曾大病过，十年后，他又不得不在梅奥诊所（Mayo Clinic）里待上一段时间。在那里，他给丁贵堂写信说，自己没有身体上的毛病，但是“体重严重过轻。他们建议他要延长休息时间，不要有责任，并且要有丰富的饮食！”[151]从广州返回美国后，他曾加入过美国战略情报局，即中央情报局的前身。当孔祥熙要求他回到中国时，面对这个请帖，他觉得“有责任承担”，正如他向美国国务院所述，自己“去接受这个职位 以阻止一份明显要通过重组海关以清除掉来自不同国家的外国官员的计划”。[152]与梅乐和不同，李度尚未接受这种事情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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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755568 在战争最后的那几年，李度以打击腐败来作为管理海关的优先重点。他认为海关的生存是依赖于“关员的个人诚实”。[153]他拒绝了下述声明：“由于时事艰难和海关薪酬较低，当我们处理那些接受贿赂和做假账的人时，应当手下留情。” 他似乎认为这是一个牺牲个人的时代，唯有这样，才能保全海关名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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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755570 对李度来说，他必定是在相当为难的状况之下，才不得不在1943年9月20日下达渝第610号通令。而这个通令所要传达的内容在他8月份抵达重庆之前，已经被商议过了。[154]该通令对86名外籍职员进行“强制退休”，其中包括许多被拘留的人。他们的退休时间从1943年7月31日开始，[155]这意味着他们的薪资福利只算到那天。一批被俘的职员在1943年秋天通过美国“格里普斯霍尔姆号”军舰被遣返回国，他们只有等到返回家乡时，才知晓了自己的命运。[156]毫不令人意外，当收到该消息时，他们是“相当失望，而且肯定还相当憎恶反感”。[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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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755572 在李度的领导下，海关重新恢复稳定，但它失去了以往所拥有过的独立。海关一度被排除在国库法的规定之外，但该豁免权在1942年5月被取消。从那时起，海关的预算都要经过国民政府的批准。1944年12月，基于“扰民”，蒋介石下令废止了战时消费税,[158] 结果造成海关没有重要的税收可征。它只管理着为数不多的几个关口，而主要责任仅仅是检查违禁品。[159]比较有用的是丁贵堂被派到了新疆。 新疆在历经苏联的控制后重归国民政府管辖，丁贵堂在那里开办了一系列海关，以宣示国民政府的管辖权，这是海关向来所擅长的工作。李度把大部分注意力放在战后规划上，并且设立了一个复原计划处来设计海关重返沿海的详细计划。[160]这个规划让海关在日占区的恢复运转上要比其他的政府机构有了更充分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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