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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条约的谈判期间，总税务司的人选问题也被提出。国民政府建议和英国进行一个简单的照会交换，来确认终止总税务司必须为英国人的要求。英国立即知会美国，声称在英国愿意放弃该原则的同时，英方在与中国的照会中还应加上一个声明，即表达希望海关“基于中国自己和中国债券持有者的利益上，应当维持目前状况”。[146]美国对英国提出的声明表示支持。[147]国民政府接受了这种情况，因为废除不平等条约是更大的目标。他们还认为通过走后门还是能够实现拿回海关的目的。正如同孔祥熙告诉梅乐和的那样，他们将任命李度为署总税务司或代理总税务司职务（acting or officiating IG），经过一段适当的过渡后，把总税务司署和关务署合并，然后聘李度为顾问。[148]但事情并没有照此发展，正当国民政府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需要美国的帮助时，李度在1944年4月被任命为全职总税务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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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美国公民和长期任职海关的人，李度是一个明显的人选。[149]他是从美国罗德岛州来的新英格兰人，在达特茅斯学院获得学士学位之后，于1914年加入海关。他有着强烈的责任意识，是一位典型的清教主义者，并相信美国是股对世界有益的力量。[150]他的健康问题是个忧虑，早在1937年他就曾大病过，十年后，他又不得不在梅奥诊所（Mayo Clinic）里待上一段时间。在那里，他给丁贵堂写信说，自己没有身体上的毛病，但是“体重严重过轻。他们建议他要延长休息时间，不要有责任，并且要有丰富的饮食！”[151]从广州返回美国后，他曾加入过美国战略情报局，即中央情报局的前身。当孔祥熙要求他回到中国时，面对这个请帖，他觉得“有责任承担”，正如他向美国国务院所述，自己“去接受这个职位 以阻止一份明显要通过重组海关以清除掉来自不同国家的外国官员的计划”。[152]与梅乐和不同，李度尚未接受这种事情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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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争最后的那几年，李度以打击腐败来作为管理海关的优先重点。他认为海关的生存是依赖于“关员的个人诚实”。[153]他拒绝了下述声明：“由于时事艰难和海关薪酬较低，当我们处理那些接受贿赂和做假账的人时，应当手下留情。” 他似乎认为这是一个牺牲个人的时代，唯有这样，才能保全海关名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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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李度来说，他必定是在相当为难的状况之下，才不得不在1943年9月20日下达渝第610号通令。而这个通令所要传达的内容在他8月份抵达重庆之前，已经被商议过了。[154]该通令对86名外籍职员进行“强制退休”，其中包括许多被拘留的人。他们的退休时间从1943年7月31日开始，[155]这意味着他们的薪资福利只算到那天。一批被俘的职员在1943年秋天通过美国“格里普斯霍尔姆号”军舰被遣返回国，他们只有等到返回家乡时，才知晓了自己的命运。[156]毫不令人意外，当收到该消息时，他们是“相当失望，而且肯定还相当憎恶反感”。[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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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李度的领导下，海关重新恢复稳定，但它失去了以往所拥有过的独立。海关一度被排除在国库法的规定之外，但该豁免权在1942年5月被取消。从那时起，海关的预算都要经过国民政府的批准。1944年12月，基于“扰民”，蒋介石下令废止了战时消费税,[158] 结果造成海关没有重要的税收可征。它只管理着为数不多的几个关口，而主要责任仅仅是检查违禁品。[159]比较有用的是丁贵堂被派到了新疆。 新疆在历经苏联的控制后重归国民政府管辖，丁贵堂在那里开办了一系列海关，以宣示国民政府的管辖权，这是海关向来所擅长的工作。李度把大部分注意力放在战后规划上，并且设立了一个复原计划处来设计海关重返沿海的详细计划。[160]这个规划让海关在日占区的恢复运转上要比其他的政府机构有了更充分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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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复原努力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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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在8月15日接受了波茨坦公告，其中盟国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终结日本试图在东亚地区树立霸权的策略。但这仅是另一大堆难题的开始，包括欧洲帝国的未来、中国在亚洲的地位，以及美苏两个大国将要扮演的角色等。在这个零起点上，可以理解国民政府试图获得主动权。他们赶回东部沿海，不但要恢复他们在战前的地位，还要最终实现他们的历史使命，即把中国转变成为一个现代的、团结的，并且由中国人自己治理的民族国家。然而因为恶性通货膨胀、国际贸易的缓慢恢复、官僚之间的倾轧和缺少外国的支持，国民党最后失败了。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虽然国民党在抗战时期所采用的动员策略让他们熬过了日本，但却是以大量的社会和政治怨恨作为代价。在这个时期，海关虽然继续为未来奋战并取得了一些胜利，但对于必将发生的事仍然无法躲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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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返沿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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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关即下的接收工作还算是顺利展开。日本投降两周后，丁贵堂从位于湖南芷江的美国第十四空军大队基地乘坐飞机，于8月31日抵达南京。[161]在会晤了国民政府总指挥何应钦将军和其他政府官员之后，他立刻去上海，开始了海关的复员工作。8月15日这一天，岸本广吉遣散了日本雇员，给他们发放养老金，并安排他们回家的交通。一周后，岸本广吉辞职，把权力移交给了税务司裘倬其，指示他暂时负责总税务司署驻上海办事处。丁贵堂在9月12日接收该办事处，并在次日接收江海关。他向李度汇报，除了“杆栏和管道”有被移动之外，海关的建筑物和档案“情况良好”。[162]他还为以前的同事美言，写道：“前日本雇员，尤其是年长的，或多或少地对看守关产和保护档案有功劳。”[163]有几乎完整的档案是很重要的，因为它能便于收回关产、处理人事问题和恢复运转，对提出损害赔偿的要求也自然不在话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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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贵堂以他一贯熟练灵巧的作风来面对这些任务，而且表现非常出色。某次的南京之行，他居然可以使海关免除遵守蒋介石的一个命令。那道命令是规定海关的恢复运作应该受到某一个委员会的督导。对此，丁贵堂辩论说，若对海关这么做，将会失去宝贵的时间。[164]这样他就能够先发制人，对付在国民政府其他机构里的同事。11月底，他向李度报告说，江海关掌控有“500个货仓和大量物资”。[165]他从南京、宁波、镇江、苏州、杭州，甚至远在安徽省的蚌埠和安庆迁调人员，来看守那些价值高昂的新资产。丁贵堂还恢复了1934年的税则，废止了在日占区继续征收的转口税，合并了洋员和华员海关俱乐部，还有宣布海关金单位和国民政府通货的汇率为1
:20。[166]他还被委任为“财政部京沪区财政金融特派员办公处”的专员。[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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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贵堂的成功源于他作为一个出色的调停人和谈判者，而且能和外国人合得来。他和在上海的美国人建立起良好的关系，而这些美国人对于控制上海港相当有效率。丁贵堂于1945年10月和美国海军洽谈，要求他们提供两艘救援和打捞船、两艘浮标投标船、两艘测量船、两艘海岸巡逻船、两艘扫雷艇，以及六艘能在长江上执行任务的小船。[168]有了这些，就可以在水佩而还没到来之前，让担任临时海务巡工司的爱佛司（R.G. Everest）船长能开始修理那些已被损毁的浮标、信标和灯塔。[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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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感谢“在上海的美国当局竭尽所能地帮助我们”，[170]丁贵堂特别在12月8日，即珍珠港事件的四周年纪念日，举办了一个酬谢晚宴，并欢迎在三天之前乘坐美国“格兰特号”（Grant）军用运输舰抵沪的水佩而。[171]“格兰特号”是战后第一艘来到上海的外国轮船。[172]船上32位乘客中绝大多数是美国人，包括驻上海的美军高层，海军小杜瓦尔（E.E.Duvall Jr.）准将，以及负责上海外国清理委员会（Foreign Liquidaiton Commission）的约翰逊（B.A.Johnson）将军。丁贵堂的客人围坐在摆满了鲜花的四个圆形餐桌边，享用一顿丰盛的中国宴席。供客人喝的，有可供挑选的果汁；加拿大俱乐部、约翰·黑格和尊尼获加黑牌威士忌；轩尼诗白兰地和约翰益寿干邑；中国绍兴黄酒。餐后还有新鲜的水果和希尔斯兄弟咖啡。还有三个城堡、骆驼、茄力克和骑兵队牌香烟，或者亨牌雪茄供抽烟者享用。这些全都是奢侈品，可能由“格兰特号”带来，为此，花了一大笔钱。[173]晚宴的报销让身在重庆的李度勃然大怒，因为“如此阔气的招待通常会毁了原来举办用意”。[174]丁贵堂深知他上司会有类似清教徒式的本能反应，所以等到晚宴举办过后才提出经费申请。[175]他可能是不想在自己的国家输在场面上，并认为这场聚会是一个很好的投资，可以得到美国人的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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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海关按照战争结束前所拟出的计划要把主要精力集中在上海，同时也自然要求其他各地海关亦应尽快恢复。例如，署理副税务司林联芳在9月24日被要求暂时接管江汉关。[176]林联芳在9月15日与9名其他海关职员和“500名来自其他不同中央政府单位的官员”，[177]一道搭乘“明连号”轮船离开重庆。他们一行人有的睡在甲板上，并且在日本人的帮助下，安全驶过了长江的雷区，四天之后到达汉口。经过沙市时，他们发现海关的楼房已经被炸毁。到了汉口，第六战区司令部授权林联芳接管所有的关产和日本所设立的转口税征收站点。厦门关在10月1日被英籍税务司饶诗（C. P. Rouse）接管。霍启谦在10月6日被任命为粤海关税务司。[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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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出不穷的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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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关对和平的到来做出非常快速的反应。各关不仅被重新开放，恢复战前的功能，并把日本留下来的大量物资收为己有。虽然丁贵堂知道自己在过去三个月的表现已经是再好不过了，但他敢12月8日的晚宴上放松心情吗？他要是能够相信可以对未来充满信心，那该有多好啊。但这是不可能的。从他在这个时期的往来信函中可以看到，海关迅速地被越来越多的问题压得难以承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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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0月初丁贵堂就已向李度报告，上海人口膨胀到500万之多，因为大量富裕的难民为了躲开共产党而汇聚到这里。[179]住宿供应短缺，房东已经很少相信任何权威，他们收取的租金虽低，但坚持要“订费”，即“一个房间需要一或两根金条，一间房子五到十根金条”。[180]丁贵堂刚返回上海时，物价比重庆还低，但很快开始暴涨。在重庆，蒋介石和毛泽东的谈判并不顺利。到了12月，美国派二战期间的陆军参谋长马歇尔（George Marshall）来华，担负调解的使命。无论是对美国的依赖，共产党的革命，还是迅速恶化的通胀，以及国民政府机构之间的倾轧内斗等，都非常有可能让丁贵堂无法以无牵无挂的心情来享受他的晚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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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问题从来都不是件容易的事，战后海关面临的这类问题相当棘手。除了士气低落、薪酬不足的问题外，留在敌占区的人员也被怀疑通敌。还有如何实现海关完全中国化的问题，也仿佛一个长期不愈的化脓的伤口，仍在继续滋生怨恨。另外，海关人手也不足。丁贵堂在1945年10月8日给李度写信，说当时给海关批准的编制是2000人，但他认为在此之上还要增加5000人，才能满足“光复区、满洲和台湾”的需求。[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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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关职员人数非但没有增加反而减少。海关辞去了465名日本雇员和16名意大利雇员，因为他们是前轴心国国家的人，所以在战后的海关里没有立足之地。[182]只有德世堪（S. Toscani）这一位意大利人被续留下来，因为他曾经反对过墨索里尼和日本，而被拘禁于山东潍县。此外，假若海关完全照着规定来办，它理应还需要裁撤在岸本广吉掌管时期所雇佣的880名人员。[183]丁贵堂也确实解雇了他们，但是通过一场在9月23日举办的“竞争性考试”，[184]又立刻把几乎全部的人都招募回来。如果那样做可以被合理化的话，是因为，首先，国民政府处理战时行为的大方针是以理解为基调；其次，若官员们仅仅只是留在他们的职位上而已，那么就不会被视为叛国。丁贵堂同时还想“暂时地”保留副税务司级别以上的资深职员。[185]这一想法极具争议，因为在1943年11月，总税务司署曾下令要所有的副税务司级别以上的职员自己设法来国统区。如果他们不遵从命令，除非因为不可抗力而被阻止，否则将被撤职，且没有复职的可能性。[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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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度对丁贵堂的这一举措大为吃惊，抗议道：对于政府命令“副税务司级以上的职员要被撤职”一事，“我没有权力去忽视它，哪怕只是暂时地”。[187]但是关务署署长张福运却支持丁贵堂。张福运认为对海关高级职员的调查不应该和其他行政机构一样通过法院来进行，而是应该由海关委员会来做这件事。[188]他为自己的这个想法争取到批准，因此专门成立了一个沦陷区官员审查委员会。[189]该委员会要求高级职员提交因不可抗力而阻止了他们离开日占区的证据。对于所有申请者的说法该委员会都予以支持，除了裘倬其是个例外，因为“他代表岸本广吉去参加了汪精卫的葬礼”。汪精卫是在1944年11月去世的。该委员会还决定把沈博尘以涉嫌叛国为由移交给地方当局；该案件我稍后再谈。[190]这显然是一种企图粉饰的做法，也正如丁贵堂向李度解释的，张福运想借此来“保护海关，不让它因为留住前职员而遭到批判”。[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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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保护那些没有遵守1943年命令的高级职员的过程中，丁贵堂和张福运并非只维护那些在珍珠港事件前曾经与他们亲密共事的人，丁贵堂认为“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比起那些在自由中国的职员，他们在教育、经验和能力上都更好”。[192]如果说保护自己人是其目的之一的话，他们的另一个动机就是要把外国人阻挡在外。丁贵堂回应李度的批评，说海关被“外国同僚再支配一个世纪”的日子，已经走到了尽头。[193] 他认为海关能有一些外国人将是“有益的”，但是“从行政的角度来看却也没有必要”，[194]并且“一般民众不想要外国人负责外班”。[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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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贵堂试图阻拦李度把美国税务司放到重要的职位上。他反对任命聂普鲁为江海关税务司，因为在水佩而已经是巡工司、李度是总税务司的情况下，“如果聂普鲁再被任命为江海关税务司，在上海的三个海关首脑都将是美国人。”[196]聂普鲁后来被派到江海关的总务科，这是个相对较不显眼的职位。关务署也阻拦了李度想任命外国人为津海关和粤海关税务司的想法。[197]国民政府和海关虽然依赖美国人，但是他们不想再重返战前的局面，即只有少数中国人在海关内有着较高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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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被扣押的海关职员，丁贵堂在9月7日来到浦东集中营，因为“大量的海关职员和他们的家属被拘押在那里”。他递给每人“三十听香烟，作为慰问的表示”，并传达了李度的口信。可以预见李度传达的讯息不外是对新的和平时代的展望，要他们恢复身心健康。他同时也试图保证，说他正在游说财政部长来改善金钱上的待遇。[198]那些在1943年逃过了被杀害命运的人，被准予休假半年。有些人接受了该待遇，另一些人决定立即重返工作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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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贵堂的确获得了他的报应。丁贵堂的驱动力是他想要构建起一个叙事，即海关是一个百分之百爱国的机构，它不但在日本占领期间持坚定的立场，并且一贯行事光明磊落，受人尊敬。不出所料，当沦陷区官员审查委员会决定把某人以涉嫌叛国而移交上海法院调查时，这个人给丁贵堂所努力营造的海关形象重重一击。这个人就是上文提到的沈博尘。[199]他为了报复，在上海高等法院控诉丁贵堂通敌，在战时和战后都有贪污，以及庇护自己的亲朋。[200]沈博尘指控丁贵堂使他成为海关战时劣迹的替罪羊，仅仅因为他在1936年曾经揭发济南关（译者注：没有此关，应是胶海关）税务司李桐华走私糖。[201]基于丁贵堂自己的证词、李度的一份配合陈述，以及日本官员和宪兵队所提供来证明沈博尘与他们勾结的信件，法院裁判丁贵堂无罪。[202]海关团结一致地要斗垮低阶稽查员沈博尘。然而不管真相如何，这个案子对海关是有伤害的。因为它揭开了原本掩盖住海关在战争期间所作所为的神秘面纱，清楚地曝露出海关其实与其他官僚机构一样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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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人事问题使战后海关的重建困难重重，组织的环境也在恶化。如果说关务署的张福运和一些像宋子文这样的国民党高级领导人对海关依然有好感的话，也只有少数人与他们有同感。当张福运到达南京时，他被挡在海关总税务司署的门外，因为“国民党的头面人物”向他施压，要他接受新局面。[203] 战后不久，国民党就通过了一道废除总税务司署并把其职能并入关务署的法令。这道法令之所以没有被付诸实施，原因是当时的行政院院长是宋子文，而他是反对这个决定的。他对这个难题的处理方式是干脆不把此命令下达给关务署，使张福运可以对此装聋作哑。[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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