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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曾经被赫德小心翼翼规划出来，好让海关展现其用处的空间，如今一次又一次地被封锁起来。戴笠将军在抗战期间当上了财政部缉私署署长，这与海关形成直接的竞争。缉私署在“陆路和水路交通沿线的战略要冲设立了站点，检查旅客、侦查叛徒、预防颠覆活动，同时还检查货物”。[205]战后，缉私署虽然关闭，戴笠的权势也在下滑，但他仍设法在交通部下设立交通巡察处。1946年9月，宋子文召开了一个包括戴笠、李度和丁贵堂等人出席的会议，并达成一致同意，即将由海关负责缉私，而交通巡察处主要调查颠覆活动。[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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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这份同意在书面上看起来可行，在实践中却不是这样。戴笠用来削弱海关的手段之一，就是保持不间断地控告海关的腐败。他的控告中也许很多都是真实的，不过真正的重点在于，戴笠想借此动作来促使蒋介石下令去调查那些指控。这样就可以使海关无法从调查中脱身，不但会消磨海关的时间，还会消散他们的斗志。[207]戴笠同时还想从内部接管海关，他想让自己的人到上海做稽查员，但该想法被宋子文阻止。[208]其他官僚机构同样也想接管海关的部分职能。例如交通部在1947年10月宣称它的权力涉及“航海辅助设施和港口靠泊”，套用丁贵堂的话来说，交通部“还说了一堆关于主权和治外法权的胡言乱语”，等等。[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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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付海关的方法中，没有什么比拿一个刻意设计的政策来让海关职员的薪酬比国民政府其他官员都要低更能削弱海关，或表达出国民政府对它的基本态度了。战争期间，海关失去了设定自己薪酬的权利。早在1946年1月8日，李度给宋子文写信称，“海关薪资的普遍不足，很难（1）应付生活消费，（2）留住职员”，所以不可能打击广泛弥漫的腐败。[210]李度向宋子文呼吁，除非提高薪资，否则他不能有效地处理腐败问题。[211]他承认抗战期间，腐败在国统区已经成为一个问题，而在“日占区，有人告诉我腐败是个常规，而不是例外”。[212]海关职员抱怨说，“邮政职员，和那些在上海电力公司、电话公司、电车公司和轮船公司的职员，都有更好的待遇。”[213]海关士气瓦解的原因在于，“久违的胜利现在总算来到了，但似乎还是看不到改善我们待遇的任何前景”。[214]到了1947年9月，该情况变得更加绝望，因为当时海关职员要求多发一个月薪水好让他们渡过中秋节难关。[215]上海的资深华员在1948年10月向李度提交了一份集体请愿书，称“目前海关华员的薪水仅是战前水平的10%-45%”。[216]海关被抛弃一旁而任其凋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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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海关变成了一个自私自利和剥削性的组织。战争时期，海关职员成立了一个所谓的消费合作社，它的成员光在上海一地就不下三千人，其中很多还不在“职员录的名单上”。该社以“日用品的象征性价格”，向它的成员提供救济物品。[217]它能够提供这些日用品，是因为海关人员查封了“小麦、面粉、布、茶叶等”物资。[218]丁贵堂和李度都不喜欢合作社，因为知道成员都在靠“滥权和腐败”过日子。他们原打算取缔这类合作社，但基于糟糕的经济状况，又决定予以暂时保留。[219]一个曾经是为社会服务的机构，如今却变成用自己的权力来替它的成员服务的组织。即便不难理解海关之所以会沦为这样，是因为抗战和内战的情况使然，这个演变也败坏了海关的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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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度，忠实于他的出身，努力地打击已经扎根的腐败。他任命了一批视察税务司来巡视调查各个海关。其中的一位叫作魏恭朔，他在1946年央求李度撤销派他去厦门的命令。他害怕厦门的走私者会雇用“当地流氓”来杀死他。魏恭朔还讲述了昆明代理副税务司曾经邀请自己去他家，并“展示了他的左轮手枪和上膛手枪”。当他在昆明时，他全程看到了持枪的卫兵，这给他留下了阴影。在长沙，一位嫌疑犯告诉他，军队已经答应要保护这位嫌犯，并且军队说：“我们用一颗手榴弹就能干掉调查员。”。[220]李度同样也给自己找麻烦。财政部于1947年9月拒绝发放一笔定期的英镑配额款，因为海关扣押了张嘉璈嫂子的行李。还应该记得，张嘉璈就是那位曾经与安格联密切共事的中国银行总经理。丁贵堂给李度写信说：“按我的看法，如此严格地执行海关法律，对海关的利益是相当失策的。”[221]对一位严谨的新英格兰人来说，内战中的中国并不是一个好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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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关不但在国内被孤立，在国际上也是如此。英国正在印度忙得不可开交，印度在那些年中不但在争取独立，也进行分裂。日本已是出局者。虽然苏联在那个时候的目的还不是很明朗，但它肯定不是海关的朋友。剩下的只有美国了，但它现在占领了日本，从任何战略或经济上的因素考虑都不需要中国。而且美国此时更关注的是欧洲的左翼分子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除非国民政府得到美国的大力援助，否则就会输掉内战的事态变得明朗时，美国国会通过了1948年援华法案（China Aid Act of 1948）。水佩而被派往华盛顿去替海关请愿。他汇报说尽管大约2000万美金已被分配给海关用于复员工作，但是“我觉得大好时机已经失去了 没有人清楚地了解，中国真正需要的是什么，也没有一份与中国援助相关的明确方案”。[222]美国不准备像过去的英国那样为海关挺身而出，也拒绝使海关成为它对华政策中的一个重要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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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度在1947年被压力压垮了，并被送回美国养病。值得表扬的是，等他好转之后，他又返回中国。他决心不要像梅乐和那样，把自己的职员丢在飘摇困境之中。他在中国的最后一年极为糟糕，但也获得了一些补偿。他在1948年购买了几件当时中国最著名的书画家的作品，其中包括齐白石和徐悲鸿的作品。[223]这些作品现在的价值可能已经超过了当年美国拨给海关复员计划的资金总额。当李度离开中国时，他确保带走了赫德和金登干两人之间通讯的副本。[224]他的这个作为其实有些虚伪，因为他曾经愤怒地向梅乐和追究把手伸进赫德的信件这件事情。[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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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而言之，内战期间，过去曾经让海关生存和繁荣的那些条件已经消失了。不但国民政府已经开始反对它，而且也没有外国势力愿意或者能够支持它。海关不仅失去了纪律和凝聚力，更糟的是，也失去了声誉。假如贸易能够恢复，城市能够重返生机，战前的跨国联结能够复生，海关也许还能幸存下来。但上述的任何一种情况都没有发生，并且除了美国以外，整个世界都陷入了贫穷。左翼分子的运动和民族主义者的运动所要追求的是一种新的现代性，而不是重回到战前那个时代。冷战在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产生了新的分裂，而那是一种海关没有能力缩小和减少的分裂。曾经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中期活跃的跨国主义消失了，海关也过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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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关的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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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想对海关的气绝力竭时刻着墨太多。造成它走到终点的深层原因已经在上文分析得非常清楚。不管怎样，想要以任何细节来复原最后一连串的发展都是不可能的，因为这将需要接触中国共产党的档案，但它们还没有被公开。因此，我只能做一个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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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投降后的几天内，当共产党成功地占领山东东北部的数个最重要港口时，其所面临的威胁再清楚不过了。这些港口包括威海、烟台和龙口，[226]它们对共产党来说至关重要。因为他们不但利用这些港口来进行盐、棉花和黄金的贸易，同时还通过它们向中国东北输送干部和军队。共产党也正是以东北为起点，在几年之后夺取了整个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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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认为中国共产党在他们所占领的地区奉行谨慎的政策，尽可能争取最多的民心，而不是在枪口下强制推行新的革命秩序。从1946年初以来，驻山东北部的海关职员在其信件上所反映出来的内容就印证了这种情况。那里的海关被原地保留，职员得到了工资，尽管只是最低标准的薪资。他们还被送到教育改造营，去学习共产党的政策。[227]共产党还允许海关职员离开，前往国民党统治区，这可能是为了减少资源压力。但是，没有革命是不流血的。国民党在1947年10月重新短暂地占领了该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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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共产党在1949年占领了天津之后，他们把市政府的各功能组织分成了三大类：第一类由邮政、铁路、电报和轮船招商局等组成；第二类包括金融银行业等；第三类是各行政管理机构，它们被共产党宣称是最没有用途的。海关就属于第三类。[228]当一个月后共产党占领青岛时，一份向总税务司署驻上海办事处所送交的报告称，“邮政的待遇更优。”[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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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如此，大多数华员都不愿意去台湾。国民政府已经成了无能和腐败的代名词，他们把海关当作不想抚养的继子，而且他们在台湾苟存的几率也不被看好。国民党的情况一直要到朝鲜战争爆发后，1950年夏季美国把第七舰队派遣到台湾海峡后才稳定下来。海关的华员原地不动，因为他们相信海关所传承的有用性和服务可以让它又一次渡过改朝换代。上海关区的海关同仁进修会在1949年3月给李度和丁贵堂的请愿书中，把该想法这样表达了出来：“目前，和平和战争依然未卜，似乎有必要让海关遵循它的传统并且维护最初的立场——不让临时性质的政治变化影响了海关。国家最终的利益应该就是我们的目的，不要担忧眼前和未来可能到来的困难。[230] ”请愿书还提到天津和北平的海关职员留在了原位，并且已经恢复天津和南方港口之间的贸易。[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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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一般都预期正常贸易在共产党接管之后将会快速地恢复，但此间还会有一个动荡时期，因此海关需要做好准备。其中之一便是囤货。海关在上海，无疑也在其他地方，购置了大量的食品、食用油和其他日常必需品。1949年初，海关成立了一个应变委员会，分为会计、采购、运输、保护和救援、规划等几个部门。不可避免地，这个委员会由丁贵堂负责，[232]计划向员工提供至少三个月的所有必需品。[233]到了三月底，所囤积的大米和面粉不仅已经足够让他们这么做，而且还有多余。[234]当海关职员有需要时，小额的供应会被下发给他们，以防止他们再拿到黑市上出售。除了购置食品和其他日用必需品外，在市场条件允许的时候该委员会还购买银币。[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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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海关担忧要如何在共产党到来之后继续生存下去的话，那么另一个忧虑就是如何避免让珍珠港事件之后海关发生分裂的情况重演。1949年1月，总税务司署开始着手计划如何让海关“为了国家的利益”而保持完整。[236]他们预设了两种情况，一种是国民政府会命令总税务司署从上海撤离，另一种是允许它留在原地。在第一种情况下，总税务司署驻上海办事处将在一位“合适的官员”的领导下重建。李度作为总税务司不得不跟着国民政府；如果国民党政府收复了北方，他也会尽一切可能来保护自己。[237]在第二种情况下，总税务司署将和共产党接触，然后再一次利用不可抗力这个方便的机制为借口被迫行事；同时，让一个由副总税务司为首的区域总税务司署或某位资深的税务司来管理国民党控制下的海关。在这种方案之下，可为将来造就一个“现成的和平顺的重新统一”。[238]事情发展的结果是国民政府命令总税务司署南迁。李度在1949年5月离开上海，和国民政府一道去了广州，并在那里成立总税务司署广州办事处，因为“缺乏交通设备”，只有少数职员随同李度前往。[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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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关试图在共产党抵达之前与它达成一个共识，这个做法是有道理的。丁贵堂于1月份派了代表去香港与共产党的地下党接触。李度是否知道该情况我们不得而知。丁贵堂的代表和共产党最重要的地下党之一潘汉年接洽上了。[240]潘汉年向周恩来请示，周恩来表示，只要海关保管好它的档案、仓库和关产，所有职员就可以保留职位和工资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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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丁贵堂已经决定要不顾一切地投向共产党的怀抱。李度到达广州后向财政部报告说，他不认为有必要强迫上海的高级职员都来广州。但丁贵堂反对李度的这种措辞，因为这可能被理解成上海的职员没有听从李度的命令。丁贵堂在给李度的信中写道：“事情明摆着，我们是根据你的命令留在这里的，这样我们在海关的地位才不会受到影响。”[241]他希望李度能使财政部十分清楚这一情况。和共产党接触时，丁贵堂还在设法照顾到所有可能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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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在1949年5月26日终于进入了上海。按照许诺，他们保留了原来的海关职员。在给上海的一封信中，李度写道，他非常高兴地得知，“新的政权显然正确地看到了海关的非政治性和服务民众的性质。”他建议总税务司署驻上海办事处向共产党申请准许上海办事处能继续使用无线电台。 他写道：“我们仍然是一个海关，为了中国人民的利益和将来的贸易、灯塔等，我们应该保持一致。”[242]这时的李度听起来多么像梅乐和啊。虽然这种申请是根本不可能被批准的，但从这个举动却也看得出来，保全海关依然被某些人视为一个关键目标。在这个政权交替的时刻，只要海关归顺共产党的领导，愿意为他们做事，就将能再次幸存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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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度在广州没有停留很长时间，共产党在1949年10月占领了广州，迫使李度迁往台北。共产党军队集结在东部沿海准备拿下台湾，台湾的前景非常黯淡。如同之前已经提过，解放军攻台行动后来因为杜鲁门（Fruman）总统在1950年夏天下令美国海军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才被取消。离开的时候到了，于是，李度提出休假申请。1950年1月5日，当时至少名义上是中华民国行政院长的阎锡山，在一个为李度举办的小型宴会上致辞。阎锡山从1911年辛亥革命到1949年为止，都一直主宰着山西省，他还曾以某种形式夺取过津海关（见第六章）。他赞扬李度的所作所为，诸如确保海关缉私舰艇被送去台湾、把中国的黄金储备运送到台湾。[243]阎锡山还表示，希望李度在休假之后再回来。不过李度没有这么做。[244]人事科税务司罗庆祥和总务科税务司方度暂时共同担任代理总税务司，直到常任的安排出现。就这样，让外国人掌管中国政府一个重要部门的时代走到了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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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后，共产党建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通货膨胀受到控制，民间武器被收缴，城市被肃清，土匪被镇压，并且通过土地改革给农民分配了田地，不但让他们回去耕作，更因此提高了为国家生产粮食的动力。党组织被纳入各级政府和事业机构之中，这些单位中的高级职员，尤其是那些受到怀疑的人，被送到了革命大学去学习所有关于新中国的情况和理念，以及接受社会背景的调查。但整体来说，动荡还是被压到最低程度，以给人们机会来适应新的秩序。中华人民共和国充满了希望：海外中国人争相归国，认为一个新的黎明破晓时刻已经到来，中国需要，也欢迎他们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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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海关来说，当李邦定领导的总署共产党小组在1952年发起厉行节约运动时，海关的希望便破灭了。该节约运动也是所谓的反贪污、反浪费和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中的一部分。这个运动调查了中国各海关的账户，来揭露海关持有的外国货币。仓库也被搜查，以企图看看海关到底偷偷拿走了什么，或者当外国人和有钱的中国人离开时，海关是否没收了些什么。事情很快就搞清楚了，海关还有相当多的物资。一份关于江门海关的报告称，它有价值5600万美元的货物和食品。[245]九龙海关的账户上有306203港元和总价值不清的黄金。[246]武汉海关发现有1千公斤高价值的钨，中国是全球重要的钨产国之一，同时还有2万公斤铁钉和96箱纸。[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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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海关“三反”运动的党小组于1952年8月16日提出一份报告，里面总结了他们的进度。该党小组称，这个“三反”运动是以“正常合理”的方式进行的，意思是说它严守着“少数从严、多数从宽”的原则。该行动已经查出了117名“大老虎”，也就是贪污价值在1000万元以上的人；还有269名“小老虎”，侵吞公款在100万元至1000万元之间；另外还有1162名海关职员被发现有较小的腐败罪行。顺便一提新旧货币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55年实行货币重整，旧币1万元相当于新币1元。约有一半的贪污所得被追回。70名海关职员被发现有犯罪行为，并入监服刑；1192名被施予行政处罚，大概是被降级。党小组同时还发现有572位“旧海关职员”依然和“帝国主义分子”保持联系，其中包括商人和特务等。此外，中国南部和东部地区依然存在大规模的走私。[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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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运动并不仅仅用来揭发错误行为和追回金融资产和商品，它的目的还包括改变观念。卷入这场节约运动的海关职员都被要求写“反省检讨书”。[249]其中一份检讨书的作者写道他最初是支持“三反”运动的，而且相信自己没有做出值得惭愧的事情。但是“三反”运动使他认识到自己的确受到“旧思想”的戕害，而且还没有能够克服他的“个人主义”和“资产阶级”习惯。他写着，现在他认识到了，在他的整个职业生涯中他都一直在帮助英美帝国主义分子。他最初没有“真心地和积极地”参加运动，所以伤害了“人民的目标”，但现在已经彻悟了。在这份尚有诸多篇幅的悔过书中，他进一步详细列举了他在海关部门中所犯下的腐败行为，并且还提供了其同僚的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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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对这个作者和当时的情况无法有更多了解，所以我们无从判断这份悔过书的作者究竟是真心坦白，还是仅仅在例行公事。但这其实并不重要。海关的价值和传统已不被接受，它的历史也被否定。近代海关就此谢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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