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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中虽可见到荷属东印度公司的建筑，但没有证据显示维米尔本人和画中这栋建筑有直接关系。荷属东印度公司创立的头几年，他祖父针对该公司股票进行投机买卖，弄到几乎破产，此后，他家就和该公司没有任何关系。但在代尔夫特，没有哪户人家能真正避开荷属东印度公司。维米尔的父亲雷尼耶·沃斯（Reynier Vos，雷尼耶出生时，他家族尚未采用维米尔这个姓）是个艺术品商人和客栈老板，他或许未替该公司工作，但他的生意有赖途经代尔夫特的客人上门，而那些客人大部分是为该公司公务而来的。画家也很可能置身荷属东印度公司的势力圈。例如，在阿姆斯特丹，伦勃朗（Rembrandt）替该公司的董事画肖像，收入颇丰。但就目前所知，维米尔未受机构或个人委托作画。代尔夫特或许在荷属东印度公司的势力范围里，但维米尔从未成为荷属东印度公司的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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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米尔从未替荷属东印度公司效力，但有数万荷兰人这么做。荷兰有一批历史学家估计，该公司营运头十年——几乎和17世纪头十年重叠——有八千五百名男子搭该公司的船离开荷兰。接下来的每个十年，数目有增无减。到了1650年代时，每十年出国的人数已超过四万。1595至1795年这两百年间，有近百万人从荷兰走海路前往亚洲，其中大部分是年轻男子，他们宁可在东印度公司觅得工作，也不愿待在拥挤的家里，靠有限的家产过活。他们希望到外地打拼，改善生活，而亚洲就代表他们的希望。维米尔的亲戚里，至少有三人搭荷属东印度公司的船出去闯天下。根据维米尔伯父迪尔克·范·德·敏内（Dirck van der Minne）的遗嘱，在他1657年去世时，有个叫克拉斯的儿子，也就是维米尔的堂兄弟，“在东印度当外科医生”。他长女的两个儿子，也就是克拉斯的两个外甥：阿尔扬·格里松·范·萨南（Aryen Gerritszoon van Sanen），迪尔克·格里松·范·萨南（Dirck Gerritszoon van Sanen），“两人都在东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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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近百万人并非全经过代尔夫特前往东方，但有数万人是如此。他们从这里顺运河而下，前往莱茵河口的鹿特丹，再前往东方。维米尔小时候大概在父亲的客栈里碰过这样的人，听过要前往东方的客人大谈自己将远行冒险，也听过回来的人吹嘘自己的种种冒险事迹。旅程未必是有去有回的。事实上，一去不返的可能性更大。每三个搭船前往亚洲的人中，就有两个没回来。有些人死在途中，更多人死在抵达之后的东方——他们因不具免疫力而死于疾病。但死亡并非是一去不返的唯一因素。许多人选择留在亚洲，其中有些人为逃避衣锦荣归后的金钱代价，或者不愿面对落魄返乡的耻辱，有些人能够在落脚的地方安身立命，无意回到早已抛却的家乡。为荷属东印度公司远赴异地的人，死亡率甚高，但尽管如此，该公司业务蒸蒸日上，荷兰亦国力大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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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人能够开展并维持全球规模的商业活动，很大一部分要归功于伴随海上贸易而来的新科技。英格兰博学之士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1620年时选出三个特别值得注意的“机械方面的发现”，在他眼中，那三个发现已“改变了世间万物的面貌和状态”。其中一个发现是指南针，使航海家在茫茫不见陆地的大海上航行时，依然能大略掌握自己的所在位置。另一个发现是纸，让商人能够记录从事多重交易所需掌握的详细资料，能够满足长距离贸易的频繁书信往来需求。第三个发现是火药。要是在16、17世纪武器制造者没有促成弹道技术的突飞猛进，赴海外经商的欧洲人，大概很难让当地人束手接受他们根本不需要的贸易安排，也难以保住贸易的成果。荷属东印度公司充分利用这三项创新发明，打造出从欧洲横跨到东亚的贸易网络。培根断言：“任何帝国、任何派系、任何星宿，对人世的支配和影响，似乎都还不如这三项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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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根不知这三项发明全来自中国，只是说它们源自何处“隐晦难明”。若有人告诉他那是中国的发明，他大概也不会觉得惊讶。13世纪后半叶曾在元朝朝中任职的马可·波罗，返回欧洲后写下《马可·波罗游记》，以生花妙笔描述他的东游见闻。拜他的精彩描述所赐，在培根的时代，中国已是大众心中极尽幻想之地。欧洲人认为那是个无比富强的国度，许多人进而认为，通往中国的最快路线，必定也是取得财富、权力的最快路线。于是欧洲人前仆后继地寻找通往中国之路，那股热情大大影响了17世纪的历史进程——不只影响了欧洲和中国，也影响了欧洲和中国之间的大部分地方。这就是为什么本书每个故事后面，即使是那些乍看之下似乎和中国毫无关系的故事后面，都藏有中国因素的缘故。中国富裕的魅力笼罩了17世纪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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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纪爆发的大迁徙，滥觞自16世纪就已开始左右欧洲人抉择的中国热。16世纪是个发现与发现之后暴力冲突的世纪，是个发横财与犯错误的世纪，是个穿越边界与封闭边界的世纪，由此16世纪创造出一个往四面八方蔓延的关系网。17世纪则与此不同。初次相遇渐渐变成持续的交往；凭运气的交易变成制度化的定期贸易；比手画脚的交谈，换成混杂不同语言而成的方言和名副其实的沟通。这些改变的背后有一个共同因素所促成，那就是人员流动。在此之前的人类史上，从来没有这么多人从事这么长距离的迁徙，而且离开故乡在异地待这么久的时间。从来没有这么多人，与操持陌生语言、陌生文化的人交易。在这同时，学新语言、适应陌生风俗的人也多于以往。大体上来讲，初次接触已结束。17世纪是第二次接触的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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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米尔的帽子：17世纪和全球化世界的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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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地国家，约165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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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米尔的帽子：17世纪和全球化世界的黎明 第二次接触开始后，促成相遇的力量有了改变。互动时间变长，互动也变得更容易重复发生。但这些改变所带来的效应，也不是简单到能够预知或了解的。有时它们促成日常习惯行为彻底改头换面，也就是古巴社会学家费尔南多·奥尔蒂斯（Fernando Ortiz）所谓的“文化互化”（transculturation）[5]。有时它们招来反抗、暴力、自我认同消失。在17世纪，大部分第二次接触所产生的效应介于这两个极端之间，也就是透过相互影响的过程促成选择性调适。不是彻底改头换面或殊死冲突，而是协商与袭取；不是胜与败，而是取与予；不是文化的改头换面，而是不同文化间的互动。那是人们需要调整自己行为与观念，以化解他们所碰上的文化差异，以转移未预料到的威胁，以谨慎响应同样未预料到的机会的时代。那不是执行宏大计划的时代，而是随机应变的时代。发现的时代已大体告终，帝国主义的时代尚未到来。17世纪是随机应变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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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股随机应变的时代精神，所促成的改变微妙而深刻。再拿前面提过的画家董其昌来说。出身上海的董其昌是见到欧洲版画的第一代中国人。耶稣会传教士带了一些版画到中国，欲透过视觉艺术形式传达教义，协助皈依者揣想耶稣的生平。就董其昌的绘画生涯来说，1597年标志了画风上的一大转变，而那个转变为近代中国艺术的诞生奠定基础。有人主张，欧洲版画里的视觉艺术手法，可能促使他转向这种新风格。或者再拿我们那位代尔夫特出身的画家来说。维米尔是见到中国绘画的第一代荷兰画家，而他所见的中国绘画，绝少画在绢或纸上，大多画在瓷器上。有人认为，他使用“代尔夫特蓝”、偏爱以黄白色背景突显蓝色材料、喜爱用变形透视法和放大的前景（《代尔夫特一景》就用到这两者）、愿意让背景留白，都透露了来自中国的影响。今人对维米尔所知甚少，对仅有的一点已知部分已研究透彻，不大可能再找到证据证明这项说法是真是假。这只是一个文化影响的观点，这种影响若再早一个世代大概不可能出现。透露这种文化间相互影响的蛛丝马迹，细微到几乎察觉不到，而走回17世纪时，我们该期盼看到的，就是这些蛛丝马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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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将检视并从中找出17世纪蛛丝马迹的那些画作，或许就不该只被视为让我们能跨进过去、重新发现过去的门，还应视之为镜子，让我们能从中看到产生过去与现在的诸多因果。佛教使用类似的意象来描述世间所有现象的相互关联，称作因陀罗网。因陀罗创造世界时，把世界造成网状，网的每个打结处系上一颗宝珠。现存或一直存在的所有东西、能够想出的所有想法、每个真实无误的数据——套用一句佛家用语，即“万法”——都是因陀罗网上的一颗宝珠。每颗宝珠不只通过那张网而与其他所有宝珠相连，而且每一颗的表面都映出网上其他所有宝珠。因陀罗网上的每样东西，都暗含网上的其他所有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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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米尔若是听到这项隐喻，大概也会大为激赏。他喜欢把曲面放进画中，利用曲面反映周遭所有东西。玻璃球体、铜质器皿、珍珠——就像他作画时很可能倚赖到的透镜——适于用来显露眼前所见事物背后的真实。在维米尔的画作中，有八幅都画了戴珍珠耳环的女子，而且维米尔在那些珍珠上画了隐约可见的形状和轮廓，暗示她们所处空间的结构。其中最抢眼的珍珠，莫过于《戴珍珠耳环的少女》里那颗珍珠。那颗珍珠非常之大，大到很可能根本不是珍珠，而是上了清漆、使其呈现珍珠光泽的泪珠状玻璃坠子[6]。珍珠的表面映照出少女的衣领、头巾、让光从左边照在她身上的窗子，隐约映出她所坐的房间。仔细观察维米尔笔下的一颗珍珠，他幽深的画室赫然浮在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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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无限交错反映的现象，显然呼应了17世纪人类最伟大的发现：世界就如一颗珍珠一样，是一个悬浮于空中的球体。他们需要直面新的观点，认识到世界乃是连续不断的平面，在其之上，没有无法到达的地方，任何地方都暗含了其他地方的影子；除了他们共有的这个世界外，没有什么其他的世界。他们也需要认识到他们居住在永远骚动不安的现实世界，在这样的世界里，人不断在移动，东西可能跨过半个地球，以便一处的买家能买到另一处制造者所制造的东西。这些要求迫使他们以全新而陌生的方式思考自己的人生。对某些人而言，例如中国第一部科技百科全书《天工开物》（1637年）的作者宋应星，这一流动现象正象征着生活在更开放、更美好的年代。“滇南车马，纵贯辽阳。”宋应星在《天工开物》的序里慷慨陈词，“岭徼宦商，衡游蓟北。为方万里中，何事何物不可见见闻闻？若为士而生东晋之初、南宋之季，其视燕、秦、晋、豫方物，已成夷产。从互市而得裘帽，何殊肃慎之矢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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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其他人而言，这新兴的全球性流动现象，不只重新界定了他们的世界观，还拓展了他们的眼界，开启了数十年前不可能出现的机会。不管宋应星认识到有个更广阔的新世界存在之后，心中多么雀跃，他终究只能窝在中国内陆，凭想象神游世界大地，以此度过一生——他的生活天地离海太远，终其一生大概连海都没见过，更别提航行其上。但宋应星这位中国百科全书编纂者若有同辈荷兰人那样的机会，大有可能成为威廉·科内利斯·斯考滕（Willem Cornelisz Schouten）那样的人。斯考滕来自荷兰的霍伦港，这是许多荷兰第一代航海船长的故乡。他首先于1615至1617年环航地球一圈，然后在1620年代随荷属东印度公司人员重返亚洲水域。但1625年，船只返乡，经历了穿越印度洋的漫长旅程，正要抵达马达加斯加岛东岸的安通吉尔湾（Antongil Bay）之际，斯考滕不幸身亡，葬于该岛之上，死因未有记载。有一首纪念他的诗，不知出自何人之手，称颂斯考滕体现了时代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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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这西方世界，他出生、长大的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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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敢的斯考滕无法停下脚步；他最深处的火热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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催促他追寻再追寻，远行，奋力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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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诗人大可以哀叹勇敢的斯考滕客死异乡，无缘回到故乡霍伦，但他并没有如此，反倒颂扬这位水手之死是一大成就，是他所选择环游全球生涯的巅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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