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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译注：荷属东印度公司在六座港口城市分设事务所，这是其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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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译注：不同文化相遇时，一个文化为了自己的需要而改造其他文化、将其据为己用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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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当时的欧洲人喜爱既大又圆的珍珠，而这颗珍珠虽然大，但是不圆。中国人欣赏大颗珍珠——上等珍珠直径至少得有一寸八九分（3.75厘米）——但除了大之外，按照中国的珍珠鉴赏规则，还得“一边小平，似覆釜者”。这种品质的珍珠叫做“珰珠”，只供用于耳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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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米尔的帽子：17世纪和全球化世界的黎明 第二章 维米尔的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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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米尔想必有几顶帽子。虽然没有文献提及，但是维米尔那一代有他那种身份地位的荷兰人出现在公开场合，绝不会光着头。看看《代尔夫特一景》前景处的人，不管是男是女，人人都戴着帽子或包着头巾。穷汉凑合着戴的宽边帽名叫连帽（klapmuts），较有钱的男子为了向人炫耀，戴上《军官与面带笑容的女子》（Officer and Laughing Girl，彩图2）中的那种帽子。看到那位军官在屋里还戴着他那顶时髦的大帽子，根本不必大惊小怪。维米尔笔下只有正在工作的男子没戴帽子：音乐老师或科学家。追求女性的男人，绝对戴着帽子上场。男人进屋或向女人致意时要脱帽的习俗（今日已少有人记得的习俗），在当时还没有。只有在君王面前，温文有礼的欧洲男子才会脱下帽子，然而荷兰人自豪自己无须向任何君王鞠躬致意，鄙视那些奉行这一规矩的人，因此荷兰人时时戴着帽子。维米尔在两幅画中将自己画进画里，而那两幅画里，他都戴着帽子。在《老鸨》（The Procuress）中，他屈居乐师这个小角色，戴着几乎垂到一边肩膀的华丽贝雷帽。十年后，在《绘画的艺术》（The Art of Painting）中，他戴了更小的黑色贝雷帽，而即使在那时候，那都是这位艺术家有别于他人的独特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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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图2 约翰内斯·维米尔，《军官与面带笑容的女子》（纽约，佛利克收藏馆）。轻度的透视扭曲，使这幅原本是静态交谈的场景透出动感。墙上的荷兰—西弗里斯兰地图，是代尔夫特地图制造商巴尔塔萨尔·范·伯肯罗德所印制，绘图者是威廉·布劳。据推断，此画绘于1658年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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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米尔的帽子：17世纪和全球化世界的黎明 维米尔还有其他社会角色要扮演，因此需要符合那些角色身份的服装。他在代尔夫特民兵组织里当“射手”，享受这职务带来绅士般的身份地位，但没有证据显示他懂得如何使用火枪。维米尔死后，妻子卡塔莉娜·博尔涅斯拟出他身后财产清单，以作为她申请破产的依据，清单中有一柄长矛、一具胸铠、一具头盔，但没有枪和军服。从当时描绘的着军服荷兰绅士的许多肖像画来看，他需要一顶气派的毛毡帽，和《军官与面带笑容的女子》中那位军官所戴一模一样。若戴贝雷帽，会被人视为轻慢，而铁头盔戴起来不舒服，只有作战时才戴。身为民兵，代表拥有特定的社会地位，而且必须穿着得体，以免有失身份，因此，维米尔想必拥有一顶像《军官与面带笑容的女子》中所见的那种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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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否曾拥有那样的帽子，我们不得而知。死后财产清单里没有那顶帽子的蛛丝马迹，但那种帽子很值钱，而卡塔莉娜又急缺钱用，因此在维米尔死后到她提出破产保护这两个半月间，卡塔莉娜很有可能已将它卖掉。我们能确知的是他家族里有位制帽匠。维米尔的伯父迪尔克·范·德·敏内是个毛毡制造商兼制帽匠，1657年去世时有一个儿子、两个外孙在东印度公司。或许迪尔克做了几顶帽子给侄子维米尔，而《军官与面带笑容的女子》中的那顶帽子没准就是其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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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顶帽子将会是我们在这幅画中所要开启的门，但我们在此先花点时间想一想这幅画作本身。我们看到什么？一身鲜红外衣、打扮炫丽、身形超乎正常比例（维米尔爱用的视觉变形手法效果）的军官，在向美丽的年轻女子（我猜是以卡塔莉娜为模特儿画成）示爱。画中场景或许看似在表现非常个别的行为，但其实不折不扣地展现了他作此画那个时代的社会风气，因为它以当时近乎稀松平常的场景，呈现了1650年代末讲究礼仪的荷兰社会里，年轻男女追求异性时奉行的新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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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早个几十年，军官没有机会和更高地位的女性如此对坐调情。社会风气不允许追求者和被追求者私下相会。维米尔在世时，追求异性的规矩改变，至少在荷兰城市地区如此。谦恭有礼取代战场上的英勇厮杀，成为赢得女人芳心的法门。浪漫爱情取代金钱，成为赢得爱意的凭借。演出两性之间紧张气氛的剧场也改在家中。男女仍为获得性和终身伴侣而商谈——这正是那位军官和面带笑容的女子正在做的——但这时商谈化身为调情，而非讨价还价；商谈的目的是结婚，以及一栋配有铅框窗子和昂贵家具的坚固砖屋，而非床上一小时的欢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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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阶级生活的新象征挤掉了过去金钱的象征，礼貌取代了喧闹，男女的互动变得更拘谨，更高雅。因此，描绘调情场景的画家，不再像17世纪先前那样，以热闹的妓院为背景，而是开始把调情男女放在室内。维米尔在世的年代，正是两性关系转变的高峰，以及随之衍生出来的绘画传统手法的高峰。《军官与面带笑容的女子》显示他理解了这项转变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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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反抗西班牙的漫长独立战争中上过战场的荷兰士兵，可能曾视女人为战利品而恣意掠夺，但那样的时代当时已结束。维米尔为何在这对交谈男女后面的房间后墙上，挂上《荷兰全境和西弗里斯兰的最新精确地形图》（The New and Accurate Topography of All Holland and West Friesland），原因或许在此。那份地图来自1609年停战前承制的一份宣传品，旨在颂扬荷兰人追求独立的奋斗精神，但此时早已是陈年往事[1]。军官不再扮演那样的战场角色，他们拥有的权威和尊敬也大不如前。维米尔颠倒地图上的设色，把土地画成蓝色的，水画成褐色的，或许暗喻军人地位的逆转——陆地和海洋易位，军人和平民的相对关系在不同的社会秩序里也改变了。男女的相对关系，可能也有了改变，因为画中的军官虽然神气活现，但在这场可能的婚姻谈判中，摆出恳求姿态的是他，而决定权则在女方。维米尔在世时，荷兰社会正经历大规模的变迁——从军事社会过渡为平民社会，从君王制过渡为共和制，从天主教过渡为加尔文教派，从商行过渡为公司，从帝国过渡为国家，从战争过渡向贸易——而上述反转现象，正是这大变迁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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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这幅画中，我们所走进的门不是那张地图，而是那顶帽子，因为在那扇门的另一边，有着通往更广阔天地的通道。走到通道尽头，我们会来到1609年7月30日早上尚普兰湖（Lake Champlain）边，今日叫克朗波因特（Crown Point）镇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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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望着我，我望着他们”，萨缪尔·尚普兰（Samuel Champlain）回忆他双手拿着火绳枪，走出土著盟军队伍那一刻时，如此写道。尚普兰是圣劳伦斯河（St. Lawrencs River）地区法国传教团的团长，一心想探查五大湖区，找到通往太平洋的西北通道。这时，在他的前方，数十名身穿木盔甲的莫霍克族战士摆出了战斗队形。三名队长站在最前头。他们一看到尚普兰就定住不动，然后开始往前。尚普兰写道，他们一举起弓，“我立即端起火绳枪，直直瞄准其中一个队长”。木板条制作的盔甲，抵不住枪弹。“一发下去，就有两个倒地，一个受伤。稍后不久那伤者也伤重不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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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普兰火绳枪的弹膛里有四颗铅丸。在三十米的距离下，四颗弹丸出去，可能一个目标都打不中，但不知为什么，竟有三发命中。那三个莫霍克族队长倒地，两个当场死亡，队长身后的战士吓得呆住，尚普兰身后则响起欢呼声。他的盟军欢呼声“大到甚至能盖过雷声”。尚普兰得花整整一分钟替火绳枪重新装填弹药，敌军若是在这时反击，他只能任人宰割，因此这番混乱来得正是时候。莫霍克族战士还没来得及回神，尚普兰事先安排在树林里的两名法国火绳枪手之一，从树林里朝莫霍克族侧翼开了枪。据尚普兰所写，这一枪“再度吓坏他们。见到队长已死，他们无心再战，开始逃跑。他们抛弃田地和要塞，逃进森林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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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普兰的土著盟军跟进攻击。齐发的箭掠过他头顶，射中一部分敌军弓箭手，给了他重新装填弹药所需的掩护。他朝败退的莫霍克族战士背后再度开枪，又杀掉几个。这场战役从开打到结束只有几分钟而已。尚普兰的盟军割下十几个死去的莫霍克族战士的头皮作为胜利信物，以便带回村子。而回到村子时，会有女人朝他们的独木舟游来迎接他们，并接下头皮挂在脖子上。他们还抓了十几个莫霍克人一同北返，以填补村子里日益短少的壮丁。部落间的杀伐，正使交战双方年轻男子愈来愈少。尚普兰的土著盟军有一些受了伤，但要不了命。这场战役的结果是一面倒：一方死亡、败逃，另一方只中了些箭伤。尚普兰一方大获全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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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9年，在尚普兰湖岸边，萨缪尔·尚普兰朝莫霍克族战士开枪。出自萨缪尔·尚普兰所写的《尚普兰先生航行游记》（Les Voyages du Sieur de Champl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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