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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757881 那天早上稍晚,其他五艘船已经离开,塔顿和船员正忙着准备出航事宜时,教会湾南端岬角外出现两艘葡萄牙大船的身影。那种大船是被称作克拉克(carrack)的大型武装商船,葡萄牙人建造来运送远洋货物。两艘武装商船已完成前往果阿(Goa)——印度西岸上的葡萄牙小殖民地——的处女航,载了大批胡椒要返回里斯本。这种武装商船是当时欧洲人所建造的最大的木船,塔顿心知“皮尔”号绝不是它们的对手。他知道不能硬碰硬,最保险的做法乃是赶紧逃到他们大炮的射程之外,于是立即扬帆,迅速离港。由于事起仓促,水桶和那一半生病的船员,都留在了岛上。但他不打算一走了之,而是别有计划。他拼命追那支英、荷船队,希望说服荷兰舰队司令扬·德里克松·拉姆(Jan Derickzson Lam)将船队调头,回教会湾夺下那两艘武装商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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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757883 天黑后,“皮尔”号赶上拉姆的旗舰“阿姆斯特丹市徽”号(Wapen van Amsterdam)。拉姆“欣然同意,打信号指示船队跟进”,塔顿后来如此报告。但并非所有荷兰船都注意到他调头的命令。“万丹”号(Bantam)、“白狮”号(Witte Leeuw)调头跟来,但“佛利辛恩”号(Vlissingen)未收到信号,另一艘英格兰船“所罗门”号也是。拉姆未因此丧气。四艘对两艘,或许不如六艘对两艘那么有把握,但他的船队有奇袭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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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757885 经过一天半费力的逆风航行,由四艘船组成的英、荷船队返回到圣赫勒拿。葡萄牙人果然疏于防备,拉姆和塔顿的奇袭奏效。葡萄牙舰队舰长赫罗尼莫·德·阿尔梅达(Jeronymo de Almeida)想必看到“皮尔”号逃离,但不把那艘英格兰船放在心上。他没想到它会折返,也就未对此预作防备。他的旗舰“拿撒勒圣母”号(Nossa Senhora da Nazaré),整个船身横着面向大海,停锚于海湾内。“加尔默罗山圣母”号(Nossa Senhora do Monte da Carmo),与它并排靠拢停泊,被那艘更大的船堵在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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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757887 葡萄牙人还来不及将武装商船调度为较有利于防御的位置,拉姆即发动攻击。他命“万丹”号和“白狮”号以葡萄牙人几乎无法开炮反击的角度,朝“拿撒勒圣母”号的船首、船尾驶去,然后命“市徽”号直直航向它。塔顿后来写道,拉姆应该试着谈判招降,但他似乎一心只想夺取。“太贪心了”,塔顿如此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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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757889 据塔顿的记载,“万丹”号攻击“拿撒勒”号,“使葡萄牙人的士气凉了一大半”。然后,“白狮”号船长勒洛夫·西蒙茨·布洛姆(Roeloff Sijmonz Blom)朝“拿撒勒”号船尾开炮,在船身吃水线以上部位轰出大洞。布洛姆将船驶得更近,打算割断“拿撒勒”号的锚缆,希望借此让它漂上岸搁浅。“加尔默罗山”号在“拿撒勒”号后面,只能眼睁睁看着友船遭攻击,无力相助,但总算能递上一条替补缆绳,重新稳住“拿撒勒”号。布洛姆将“白狮”号驶到与“拿撒勒”号、“加尔默罗山”号平行靠拢的位置,准备登上对方旗舰。在此同时,他的右舷炮手与“加尔默罗山”号以炮火互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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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757891 接下来的战局,如今有两种说法。有一说是,葡萄牙人的炮火直接命中“白狮”号的火药库,另一说则主张“白狮”号下甲板处一门发生故障的火炮爆炸。不管是哪个原因,爆炸炸掉“白狮”号的后部,船顷刻之间沉入海底。塔顿深信,布洛姆和他的49名船员,还有船上2名英格兰乘客,全给炸死或溺死在海湾里,但事实上有些人获救,被葡萄牙人带回里斯本并遣返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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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757893 失去一整艘船和其船员、船货后,海军将领拉姆禁不起再拿别的船来冒险,于是下令其他船撤退。撤退之前,塔顿遗弃在岛上的船员,已聚集在海湾北岸边求救,而塔顿最终也将“皮尔”号驶到够近的地方,救走了其中11名。这趟远航的不幸并未到此结束。“万丹”号航进阿姆斯特丹的内海须德海(Zuider Zee,今艾瑟尔湖)途中,穿过特塞尔(Texel)水道时搁浅并解体。拉姆实在是时运不济。荷属东印度公司在这水道沉没的船只,用五根手指头就数得完,偏偏“万丹”号就碰上这倒霉事。(那支葡萄牙舰队的命运也好不到哪里去。舰队长阿尔梅达让两艘船顺利返抵里斯本,但“加尔默罗山”号受损太严重,不得不就此退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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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757895 “白狮”号沉入33米深的海底时,大批货物跟着葬身海底。该船的船货清单现今仍存于荷兰某档案机构里,根据该清单可查出失去了哪些东西。上面列了15000袋的胡椒[1]、312公斤的丁香、77公斤的肉豆蔻,还有总重达480.5克拉的1317颗钻石。清单是在万丹写成,万丹是荷属东印度公司在爪哇岛最西端的商港。该公司对于细节一丝不苟,要求每笔收支均要清楚记下,因此可以合理推断,凡是搬进货舱的物品,全都记录在公司的分类账里了。正因如此,1976年下海打捞“白狮”号船骸的海洋考古学家,才会对所找到的东西大为惊讶。他们认定船上的香料老早以前就腐烂,钻石早已消失于港湾漂移不定的沙中,因此不可能找到船货。他们的本意乃是打捞该船的金属制品,特别是火炮。结果,在四分五裂的船壳底下的烂泥之中,竟散落着数千件在1613年时与“中国”(China)一词同义的东西——瓷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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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757897 那些瓷器会不会是后来停泊的船只为减轻负载而丢下,然后沉入那船骸上呢?有可能,但有太多瓷器集中于一处,而且打捞上岸的瓷器,其风格和年代都指出它们制于明万历年间,而万历皇帝崩于1620年。所有证据——唯独该船的船货清单不是——都指出,这批货来自“白狮”号。那场爆炸所毁掉的东西,居然让那批瓷器留存至今。那些细心打包好的瓷器若顺利运抵阿姆斯特丹码头,大概会给当场卖掉、转卖,碰出缺口、出现裂痕,最后遭到丢弃。17世纪运回荷兰的瓷器,最后的下场几乎都是如此。如今有一些古瓷器散落在全球各地的博物馆和私人收藏家手里,但它们是个别残存的瓷器,脱离了将它们运到欧洲的时空环境,脱离了它们原属的那整批船货。“白狮”号的爆炸,无意间让这批船货免于落入那样的下场。没错,打捞出的瓷器大部分已不全,但讽刺的是,如此幸存下来的瓷器,比它们若顺利运抵阿姆斯特丹,再经过从1613年到今天这四百年,所能幸存下来的还要多。它们或许受损,但仍在一起(现藏阿姆斯特丹国立博物馆),而那意味着我们可以从中了解17世纪初期瓷器的船运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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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757899 中国瓷器初抵欧洲,让见到或拿到的欧洲人大吃一惊。要欧洲人形容那东西,他们只能想到拿水晶来比拟。上了釉的表面坚硬而富有光泽,釉底图案轮廓鲜明,色彩亮丽生动。最上等的瓷器薄到对着光看的时候,可以看到另一面拿着瓷器的手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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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757901 最引欧洲人注目的风格是青花。青花瓷是薄白瓷,以钴蓝在表面作画,并涂上完全透明的釉。青花其实是中国制瓷史上的晚期产物。在江西,常替宫里制作瓷器的窑都在景德镇。景德镇的陶工在14世纪才发展出烧制真正的瓷器的技术。烧瓷必须将窑温推升到1300摄氏度,才足以将釉料烧成如玻璃般透明,使釉料与瓷体融合为一。永远固定在釉与瓷体之间的是叫人看得目不转睛的蓝色图案。欧洲最近似青花瓷的是釉陶。釉陶是以900摄氏度的高温烧成的陶器,表面涂有氧化锡釉。釉陶表面似瓷器,但薄度和透明度不如瓷器。欧洲人在15世纪从伊斯兰陶工那里学得制瓷技术,当时,伊斯兰陶工已懂得制造质量足与中国瓷匹敌的平价瓷器,以取代进口品。直到1708年,才有位日耳曼炼金术士在德勒斯登郊外的迈森(Meissen)镇模仿出制造真正瓷器的技术,不久,迈森也成为上等瓷器的同义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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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757903 白底蓝花的效果,叫欧洲买家惊艳。今人认为纯白底饰上深钴蓝色线条、图案,是典型的中国风,但其实那是借来的美学风格,或者至少是经过改造转化的风格。中国陶工开始烧制真正的瓷器时,中国在蒙古人治下。当时蒙古人还掌控了中亚,使货物得以从他们的大陆帝国一端经陆路运到另一端。波斯人很早就喜爱中国的陶器,8世纪起波斯就有中国陶器贩卖。波斯陶工造不出像中国陶那么白的陶器,于是发展出用仿似中国釉的不透明白釉掩盖灰黏土的技法。他们在白底上绘上蓝色装饰图案,以本地的钴为蓝颜料,效果不凡。13世纪波斯、中国都在蒙古人统治下,因而有更直接的往来,中国陶工更容易将产品推入波斯市场。一贯敏于市场需求的他们,调整产品外观,以符合波斯人的品味。将钴蓝装饰纳入图案,就是他们调整的地方之一。中国的钴,颜色比波斯的钴淡,于是景德镇的陶工开始引进波斯钴,以制造出他们认为能迎合波斯买家需求的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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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757905 青花瓷就在这漫长的创新过程中诞生。它在波斯销路甚好,而这有一部分要归功于《古兰经》禁止用金盘或银盘进食。有钱人想以昂贵餐具招待宾客,既然不能用贵金属器皿盛放食物,就需要同样讨人喜欢、同样高贵的东西取代,但在《古兰经》问世的时代,没有那样的东西。景德镇的瓷器正符合这一需求。蒙古、中国的买家也着迷于这瓷器的外观。我们所认为与“中国”同义的瓷器,其实是不同文化的物质因素、美学因素无意间交会的产物,而这个产物让全球的陶瓷制造为之改观。例如帖木儿宫廷里的叙利亚陶工在15世纪初开始仿中国瓷制陶。随着全球陶瓷贸易在16世纪扩展到墨西哥、中东、伊比利亚半岛,17世纪扩展到英格兰、荷兰,这些地方的陶工也跟进模仿。人人致力于模仿中国青花瓷的外观和感觉,但有很长时间未能如愿。在17世纪时,中国以外的市集里,卖陶瓷的摊位上,凌乱摆着品质与真品差了一大截的次等仿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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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757907 1596年,荷兰读者从扬·惠根·范·林斯霍滕(Jan Huygen van Linschoten)笔下,首度知道中国瓷。范·林斯霍滕是荷兰人,但受雇于葡萄牙人,前往印度工作。他那畅销的《旅行日记》(Itinerario),启发了下一代的荷兰世界贸易商。范·林斯霍滕在果阿的市场见到中国瓷器。他没去过中国,但搜集到有关此货物相当可靠的情报。“说到那里所制造的瓷器,”——在此他所说的中国是从果阿打听来的——“大家听了绝对不相信。那些瓷器每年外销到印度、葡萄牙、新西班牙以及其他地方!”范·林斯霍滕得知,瓷器造于“内陆”——如景德镇——而且只有次级品外销。“精美得水晶玻璃都比不上”的一级品,留在国内供宫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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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757909 至少从15世纪起,印度商人就已开始将中国瓷器带进南亚次大陆。瓷器贩子将瓷器从中国内陆运到中国东南沿海,转卖给东南亚的中国商人,那些中国商人再转手卖给印度商人。绕经非洲的海上贸易路线的开辟,立刻替瓷器打开了欧洲市场。葡萄牙人是最早在果阿取得中国瓷器的欧洲人,但是再过不久,他们就会将贸易路线拓展到华南,进而可以在那里向中国批发商直接批货。那是荷兰人想参与的路线,而不久之后他们也如愿以偿。但最早运到阿姆斯特丹的一大批中国瓷器,并不是荷兰人千里迢迢运来,而是荷兰人、葡萄牙人在公海上敌对的结果,而且就发生在圣赫勒拿岛外海。1602年,“白狮”号沉没的十一年前,一队荷兰船在该海域拿下葡萄牙船“圣伊阿戈”号(San Iago)。他们轻松夺下“圣伊阿戈”号,将它连同所有船货带到阿姆斯特丹。在该城码头上,随之出现大批中国瓷器,首次抵达荷兰的大批瓷器,引来全欧各地的买家抢购。荷兰人称那是克拉克瓷(kraak porselein),以表明那来自葡萄牙的克拉克武装商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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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757911 来年又有一大批瓷器用船运到尼德兰,来源和第一批同出一辙。荷兰人在马六甲海峡——连接印度洋与南海的海上通道——的柔佛,夺下“圣卡塔莉娜”号(Santa Catarina)。这是17世纪最轰动的掠夺船货案。“圣卡塔莉娜”号装载了十万件瓷器,总重超过五十吨(还有一千二百捆的中国丝,由于那年意大利丝的生产停摆,那批丝销路甚好)。为北欧诸国国王采购的买家群集阿姆斯特丹,各国国王要他们不管现行价格多少,一律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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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757913 当时荷兰正发动一场战争,矛头主要指向西班牙,而非葡萄牙。夺取“圣伊阿戈”号、“圣卡塔莉娜”号,还有“白狮”号沉没,只是那场战争里的几场小冲突而已。1580年至1640年这六十年间,葡萄牙受西班牙国王统治,葡萄牙作为属国,处处听命于西班牙。而在荷兰人眼中,葡萄牙人为虎作伥,因此把他们也纳入攻击目标,自然是合情合理。但西班牙才是主要敌人:西班牙在16世纪占领低地国,曾以令人发指的行径镇压荷兰的独立运动。西班牙和尼德兰联省共和国[2]于1609年签订的停战协议,已让低地国境内的直接敌对态势消弭了一段时间,但在欧洲之外,西班牙王国和荷兰共和国之间的斗争仍未停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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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757915 但在公海上演的敌对行为——西班牙理所当然称之为“抢劫”——并不只和荷兰本身的独立运动有关,还和重新划定全球秩序有关。这要追溯到1493年,哥伦布首次航行到西印度群岛的次年。鉴于在大西洋彼岸发现新土地,教皇在该年敕令,以摩洛哥外海佛得角群岛(Cape Verde Islands)以西100里格[3]处画下的南北子午线为界,凡是在那线以西所发现的新土地,全归西班牙管辖,以东的新土地则归葡萄牙管辖。其他欧洲国家均不得进入新发现地区贸易,也不得拥有那些新地区。次年,西班牙、葡萄牙签订《托尔德里西亚斯条约》(Treaty of Tordesillas),更改了1493年教皇诏书的条款。该条约将分界线往西移270里格,而这可能是因为葡萄牙人知道,或至少怀疑,有一部分南美土地往东突出于该线之外(他们是对的,那就是巴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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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757917 至于在地球另一边,这条分界线该划在哪里,《托尔德里西亚斯》条约完全没提,因为缔约双方当时都还没去到那里。因此,葡萄牙、西班牙迅即朝相反方向出发,力图抢先完成环球壮举,葡萄牙人往东经过印度洋,西班牙人往西经过太平洋。他们知道中国在地球的另一头,谁先在世界那个地区立足,谁就有资格取得世上最有价值的东西。中国政府无意让他们任何一国在中国建立据点。中国只准外国人以到访外交使节团成员的身份在中国逗留。外交使节团的界定很有弹性,且双方对此有共同认知,前来向中国皇帝“纳贡”的邻国使节团,从实际运作角度来看,形同贸易代表团。来华使节可以从事贸易,前提是贸易量不能太大。要做买卖,就得以使节身份前来,而买卖正是葡萄牙想要的。他们早西班牙一步抵达中国,极力想开启与明朝的正式沟通渠道,但一再遭拒,不得不在离岛的背风处从事非法贸易。16世纪中叶,终于达成的一个非正式协议,让他们在华南沿海的一处狭长半岛上落脚,这就是澳门。他们在那里扎根,建立小殖民基地,作为与中国、日本贸易的根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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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757919 16、17世纪之交,荷属东印度公司的船只也出现在南海上,在澳门以北远至福建的沿海,寻找可与中国贸易的地方。中国政府已和一群“佛郎机”(他们对欧洲人的称呼,袭用阿拉伯人的称法)达成非正式的贸易协议,让他们以澳门为贸易据点,因此无意再给另一批佛郎机贸易特许权。但中国民间商人热衷于和所有佛郎机做买卖,如果价格合理,有些官员也愿意睁只眼闭只眼。其中最恶名昭彰的官员,是掌管海关关税的太监高寀。海关税收直接送进皇室私库而非户部,因此,为主子谋利的高太监开始不顾朝廷禁令,在1604年,于某离岛的背风处,设立私营的贸易集散地,让他的人可以和荷兰人做买卖,高太监和皇帝从中得到丰厚的馈赠。地方巡抚不久即风闻这一阴谋,派水师前去阻止高太监的走私勾当[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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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757921 相较于中国,东南亚缺少强大国家,因此该地区成为荷兰人寻找立足点较为理想的地区。西班牙人(以菲律宾的马尼拉为基地)和葡萄牙人人数太少,不足以控制该地数千座岛屿,荷兰人迅速进入,1605年从葡萄牙人手中夺走当时所谓的香料群岛。四年后,荷属东印度公司在爪哇岛最西端的万丹,设立其第一个常设贸易站。拿下东边的雅加达之后,该公司将总部迁到雅加达,并将雅加达改名为巴达维亚。从此,荷兰在地球的另一头有了一个可据以挑战西、葡人独占亚洲贸易的基地。这个新安排对该公司的营运大有帮助。荷兰从该地区的进口额,每年增加将近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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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757923 在亚洲贸易市场的争霸战中,“白狮”号是尼德兰最早且较重大的损失之一。那艘船早在1601年,也就是荷属东印度公司成立的前一年,就已完成从阿姆斯特丹到亚洲的处女航,航程两万五千公里[5]。来年7月返回荷兰。荷兰与葡萄牙船只在亚洲水域的对峙态势升高之后,荷兰人在该船的船头、船尾加装了六门新的青铜炮。1605年,“白狮”号再次启程前往亚洲,挂名在荷属东印度公司旗下。1976年打捞沉船的考古学家从海湾打捞出的铜炮上,就记载了这一新的商业安排。铸炮师傅亨德里克·米尔斯(Hendrick Muers)在炮背刻上他的名字和制造年代——Henricus Muers me fecit 1604——在那上方,则刻上荷属东印度公司互相重叠的头字母VOC,加上该公司阿姆斯特丹会所的识别符号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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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757925 “白狮”号顺利完成第二次远航,然后在1610年展开它第三次远航,此去再无复返。那一次,船在万丹卸货,然后被拨入一个海军中队,随该中队前去平定香料群岛肉豆蔻商人的暴乱。那年冬天,“白狮”号一直隶属该舰队,协同猎捕驶出马尼拉的西班牙船,共捕获五艘。接下来的春、夏季,“白狮”号被调去执行岛与岛之间的货物运送,然后奉命返回万丹装货,展开第三次的返航阿姆斯特丹之旅。1612年12月5日,“白狮”号与另外三艘船合编为船队出发,船队司令是海军将领拉姆。来年夏天6月1日,“白狮”号离开圣赫勒拿岛,展开返回阿姆斯特丹的最后一段航程。接下来的发展,大家都已经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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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757927 荷兰的海上劫掠引来欧洲其他国家的抗议,抗议国不只葡萄牙[6]。1603年荷兰人夺占“圣卡塔莉娜”号时,葡萄牙要求归还该船和船上所有的货物,坚称那是非法侵占。荷属东印度公司的董事觉得,必须好好为自己辩护,以达到在吹捧自己的本事之余,还能不因这类海盗行为而受罚。他们需要借助国际法则,证明自己的所作所为名正言顺,于是从代尔夫特聘请了精明的年轻律师惠格·德·格洛特[Huig de Groot,在英语世界,他的拉丁名——格劳秀斯(Grotius)——更为人所知]写辩护状,替他们的主张,即夺取葡萄牙、西班牙船只不是劫掠,而是为捍卫该公司合法利益所采取的措施,提出有力论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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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757929 1608年,格劳秀斯提交了荷属东印度公司董事所要的东西——长篇大作《捕获法》(De jure praedae)。他在这部论文中主张,西班牙海军封锁荷兰——当时仍在封锁——乃是战争行为。这种挑衅行为让荷兰有权将葡萄牙、西班牙船只视为交战船。因而,夺取他们的船是合法行为,而非非法侵占。次年,格劳秀斯将《捕获法》扩充为他的代表作《海洋自由论》(Mare Liberum),英文版的完整书名为《论海洋自由或荷兰参与东印度贸易的权利》(The Freedom of the Seas or the Right Which Belongs to the Dutch to Take Part in the East Indian Tr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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