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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早上稍晚，其他五艘船已经离开，塔顿和船员正忙着准备出航事宜时，教会湾南端岬角外出现两艘葡萄牙大船的身影。那种大船是被称作克拉克（carrack）的大型武装商船，葡萄牙人建造来运送远洋货物。两艘武装商船已完成前往果阿（Goa）——印度西岸上的葡萄牙小殖民地——的处女航，载了大批胡椒要返回里斯本。这种武装商船是当时欧洲人所建造的最大的木船，塔顿心知“皮尔”号绝不是它们的对手。他知道不能硬碰硬，最保险的做法乃是赶紧逃到他们大炮的射程之外，于是立即扬帆，迅速离港。由于事起仓促，水桶和那一半生病的船员，都留在了岛上。但他不打算一走了之，而是别有计划。他拼命追那支英、荷船队，希望说服荷兰舰队司令扬·德里克松·拉姆（Jan Derickzson Lam）将船队调头，回教会湾夺下那两艘武装商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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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黑后，“皮尔”号赶上拉姆的旗舰“阿姆斯特丹市徽”号（Wapen van Amsterdam）。拉姆“欣然同意，打信号指示船队跟进”，塔顿后来如此报告。但并非所有荷兰船都注意到他调头的命令。“万丹”号（Bantam）、“白狮”号（Witte Leeuw）调头跟来，但“佛利辛恩”号（Vlissingen）未收到信号，另一艘英格兰船“所罗门”号也是。拉姆未因此丧气。四艘对两艘，或许不如六艘对两艘那么有把握，但他的船队有奇袭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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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一天半费力的逆风航行，由四艘船组成的英、荷船队返回到圣赫勒拿。葡萄牙人果然疏于防备，拉姆和塔顿的奇袭奏效。葡萄牙舰队舰长赫罗尼莫·德·阿尔梅达（Jeronymo de Almeida）想必看到“皮尔”号逃离，但不把那艘英格兰船放在心上。他没想到它会折返，也就未对此预作防备。他的旗舰“拿撒勒圣母”号（Nossa Senhora da Nazaré），整个船身横着面向大海，停锚于海湾内。“加尔默罗山圣母”号（Nossa Senhora do Monte da Carmo），与它并排靠拢停泊，被那艘更大的船堵在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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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牙人还来不及将武装商船调度为较有利于防御的位置，拉姆即发动攻击。他命“万丹”号和“白狮”号以葡萄牙人几乎无法开炮反击的角度，朝“拿撒勒圣母”号的船首、船尾驶去，然后命“市徽”号直直航向它。塔顿后来写道，拉姆应该试着谈判招降，但他似乎一心只想夺取。“太贪心了”，塔顿如此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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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塔顿的记载，“万丹”号攻击“拿撒勒”号，“使葡萄牙人的士气凉了一大半”。然后，“白狮”号船长勒洛夫·西蒙茨·布洛姆（Roeloff Sijmonz Blom）朝“拿撒勒”号船尾开炮，在船身吃水线以上部位轰出大洞。布洛姆将船驶得更近，打算割断“拿撒勒”号的锚缆，希望借此让它漂上岸搁浅。“加尔默罗山”号在“拿撒勒”号后面，只能眼睁睁看着友船遭攻击，无力相助，但总算能递上一条替补缆绳，重新稳住“拿撒勒”号。布洛姆将“白狮”号驶到与“拿撒勒”号、“加尔默罗山”号平行靠拢的位置，准备登上对方旗舰。在此同时，他的右舷炮手与“加尔默罗山”号以炮火互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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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战局，如今有两种说法。有一说是，葡萄牙人的炮火直接命中“白狮”号的火药库，另一说则主张“白狮”号下甲板处一门发生故障的火炮爆炸。不管是哪个原因，爆炸炸掉“白狮”号的后部，船顷刻之间沉入海底。塔顿深信，布洛姆和他的49名船员，还有船上2名英格兰乘客，全给炸死或溺死在海湾里，但事实上有些人获救，被葡萄牙人带回里斯本并遣返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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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一整艘船和其船员、船货后，海军将领拉姆禁不起再拿别的船来冒险，于是下令其他船撤退。撤退之前，塔顿遗弃在岛上的船员，已聚集在海湾北岸边求救，而塔顿最终也将“皮尔”号驶到够近的地方，救走了其中11名。这趟远航的不幸并未到此结束。“万丹”号航进阿姆斯特丹的内海须德海（Zuider Zee，今艾瑟尔湖）途中，穿过特塞尔（Texel）水道时搁浅并解体。拉姆实在是时运不济。荷属东印度公司在这水道沉没的船只，用五根手指头就数得完，偏偏“万丹”号就碰上这倒霉事。（那支葡萄牙舰队的命运也好不到哪里去。舰队长阿尔梅达让两艘船顺利返抵里斯本，但“加尔默罗山”号受损太严重，不得不就此退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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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狮”号沉入33米深的海底时，大批货物跟着葬身海底。该船的船货清单现今仍存于荷兰某档案机构里，根据该清单可查出失去了哪些东西。上面列了15000袋的胡椒[1]、312公斤的丁香、77公斤的肉豆蔻，还有总重达480.5克拉的1317颗钻石。清单是在万丹写成，万丹是荷属东印度公司在爪哇岛最西端的商港。该公司对于细节一丝不苟，要求每笔收支均要清楚记下，因此可以合理推断，凡是搬进货舱的物品，全都记录在公司的分类账里了。正因如此，1976年下海打捞“白狮”号船骸的海洋考古学家，才会对所找到的东西大为惊讶。他们认定船上的香料老早以前就腐烂，钻石早已消失于港湾漂移不定的沙中，因此不可能找到船货。他们的本意乃是打捞该船的金属制品，特别是火炮。结果，在四分五裂的船壳底下的烂泥之中，竟散落着数千件在1613年时与“中国”（China）一词同义的东西——瓷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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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瓷器会不会是后来停泊的船只为减轻负载而丢下，然后沉入那船骸上呢？有可能，但有太多瓷器集中于一处，而且打捞上岸的瓷器，其风格和年代都指出它们制于明万历年间，而万历皇帝崩于1620年。所有证据——唯独该船的船货清单不是——都指出，这批货来自“白狮”号。那场爆炸所毁掉的东西，居然让那批瓷器留存至今。那些细心打包好的瓷器若顺利运抵阿姆斯特丹码头，大概会给当场卖掉、转卖，碰出缺口、出现裂痕，最后遭到丢弃。17世纪运回荷兰的瓷器，最后的下场几乎都是如此。如今有一些古瓷器散落在全球各地的博物馆和私人收藏家手里，但它们是个别残存的瓷器，脱离了将它们运到欧洲的时空环境，脱离了它们原属的那整批船货。“白狮”号的爆炸，无意间让这批船货免于落入那样的下场。没错，打捞出的瓷器大部分已不全，但讽刺的是，如此幸存下来的瓷器，比它们若顺利运抵阿姆斯特丹，再经过从1613年到今天这四百年，所能幸存下来的还要多。它们或许受损，但仍在一起（现藏阿姆斯特丹国立博物馆），而那意味着我们可以从中了解17世纪初期瓷器的船运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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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瓷器初抵欧洲，让见到或拿到的欧洲人大吃一惊。要欧洲人形容那东西，他们只能想到拿水晶来比拟。上了釉的表面坚硬而富有光泽，釉底图案轮廓鲜明，色彩亮丽生动。最上等的瓷器薄到对着光看的时候，可以看到另一面拿着瓷器的手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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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引欧洲人注目的风格是青花。青花瓷是薄白瓷，以钴蓝在表面作画，并涂上完全透明的釉。青花其实是中国制瓷史上的晚期产物。在江西，常替宫里制作瓷器的窑都在景德镇。景德镇的陶工在14世纪才发展出烧制真正的瓷器的技术。烧瓷必须将窑温推升到1300摄氏度，才足以将釉料烧成如玻璃般透明，使釉料与瓷体融合为一。永远固定在釉与瓷体之间的是叫人看得目不转睛的蓝色图案。欧洲最近似青花瓷的是釉陶。釉陶是以900摄氏度的高温烧成的陶器，表面涂有氧化锡釉。釉陶表面似瓷器，但薄度和透明度不如瓷器。欧洲人在15世纪从伊斯兰陶工那里学得制瓷技术，当时，伊斯兰陶工已懂得制造质量足与中国瓷匹敌的平价瓷器，以取代进口品。直到1708年，才有位日耳曼炼金术士在德勒斯登郊外的迈森（Meissen）镇模仿出制造真正瓷器的技术，不久，迈森也成为上等瓷器的同义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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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底蓝花的效果，叫欧洲买家惊艳。今人认为纯白底饰上深钴蓝色线条、图案，是典型的中国风，但其实那是借来的美学风格，或者至少是经过改造转化的风格。中国陶工开始烧制真正的瓷器时，中国在蒙古人治下。当时蒙古人还掌控了中亚，使货物得以从他们的大陆帝国一端经陆路运到另一端。波斯人很早就喜爱中国的陶器，8世纪起波斯就有中国陶器贩卖。波斯陶工造不出像中国陶那么白的陶器，于是发展出用仿似中国釉的不透明白釉掩盖灰黏土的技法。他们在白底上绘上蓝色装饰图案，以本地的钴为蓝颜料，效果不凡。13世纪波斯、中国都在蒙古人统治下，因而有更直接的往来，中国陶工更容易将产品推入波斯市场。一贯敏于市场需求的他们，调整产品外观，以符合波斯人的品味。将钴蓝装饰纳入图案，就是他们调整的地方之一。中国的钴，颜色比波斯的钴淡，于是景德镇的陶工开始引进波斯钴，以制造出他们认为能迎合波斯买家需求的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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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花瓷就在这漫长的创新过程中诞生。它在波斯销路甚好，而这有一部分要归功于《古兰经》禁止用金盘或银盘进食。有钱人想以昂贵餐具招待宾客，既然不能用贵金属器皿盛放食物，就需要同样讨人喜欢、同样高贵的东西取代，但在《古兰经》问世的时代，没有那样的东西。景德镇的瓷器正符合这一需求。蒙古、中国的买家也着迷于这瓷器的外观。我们所认为与“中国”同义的瓷器，其实是不同文化的物质因素、美学因素无意间交会的产物，而这个产物让全球的陶瓷制造为之改观。例如帖木儿宫廷里的叙利亚陶工在15世纪初开始仿中国瓷制陶。随着全球陶瓷贸易在16世纪扩展到墨西哥、中东、伊比利亚半岛，17世纪扩展到英格兰、荷兰，这些地方的陶工也跟进模仿。人人致力于模仿中国青花瓷的外观和感觉，但有很长时间未能如愿。在17世纪时，中国以外的市集里，卖陶瓷的摊位上，凌乱摆着品质与真品差了一大截的次等仿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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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6年，荷兰读者从扬·惠根·范·林斯霍滕（Jan Huygen van Linschoten）笔下，首度知道中国瓷。范·林斯霍滕是荷兰人，但受雇于葡萄牙人，前往印度工作。他那畅销的《旅行日记》（Itinerario），启发了下一代的荷兰世界贸易商。范·林斯霍滕在果阿的市场见到中国瓷器。他没去过中国，但搜集到有关此货物相当可靠的情报。“说到那里所制造的瓷器，”——在此他所说的中国是从果阿打听来的——“大家听了绝对不相信。那些瓷器每年外销到印度、葡萄牙、新西班牙以及其他地方！”范·林斯霍滕得知，瓷器造于“内陆”——如景德镇——而且只有次级品外销。“精美得水晶玻璃都比不上”的一级品，留在国内供宫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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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从15世纪起，印度商人就已开始将中国瓷器带进南亚次大陆。瓷器贩子将瓷器从中国内陆运到中国东南沿海，转卖给东南亚的中国商人，那些中国商人再转手卖给印度商人。绕经非洲的海上贸易路线的开辟，立刻替瓷器打开了欧洲市场。葡萄牙人是最早在果阿取得中国瓷器的欧洲人，但是再过不久，他们就会将贸易路线拓展到华南，进而可以在那里向中国批发商直接批货。那是荷兰人想参与的路线，而不久之后他们也如愿以偿。但最早运到阿姆斯特丹的一大批中国瓷器，并不是荷兰人千里迢迢运来，而是荷兰人、葡萄牙人在公海上敌对的结果，而且就发生在圣赫勒拿岛外海。1602年，“白狮”号沉没的十一年前，一队荷兰船在该海域拿下葡萄牙船“圣伊阿戈”号（San Iago）。他们轻松夺下“圣伊阿戈”号，将它连同所有船货带到阿姆斯特丹。在该城码头上，随之出现大批中国瓷器，首次抵达荷兰的大批瓷器，引来全欧各地的买家抢购。荷兰人称那是克拉克瓷（kraak porselein），以表明那来自葡萄牙的克拉克武装商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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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年又有一大批瓷器用船运到尼德兰，来源和第一批同出一辙。荷兰人在马六甲海峡——连接印度洋与南海的海上通道——的柔佛，夺下“圣卡塔莉娜”号（Santa Catarina）。这是17世纪最轰动的掠夺船货案。“圣卡塔莉娜”号装载了十万件瓷器，总重超过五十吨（还有一千二百捆的中国丝，由于那年意大利丝的生产停摆，那批丝销路甚好）。为北欧诸国国王采购的买家群集阿姆斯特丹，各国国王要他们不管现行价格多少，一律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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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荷兰正发动一场战争，矛头主要指向西班牙，而非葡萄牙。夺取“圣伊阿戈”号、“圣卡塔莉娜”号，还有“白狮”号沉没，只是那场战争里的几场小冲突而已。1580年至1640年这六十年间，葡萄牙受西班牙国王统治，葡萄牙作为属国，处处听命于西班牙。而在荷兰人眼中，葡萄牙人为虎作伥，因此把他们也纳入攻击目标，自然是合情合理。但西班牙才是主要敌人：西班牙在16世纪占领低地国，曾以令人发指的行径镇压荷兰的独立运动。西班牙和尼德兰联省共和国[2]于1609年签订的停战协议，已让低地国境内的直接敌对态势消弭了一段时间，但在欧洲之外，西班牙王国和荷兰共和国之间的斗争仍未停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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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公海上演的敌对行为——西班牙理所当然称之为“抢劫”——并不只和荷兰本身的独立运动有关，还和重新划定全球秩序有关。这要追溯到1493年，哥伦布首次航行到西印度群岛的次年。鉴于在大西洋彼岸发现新土地，教皇在该年敕令，以摩洛哥外海佛得角群岛（Cape Verde Islands）以西100里格[3]处画下的南北子午线为界，凡是在那线以西所发现的新土地，全归西班牙管辖，以东的新土地则归葡萄牙管辖。其他欧洲国家均不得进入新发现地区贸易，也不得拥有那些新地区。次年，西班牙、葡萄牙签订《托尔德里西亚斯条约》（Treaty of Tordesillas），更改了1493年教皇诏书的条款。该条约将分界线往西移270里格，而这可能是因为葡萄牙人知道，或至少怀疑，有一部分南美土地往东突出于该线之外（他们是对的，那就是巴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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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在地球另一边，这条分界线该划在哪里，《托尔德里西亚斯》条约完全没提，因为缔约双方当时都还没去到那里。因此，葡萄牙、西班牙迅即朝相反方向出发，力图抢先完成环球壮举，葡萄牙人往东经过印度洋，西班牙人往西经过太平洋。他们知道中国在地球的另一头，谁先在世界那个地区立足，谁就有资格取得世上最有价值的东西。中国政府无意让他们任何一国在中国建立据点。中国只准外国人以到访外交使节团成员的身份在中国逗留。外交使节团的界定很有弹性，且双方对此有共同认知，前来向中国皇帝“纳贡”的邻国使节团，从实际运作角度来看，形同贸易代表团。来华使节可以从事贸易，前提是贸易量不能太大。要做买卖，就得以使节身份前来，而买卖正是葡萄牙想要的。他们早西班牙一步抵达中国，极力想开启与明朝的正式沟通渠道，但一再遭拒，不得不在离岛的背风处从事非法贸易。16世纪中叶，终于达成的一个非正式协议，让他们在华南沿海的一处狭长半岛上落脚，这就是澳门。他们在那里扎根，建立小殖民基地，作为与中国、日本贸易的根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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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7世纪之交，荷属东印度公司的船只也出现在南海上，在澳门以北远至福建的沿海，寻找可与中国贸易的地方。中国政府已和一群“佛郎机”（他们对欧洲人的称呼，袭用阿拉伯人的称法）达成非正式的贸易协议，让他们以澳门为贸易据点，因此无意再给另一批佛郎机贸易特许权。但中国民间商人热衷于和所有佛郎机做买卖，如果价格合理，有些官员也愿意睁只眼闭只眼。其中最恶名昭彰的官员，是掌管海关关税的太监高寀。海关税收直接送进皇室私库而非户部，因此，为主子谋利的高太监开始不顾朝廷禁令，在1604年，于某离岛的背风处，设立私营的贸易集散地，让他的人可以和荷兰人做买卖，高太监和皇帝从中得到丰厚的馈赠。地方巡抚不久即风闻这一阴谋，派水师前去阻止高太监的走私勾当[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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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于中国，东南亚缺少强大国家，因此该地区成为荷兰人寻找立足点较为理想的地区。西班牙人（以菲律宾的马尼拉为基地）和葡萄牙人人数太少，不足以控制该地数千座岛屿，荷兰人迅速进入，1605年从葡萄牙人手中夺走当时所谓的香料群岛。四年后，荷属东印度公司在爪哇岛最西端的万丹，设立其第一个常设贸易站。拿下东边的雅加达之后，该公司将总部迁到雅加达，并将雅加达改名为巴达维亚。从此，荷兰在地球的另一头有了一个可据以挑战西、葡人独占亚洲贸易的基地。这个新安排对该公司的营运大有帮助。荷兰从该地区的进口额，每年增加将近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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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亚洲贸易市场的争霸战中，“白狮”号是尼德兰最早且较重大的损失之一。那艘船早在1601年，也就是荷属东印度公司成立的前一年，就已完成从阿姆斯特丹到亚洲的处女航，航程两万五千公里[5]。来年7月返回荷兰。荷兰与葡萄牙船只在亚洲水域的对峙态势升高之后，荷兰人在该船的船头、船尾加装了六门新的青铜炮。1605年，“白狮”号再次启程前往亚洲，挂名在荷属东印度公司旗下。1976年打捞沉船的考古学家从海湾打捞出的铜炮上，就记载了这一新的商业安排。铸炮师傅亨德里克·米尔斯（Hendrick Muers）在炮背刻上他的名字和制造年代——Henricus Muers me fecit 1604——在那上方，则刻上荷属东印度公司互相重叠的头字母VOC，加上该公司阿姆斯特丹会所的识别符号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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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狮”号顺利完成第二次远航，然后在1610年展开它第三次远航，此去再无复返。那一次，船在万丹卸货，然后被拨入一个海军中队，随该中队前去平定香料群岛肉豆蔻商人的暴乱。那年冬天，“白狮”号一直隶属该舰队，协同猎捕驶出马尼拉的西班牙船，共捕获五艘。接下来的春、夏季，“白狮”号被调去执行岛与岛之间的货物运送，然后奉命返回万丹装货，展开第三次的返航阿姆斯特丹之旅。1612年12月5日，“白狮”号与另外三艘船合编为船队出发，船队司令是海军将领拉姆。来年夏天6月1日，“白狮”号离开圣赫勒拿岛，展开返回阿姆斯特丹的最后一段航程。接下来的发展，大家都已经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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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的海上劫掠引来欧洲其他国家的抗议，抗议国不只葡萄牙[6]。1603年荷兰人夺占“圣卡塔莉娜”号时，葡萄牙要求归还该船和船上所有的货物，坚称那是非法侵占。荷属东印度公司的董事觉得，必须好好为自己辩护，以达到在吹捧自己的本事之余，还能不因这类海盗行为而受罚。他们需要借助国际法则，证明自己的所作所为名正言顺，于是从代尔夫特聘请了精明的年轻律师惠格·德·格洛特[Huig de Groot，在英语世界，他的拉丁名——格劳秀斯（Grotius）——更为人所知]写辩护状，替他们的主张，即夺取葡萄牙、西班牙船只不是劫掠，而是为捍卫该公司合法利益所采取的措施，提出有力论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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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8年，格劳秀斯提交了荷属东印度公司董事所要的东西——长篇大作《捕获法》（De jure praedae）。他在这部论文中主张，西班牙海军封锁荷兰——当时仍在封锁——乃是战争行为。这种挑衅行为让荷兰有权将葡萄牙、西班牙船只视为交战船。因而，夺取他们的船是合法行为，而非非法侵占。次年，格劳秀斯将《捕获法》扩充为他的代表作《海洋自由论》（Mare Liberum），英文版的完整书名为《论海洋自由或荷兰参与东印度贸易的权利》（The Freedom of the Seas or the Right Which Belongs to the Dutch to Take Part in the East Indian Tr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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