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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之物则不可如此看待。对于海外的事物，李日华并非没有兴趣了解。事实上，他的日记里有多处论及他所听闻驶入中国沿海的外国船和外国水手。但来自外国的东西，在他的象征体系里没有一席之地。它们不具价值，只是引人好奇而已。相对而言，在欧洲，中国之物带来较大的冲击。在那里，差异使人想要拥有。欧洲人往往将之融入自己的生活空间，甚至更有过之，为此修正自己的审美标准。维米尔《在敞开的窗边读信的年轻女子》前景处所放置的那个盘子，是外国之物，而那盘子所置身的那张土耳其地毯，也是外国之物。那些东西未引来鄙视或不安。它们是美的，且来自制造美好且可以买到美物的地方。就这么简单，而光是这样就足以使之成为值得购买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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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外国之物在欧洲人的居室里占有一席之地，但在中国人的居室里则没有。到头来，这个问题与审美或文化无关，症结在于各自能以何种心态来看待更广大的世界。有荷兰官方全力支持的荷兰商人，当时行走全球，将足以具体传达世界另一头是何风貌的神奇东西，带回科尔克码头。代尔夫特人把中国的碟盘视为他们幸运的象征，幸福地在自家里摆出。它们当然美，而且荷兰家庭喜欢那种美所带来的乐趣。而中国碟盘出现于荷兰人家，也象征了看待世界的正面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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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日华站在家乡嘉兴的码头往海的方向看，除了看到饱受海寇侵扰的海岸，还看到什么？在他眼中，海外那更广大的世界是威胁的来源，而非美好未来或财富的来源，更不是喜悦或启发的来源。他没理由去拥有象征这一威胁的东西，把它们摆在书斋之中。反之，对欧洲人而言，冒再大的危险和成本去把中国货弄到手都值得。因此，“白狮”号沉没的四年后，舰队司令才会又回到南海劫掠西班牙、葡萄牙的船只，夺取中国船只，只为得到更多的中国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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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袋胡椒重约12公斤。按照阿姆斯特丹每一旧磅（0.494公斤）0.8佛罗林金币的零售价，这批胡椒值364000荷兰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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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译注：荷兰共和国的全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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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译注：旧长度单位，一里格约合五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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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603年，高寀派半官方的代表团前往菲律宾马尼拉的西班牙殖民地，以查明该地有座“金山”的传言是否属实。此举让西班牙人大为惊恐，生怕中国接着派兵入侵，于是大举屠杀城里的华人居民。三十六年后，屠杀华人事件再度上演，第六章就以此事为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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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荷兰人替船取名时爱用狮名，特别是荷属东印度公司经营初期。随便举个例子，1609年就有艘叫“红狮”号的船驶往日本。荷兰人也用地名作为船名。“代尔夫特”号于1607年下水，往返果阿、爪哇三趟；1640年又建了一艘“代尔夫特”号。“中国”号于1608年停泊于香料群岛特尔纳特岛岸边时，沉没于暴风雨中；1676年，荷属东印度公司阿姆斯特丹事务所下水另一艘“中国”号，船身比前一艘“中国”号大了1.5倍。相对的，葡萄牙人以女圣徒的名字命名武装商船，祈求她们的保佑。中国人以鸟的名字给船取名，希望船在水上如鸟般疾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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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1606年一艘荷兰船——碰巧又叫“白狮”号——在圣劳伦斯河劫掠法国船时，法国国王向荷兰政府抗议，宣称荷兰人无权在他辖地以内贸易。荷兰人同意赔偿那些船只的船东损失，但也利用此次调查，顺势宣称他们想在哪儿贸易，就可以在哪儿贸易，法国人无权阻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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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编注：指柴窑所出瓷器。柴窑为五代时期后周世宗柴荣的御窑，宋时称“柴窑”，所出瓷器尤佳。下文夏姓商人所谓“只在五代十国生产这类东西的某个窑”亦指柴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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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译注：日式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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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编注：指《帝京景物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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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编注：依照朱生豪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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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米尔的帽子：17世纪和全球化世界的黎明 第四章 地理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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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幅维米尔的画，轻松就可从中找出那正包围、入侵代尔夫特的更广大世界的蛛丝马迹，那就是《地理学家》（The Geographer，彩图4）。那幅画以维米尔的一贯手法呈现他的画室，我们看到同样的封闭空间，那是在维米尔画作里预期会看到的空间，明亮的窗户再度被画成以极斜的角度面对观者，因而完全看不到窗外街道的景象。但这一次，房间里东西杂乱，而且那些东西跃然指向更广阔的世界。维米尔在这里要表达的无关乎男女情爱（前两幅画的主题），也无关乎高洁人格的追求（那是我们不久就会探讨的另一幅画的创作源头）。这幅画主要表现另一种追求，表达想了解世界的渴望，而这里的世界不是房间内部的世界，甚至不是代尔夫特的世界，而是商人和旅行家正在进入，正从那里带回奇妙东西和惊人新消息的广大世界。那些东西迷住人的眼睛，那些消息占据人的脑海，而维米尔那一代才智不凡之士，正尽情吸取那些消息，开始用全新的角度打量世界。他们要拟定新的量度标准，要提出新的理论，要以大至涵盖整个地球的宏观眼光，小至深入幽微、开始揭开一滴雨水或一粒微尘的神秘内在的微观眼光，建造新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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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图4 约翰内斯·维米尔，《地理学家》（法兰克福，施塔德尔美术馆）。《天文学家》的姊妹作，很可能是受托绘制，描绘一名有学问之人，而那人可能是安东尼·范·列文虎克。墙上维米尔签名底下，注明1669年，这虽是后来加上，却有可能就是此画的绘制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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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米尔的帽子：17世纪和全球化世界的黎明 这就是《地理学家》的主题。因此，这幅画给予观者的感受有别于维米尔其他的画作，也就不足为奇了。他以一贯手法围绕着一个人物来构图，那人正专注于自己的事，目光未投向观者。但其他画作里那种让观者仿如置身画中人旁边的亲切感，不见于此画。我们的目光被引向那个停下来沉思的地理学家，一如被引向那个读信的年轻女子，但我们未能进入更深的心理层面。或许维米尔想通过《地理学家》[和其姊妹作《天文学家》（The Astronomer）]，展开新题材的创作，但不是很清楚如何让这个知性的场景在观者心中激起涟漪。对观者，或对画家本身来说，那股想借由描绘世界地图来认识世界的热情，终究不如想借由爱来了解另一个人的热情更引人入胜。或许，委托维米尔画这两幅画的人希望通过它们呈现对科学知识的新渴望，而维米尔对这样的主题提不起劲。甚至，委托作画的就是画中的人，而最合理的猜测，这个人可能是代尔夫特的布商、测量员、博学之士——安东尼·范·列文虎克（Antonie van Leeuwenho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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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文虎克这个姓就是他的地址：“狮门旁那个角落”，而狮门就是《代尔夫特一景》中那对城门右边的第一个城门。他最为著称的事迹就是以透镜做实验，因此被今人誉为微生物学之父。就文献来看，维米尔和列文虎克没有直接往来，但就间接证据来看，他们是朋友的可能性很大。他们两人同月出生，住在代尔夫特的同一个区，又有共同的朋友。对于那些质疑两人是朋友的人来说，这三点大概还不足以改变他们的看法。但是在维米尔死后，列文虎克扮演了关键角色。维米尔死时，他的绘画和艺术品经销事业都处于低潮，死后两个月，遗孀卡塔莉娜不得不申请破产，市政委员会接到申请之后，即指派列文虎克管理维米尔的遗产。从另外一幅肖像画来分析，这位推开桌上的土耳其地毯，手拿测量用的两脚规，俯身在地图上的男子，就是列文虎克。即使不是列文虎克，此画推崇的也正是列文虎克那一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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