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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米尔的帽子：17世纪和全球化世界的黎明 这就是《地理学家》的主题。因此，这幅画给予观者的感受有别于维米尔其他的画作，也就不足为奇了。他以一贯手法围绕着一个人物来构图，那人正专注于自己的事，目光未投向观者。但其他画作里那种让观者仿如置身画中人旁边的亲切感，不见于此画。我们的目光被引向那个停下来沉思的地理学家，一如被引向那个读信的年轻女子，但我们未能进入更深的心理层面。或许维米尔想通过《地理学家》[和其姊妹作《天文学家》（The Astronomer）]，展开新题材的创作，但不是很清楚如何让这个知性的场景在观者心中激起涟漪。对观者，或对画家本身来说，那股想借由描绘世界地图来认识世界的热情，终究不如想借由爱来了解另一个人的热情更引人入胜。或许，委托维米尔画这两幅画的人希望通过它们呈现对科学知识的新渴望，而维米尔对这样的主题提不起劲。甚至，委托作画的就是画中的人，而最合理的猜测，这个人可能是代尔夫特的布商、测量员、博学之士——安东尼·范·列文虎克（Antonie van Leeuwenho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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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文虎克这个姓就是他的地址：“狮门旁那个角落”，而狮门就是《代尔夫特一景》中那对城门右边的第一个城门。他最为著称的事迹就是以透镜做实验，因此被今人誉为微生物学之父。就文献来看，维米尔和列文虎克没有直接往来，但就间接证据来看，他们是朋友的可能性很大。他们两人同月出生，住在代尔夫特的同一个区，又有共同的朋友。对于那些质疑两人是朋友的人来说，这三点大概还不足以改变他们的看法。但是在维米尔死后，列文虎克扮演了关键角色。维米尔死时，他的绘画和艺术品经销事业都处于低潮，死后两个月，遗孀卡塔莉娜不得不申请破产，市政委员会接到申请之后，即指派列文虎克管理维米尔的遗产。从另外一幅肖像画来分析，这位推开桌上的土耳其地毯，手拿测量用的两脚规，俯身在地图上的男子，就是列文虎克。即使不是列文虎克，此画推崇的也正是列文虎克那一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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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更广阔世界的蛛丝马迹，在画中处处可见。那位地理学家摊开在面前的文件，内容模糊难辨，但显然是张地图。一张羊皮纸质的海图，松散地卷在他右手边的窗下。两份卷起的海图摆在他身后的地板上。一份欧洲沿海图——这幅地图的顶端指向西方，而非北方，主题也就随之明了——挂在后墙上。那幅海图出自何人之手，尚不得而知，但它与威廉·布劳（Willem Blaeu）所绘海图类似。布劳是阿姆斯特丹的商用地图出版商，印制了许多地图，《军官与面带笑容的女子》中后墙上那张地图，就是其中之一。整幅画最上方有颗地球仪，那是亨德里克·洪迪乌斯（Hendrick Hondius）1600年出版的地球仪的161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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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米尔笔下的地球仪，只露出洪迪乌斯口中的东洋（Orientalus Oceanus）那一面，而东洋就是今人所谓的印度洋。对17世纪初的荷兰航海家来说，航越那片海域非常艰巨。前往东南亚的葡萄牙路线，要绕过好望角，再往北经过马达加斯加岛，一路顺着弧形海岸线航行。这条路线的优点在于航行中可频频看到陆地，不易迷失于汪洋大海之中，缺点是航行方向逆风、逆洋流，而且虽然受到不同程度的挑战，这条路线仍掌控在葡萄牙人手中。1610年，有位荷兰航海家发现另一条路线。这条路线在抵达好望角后还要再往南航行到南纬四十度处，然后借西风和西风漂流之力，船只可迅速航越印度洋边缘，再乘着东南信风转北航往爪哇，完全避开印度沿海。通往香料群岛的航程，因此缩短了几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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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只地球仪下方的涡卷图案（当时的地图绘制员习惯以这种带题词的涡卷图案，填补地图上的空白区）难以辨认，但现存的一个实物可弥补这个缺憾。洪迪乌斯在涡卷图案里，以印刷体简要解释了这颗地球仪为何不同于他1600年出版的地球仪。“每天前往世界各地的考察活动频繁展开，考察队清楚见到并报告那些地方的所在位置，因此，如果这地图大不相同于我们先前所出版的其他地图，我想不会有人觉得奇怪。”然后，洪迪乌斯恳请热心的业余人士鼎力相助——这种人在编纂这方面知识上有着重要作用。“在此恳请好心的读者，若对某地有更为完整的了解，还请不吝赐教，以增进大众福祉。”大众福祉的增进，当然也代表销售量的增加，但只要能让产品更为可靠，当时没人在意大众福祉的增进是否会图利厂商。当时外面是个新世界，为了理解那个世界，值得花钱取得相关知识，特别是无知的具体后果之一乃是船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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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耶稣会士阿德里亚诺·德·拉斯·科特斯（Adriano de las Cortes）就因为对南海的认识不够“完整”而吃到苦头。1625年2月16日早上，他所搭乘的“吉亚圣母”号（Nossa Senhora da Guia）在中国沿海触礁。“吉亚”号是葡萄牙船，离开西班牙的菲律宾马尼拉殖民地，欲前往珠江口的葡萄牙殖民地澳门。船于三个礼拜前离开马尼拉，沿着吕宋岛西侧往北逆风航行，然后朝西穿越南海前往中国。航行在南海的第三天，寒冷的浓雾使船动弹不得。导航员应该带有相关的海图，以顺利走完这条已走过多次的马尼拉—澳门航线，但海图用处不大，靠它们跟靠太阳、星星辨认方位没有差别。同时碰上浓雾、减速、缓流，使他束手无策。大略估算出船与赤道的距离不是太难，但要估算出船在东西间的哪个位置，就没办法。（确定海上经度所需的仪器，还要再过一百五十年才会问世。）两天之后，开始起风，但不久刮起大风，把船吹得偏离航道更远。“吉亚”号的领航员无法算出所在位置，只能等看到陆地，根据海岸轮廓判断所在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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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6日凌晨，距天亮还有两小时，大风突然将船推上中国海岸。地图上未标示出上岸处，船上的人也无人认得。后来幸存者才知道，他们搁浅在澳门东北方三百五十公里处。船解体的地方水不深，“吉亚”号上两百多人，大部分人得以泅水上岸。只有十五人未能登岸：若干水手、若干奴隶（其中一名是女的）、一些来自马尼拉的他加禄人、两名西班牙人、一名年轻日本男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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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近渔村的居民下到海边，盯着这批上岸的外国人瞧。他们爬上岸时，村民避得远远的。大部分村民可能从没有这么近距离见过外国人，因为这个沿海渔村不在两条对外贸易的主要航线上——一条是从澳门到日本，另一条是从月港（今厦门）到菲律宾，而月港在与澳门相反的方向上，距此地两百公里。住在这段海岸的渔民知道有外国人在那些海域航行，大概听过澳门的葡萄牙人（中国官方称那些葡萄牙人为“澳夷”），而且知道那些人不大可能攻击他们。他们害怕的是倭寇和可怕的红毛（这是刚出现的词语，用以指称荷兰人）。官府于1525年禁止与日本人进行海上贸易，倭寇愤而袭掠中国沿海进行报复，“吉亚”号搁浅时，倭寇为患已有百年。他们以善使刀而令人生畏。当时当地仍流传，曾有十二名日本人持刀，杀掉派去围剿他们的三百名中国民兵。红毛则让他们更为害怕。荷兰人袭掠那段沿海地区，只是最近两三年的事，但因为手法凶残，很快就恶名昭彰。从中国人替荷兰人所取的绰号，便可以知道中国人见到他们时，是什么特征最让中国人印象深刻。对于中国人而言，黑色是正常的发色。葡萄牙人大多也是黑发，因此，在中国人眼中，他们只是长得丑，还谈不上怪。荷兰人则不然，他们金色带红的头发，叫中国人看了惊骇。凡是发色如此的人，都是红毛，都是荷兰人，因而都很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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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米尔的帽子：17世纪和全球化世界的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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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纪全球贸易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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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米尔的帽子：17世纪和全球化世界的黎明 上岸的不只红毛、倭寇、澳夷，其中还夹杂了全然不同的另一种人——黑鬼。那些是伺候葡萄牙主人的非洲黑奴，在东亚的各个欧洲殖民地里都有他们的身影。他们和中国人所见过的人都很不一样，因而最令中国人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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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的目光停在那些外国人身上没多久，就转而盯上随着生还者一起漂向岸边的箱子和木桶。他们开始把漂浮的船货拖上岸，翻找值钱的东西。不久，当地民兵带着刀和火绳枪抵达，他们的任务是把船难幸存者留在登岸处，等军队指挥官前来处理。他们也想捡拾船难后冲上岸的东西，但货物已被村民抢先一步捡走，他们只好找上那些一身湿漉漉的幸存者。他们搜了一些人的身，叫其他人脱光让他们搜查，认定他们身上一定藏有金银珠宝。最初幸存者因为疲累且害怕，乖乖地让他们搜身，只有一些人不出声反抗。民兵还没搜到多少东西，幸存者就集合起来，朝内陆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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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兵担心未控制住这群人会受罚，开始朝他们丢石头、用长矛戳，让他们知道该待在岸上。但那群为数两百多的外国人继续前进，于是中国火绳枪兵开火，有一人中枪，是个日本人，但火药威力太弱，弹丸只是打进那人衣服里，而未伤到皮肉。民兵的刀则较管用。一名叫弗朗西斯科的葡萄牙水手挨了一刀，然后被砍头。他是那批幸存者之中第一个被俘虏他们的人杀死的人。然后一名叫米格尔·苏亚雷斯（Miguel Xuarez）的澳门土生葡人遭长矛刺中。一名神父扶住苏亚雷斯，但还是被民兵拖走并砍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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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有位军官带着小队侍从，骑马抵达。“吉亚”号船长贝尼托·巴尔博萨（Benito Barbosa）赶紧上前，请求放过他的乘客和船员，但那军官挥刀威吓，命令侍从割下巴尔博萨一只耳朵，表明他是犯人，没有商量余地，只有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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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他们大举展开彻底地搜查。民兵搜起身来肆无忌惮，把船难幸存者身上所能找到的东西全都据为己有。有些幸存者还是带了些许财物上岸，其中的大部分在受盘问时，把财物乖乖交出，但并非每个人如此。来自果阿的印度穆斯林商人伊斯梅尔（Ismaël）早已把外套脱下，塞进包里。那包引来一个民兵起疑，伊斯梅尔不肯交出，两人一番拉扯，包从他手中滑落，掉出六、七枚银比索。伊斯梅尔抗拒不从，使得那民兵怒不可遏，于是砍下伊斯梅尔的头，结束了这场争执。另一名来自果阿的印度商人布多（Budo）也和民兵起了类似的争执。一名民兵怀疑布多嘴里藏了东西，他们是正确的。几名民兵想掰开布多嘴巴时，布多从嘴里吐出两枚戒指，踢进沙里，藏了起来。失望的民兵一脸不在乎的模样，但是十分钟后，民兵从后面欺身而上，砍下布多的头，当做战利品高高地举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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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人丧命，则不是因为拒不交出财物。一名叫苏康萨巴（Suconsaba）的男子和一名在果阿附近出生的方济会平信徒[1]，在船搁浅时受了伤，上岸时已奄奄一息。那位西班牙耶稣会士亚德里亚诺·德·拉斯·科特斯，事后写了回忆录记述“吉亚”号船难事件，根据他的记述，“我们有几个人怀疑，那两人遭中国人砍头时还没死。”有个叫马斯马穆特·甘普提（Masmamut Ganpti）的男子，可能是船主龚萨拉·费雷拉（Gonçal Ferreira）的奴隶。他安全上岸，但是为了保护主人不让民兵抢走他的衣服而和民兵发生冲突。中国人愤而抓住甘普提，砍断他双手双脚，以示惩罚，然后砍掉他的头。拉斯·科特斯称甘普提是“摩尔水手”、“英勇的黑人”，“没给中国人一点动手的借口，就莫名其妙地”丧命。费雷拉的另一名仆人也遭到同样的下场，但不是因为抗拒民兵，而是因为后来中国人押着幸存者走向内陆时，身子太弱赶不上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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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早上遭溺死、杀死的人，包括摩尔人、黑人、果阿人、南亚穆斯林、土生葡人、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奴隶、他加禄人、日本人[2]。这份罹难名单详细说明了“吉亚”号上乘客的种族、民族出身的多元。船上葡萄牙人有九十一人，其中有些人生在澳门或在澳门居住、工作，其他人则来自散布全球各地——从加纳利群岛（Canary Islands）到果阿、澳门——的葡萄牙殖民地。船上其他的欧洲人就只是六名西班牙人。西葡两国的联合协议，禁止各自的船只搭载对方的国民，但碰上有此需要时，特别是涉及神父或从事传教的天主教平信徒时，这项协议就给搁到一旁。那六名西班牙人就是因这一身份而上了葡萄牙的“吉亚”号，其中有一人远从墨西哥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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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客名单中，欧洲人只占将近一半。船上的第二大族群是六十九名日本人。澳门的葡萄牙人雇佣了许多日本人，通过他们处理与中国人的生意往来。他们会写汉字，因而谈起生意协议的细节时，比葡萄牙人更能和中国人沟通。他们的肤色、五官，也使他们比欧洲人更便于在中国人之间走动，甚至有时溜进内陆而不会被发现，而这是葡萄牙人绝不可能办到的。拉斯·特科斯认识其中一名日本人，是个天主教神父，名叫米格尔·松田（Miguel Matsuda）。他就是那个挨了火绳枪一弹，结果弹丸卡在衣服上，奇迹似的毫发无伤的男子。松田因皈依基督教而在1614年遭日本政府驱逐到菲律宾，在马尼拉跟着耶稣会传教士学习，最终成为神父。他打算到澳门，搭葡萄牙船返回长崎，偷偷溜回国传布基督福音。那是一趟危险的任务，到了日本，松田难逃被捕、处决的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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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人、日本人之后的第三大族群，则是伊斯梅尔、布多所属的那个族群：来自印度果阿这个葡萄牙殖民地的三十四名穆斯林商人，其中两人有妻子同行。最后，拉斯·科特斯提到“来自马尼拉附近的印度人（他加禄人）”、摩尔人、黑人、犹太人，但只是一笔带过，并未交代这些族群的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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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亚”号乘客的多元民族组成，说明了当时有哪些人通过葡萄牙船运事业所维持的贸易网在迁移。若非拉斯·科特斯费心写下船难报告，若非他的手稿在大英图书馆保存下来，我们不会知道“吉亚”号竟搭载了如此形形色色的种族。该船的船主和船长是葡萄牙人，但乘客却是来自许多国家，最东远自墨西哥，最西远自加纳利群岛。因此，通过拉斯·科特斯的回忆录，我们知道我们所认定为“葡萄牙船”的船只，船上的人不尽然全是葡萄牙人，而是简直来自全球各地的人。“吉亚”号并非特例，因为其他文献也指出同样的事实。最后一艘顺利抵达日本的葡萄牙商船（1638年），船上有九十名葡萄牙人和一百五十名“欧亚混血儿、黑人、有色人种”（引自另一份文献）。欧洲船或许主宰了17世纪的海上航路，但船上的欧洲人还没有占到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