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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饰物的流通,不只是单向从中国到欧洲。欧洲器物和绘画也在中国流通。1610年3月5日,“白狮”号第三次离开阿姆斯特丹航往亚洲的途中,也就是文震亨动笔写《长物志》的几年前,有位夏姓艺术品商人前去拜访他经常往来的客户李日华。李日华住在嘉兴,是著名的文人画家和有钱的艺术品收藏家。李日华交往的上流人士,与文家交往的是同一批人,因此大概认识《长物志》的作者。他是夏姓商人的老主顾,向他买画和古玩已有多年。夏姓商人刚从长江三角洲另一头的南京回来,而南京是古玩奇珍的买卖重镇。他带了一些特别挑选的稀世珍品给李日华过目,包括一只明宪宗成化年间(1470年代)的瓷酒杯,一只写书法时用来替墨汁加水稀释的卧虎状青铜古砚滴,还有两只拇指大小的淡绿色耳环。夏姓商人向李日华保证,那两只耳环是稀有的水晶,来自只在五代十国(950年代)生产这类东西的某个窑,借此暗示要卖个高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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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日华对夏姓商人带上门的东西大部分中意,但他一眼就看出,夏姓商人对两只耳环看走了眼。他决定戏弄一下对方,于是假意拿起来仔细打量,然后点明它们是玻璃制的。它们不但不是宋代的古物,甚至不是中国的东西。那天稍晚,李日华在《味水轩日记》中写道:“此海南番舶所携,乃夷国炼化物也。世间琉璃玻璃之属,皆西洋诸夷销石为之,非天然八宝也。”李日华很得意自己见识更胜夏姓商人一筹,但口气中并无恶意。他知道买卖古玩总免不了碰上赝品,很高兴这次被骗的不是买家,而是卖家。讨来一番指教的夏姓商人心服口服地离开,比起自己想把那耳环卖给像李日华那样精明的人,恐怕更觉得尴尬的是自己花了大钱在南京买下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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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轶事是否表明中国人对外国东西不感兴趣?并不是。我们要弄清楚李日华收藏文物的目的。在他眼中,收藏是为了找出足以证实古人文化优于今人的东西。因此,文物的真伪对他非常重要。他想要得到能让他神游更美好时代的东西,而更美好时代只存于过去。这则轶事所表明的,是17世纪时外国商品的确流通于中国。如果外国商品到了南京,然后经由行商之手流通到周边城市,那么想必有其销路。它们的流通规模不如外国商品在欧洲那么大,但那时候它们抵达中国的数量毕竟少得多。此外,在欧洲,经过约略一个世纪的全球掠夺和贸易,已把欧洲人训练成外国奇珍异品的鉴赏行家,中国则不是如此,外国珍奇物品在中国的需求并不大。对中国收藏家而言,外国商品并非不准碰的东西。在《长物志》中,文震亨鼓励读者弄到某些外国物件。他推荐朝鲜的毛笔和纸,认为日本有好些东西——从折扇、青铜尺、钢剪刀到漆盒、上等家具——都值得拥有。外国所产并不构成欣赏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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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外国货物在中国构成“问题”,那并非因为中国人对外国东西有根深蒂固的鄙视,而是和东西本身随环境变化的特质有关。美的东西要能传达文化意涵才被看重。对古董来说,就是要能传达中庸、和谐、崇古有关的意涵。古董受到看重,乃是因为它们让拥有者具体接触到距今已远的美好过去。东西背负着必须传达意义这个包袱,人们就很难看出外国货的价值。物以稀而贵,对收藏家而言,对神奇或古怪东西好奇,是应予认可的收藏动力,但叫人生起收藏念头的最根本因素,乃是欲让自己接触文明的核心价值。因此文震亨才会推荐读者使用朝鲜、日本的东西。中国与朝鲜、日本的文化互动,其来已久,因此朝鲜、日本的东西可视为和中国的东西属于同一文明精神范畴。它们是和中国之物有所差异,但那差异不强烈,只是奇特,还未到怪异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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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之物则不可如此看待。对于海外的事物,李日华并非没有兴趣了解。事实上,他的日记里有多处论及他所听闻驶入中国沿海的外国船和外国水手。但来自外国的东西,在他的象征体系里没有一席之地。它们不具价值,只是引人好奇而已。相对而言,在欧洲,中国之物带来较大的冲击。在那里,差异使人想要拥有。欧洲人往往将之融入自己的生活空间,甚至更有过之,为此修正自己的审美标准。维米尔《在敞开的窗边读信的年轻女子》前景处所放置的那个盘子,是外国之物,而那盘子所置身的那张土耳其地毯,也是外国之物。那些东西未引来鄙视或不安。它们是美的,且来自制造美好且可以买到美物的地方。就这么简单,而光是这样就足以使之成为值得购买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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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外国之物在欧洲人的居室里占有一席之地,但在中国人的居室里则没有。到头来,这个问题与审美或文化无关,症结在于各自能以何种心态来看待更广大的世界。有荷兰官方全力支持的荷兰商人,当时行走全球,将足以具体传达世界另一头是何风貌的神奇东西,带回科尔克码头。代尔夫特人把中国的碟盘视为他们幸运的象征,幸福地在自家里摆出。它们当然美,而且荷兰家庭喜欢那种美所带来的乐趣。而中国碟盘出现于荷兰人家,也象征了看待世界的正面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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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日华站在家乡嘉兴的码头往海的方向看,除了看到饱受海寇侵扰的海岸,还看到什么?在他眼中,海外那更广大的世界是威胁的来源,而非美好未来或财富的来源,更不是喜悦或启发的来源。他没理由去拥有象征这一威胁的东西,把它们摆在书斋之中。反之,对欧洲人而言,冒再大的危险和成本去把中国货弄到手都值得。因此,“白狮”号沉没的四年后,舰队司令才会又回到南海劫掠西班牙、葡萄牙的船只,夺取中国船只,只为得到更多的中国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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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袋胡椒重约12公斤。按照阿姆斯特丹每一旧磅(0.494公斤)0.8佛罗林金币的零售价,这批胡椒值364000荷兰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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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译注:荷兰共和国的全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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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译注:旧长度单位,一里格约合五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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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603年,高寀派半官方的代表团前往菲律宾马尼拉的西班牙殖民地,以查明该地有座“金山”的传言是否属实。此举让西班牙人大为惊恐,生怕中国接着派兵入侵,于是大举屠杀城里的华人居民。三十六年后,屠杀华人事件再度上演,第六章就以此事为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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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荷兰人替船取名时爱用狮名,特别是荷属东印度公司经营初期。随便举个例子,1609年就有艘叫“红狮”号的船驶往日本。荷兰人也用地名作为船名。“代尔夫特”号于1607年下水,往返果阿、爪哇三趟;1640年又建了一艘“代尔夫特”号。“中国”号于1608年停泊于香料群岛特尔纳特岛岸边时,沉没于暴风雨中;1676年,荷属东印度公司阿姆斯特丹事务所下水另一艘“中国”号,船身比前一艘“中国”号大了1.5倍。相对的,葡萄牙人以女圣徒的名字命名武装商船,祈求她们的保佑。中国人以鸟的名字给船取名,希望船在水上如鸟般疾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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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1606年一艘荷兰船——碰巧又叫“白狮”号——在圣劳伦斯河劫掠法国船时,法国国王向荷兰政府抗议,宣称荷兰人无权在他辖地以内贸易。荷兰人同意赔偿那些船只的船东损失,但也利用此次调查,顺势宣称他们想在哪儿贸易,就可以在哪儿贸易,法国人无权阻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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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编注:指柴窑所出瓷器。柴窑为五代时期后周世宗柴荣的御窑,宋时称“柴窑”,所出瓷器尤佳。下文夏姓商人所谓“只在五代十国生产这类东西的某个窑”亦指柴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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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译注:日式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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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编注:指《帝京景物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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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编注:依照朱生豪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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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米尔的帽子:17世纪和全球化世界的黎明 第四章 地理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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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幅维米尔的画,轻松就可从中找出那正包围、入侵代尔夫特的更广大世界的蛛丝马迹,那就是《地理学家》(The Geographer,彩图4)。那幅画以维米尔的一贯手法呈现他的画室,我们看到同样的封闭空间,那是在维米尔画作里预期会看到的空间,明亮的窗户再度被画成以极斜的角度面对观者,因而完全看不到窗外街道的景象。但这一次,房间里东西杂乱,而且那些东西跃然指向更广阔的世界。维米尔在这里要表达的无关乎男女情爱(前两幅画的主题),也无关乎高洁人格的追求(那是我们不久就会探讨的另一幅画的创作源头)。这幅画主要表现另一种追求,表达想了解世界的渴望,而这里的世界不是房间内部的世界,甚至不是代尔夫特的世界,而是商人和旅行家正在进入,正从那里带回奇妙东西和惊人新消息的广大世界。那些东西迷住人的眼睛,那些消息占据人的脑海,而维米尔那一代才智不凡之士,正尽情吸取那些消息,开始用全新的角度打量世界。他们要拟定新的量度标准,要提出新的理论,要以大至涵盖整个地球的宏观眼光,小至深入幽微、开始揭开一滴雨水或一粒微尘的神秘内在的微观眼光,建造新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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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米尔的帽子:17世纪和全球化世界的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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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图4 约翰内斯·维米尔,《地理学家》(法兰克福,施塔德尔美术馆)。《天文学家》的姊妹作,很可能是受托绘制,描绘一名有学问之人,而那人可能是安东尼·范·列文虎克。墙上维米尔签名底下,注明1669年,这虽是后来加上,却有可能就是此画的绘制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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