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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饰物的流通，不只是单向从中国到欧洲。欧洲器物和绘画也在中国流通。1610年3月5日，“白狮”号第三次离开阿姆斯特丹航往亚洲的途中，也就是文震亨动笔写《长物志》的几年前，有位夏姓艺术品商人前去拜访他经常往来的客户李日华。李日华住在嘉兴，是著名的文人画家和有钱的艺术品收藏家。李日华交往的上流人士，与文家交往的是同一批人，因此大概认识《长物志》的作者。他是夏姓商人的老主顾，向他买画和古玩已有多年。夏姓商人刚从长江三角洲另一头的南京回来，而南京是古玩奇珍的买卖重镇。他带了一些特别挑选的稀世珍品给李日华过目，包括一只明宪宗成化年间（1470年代）的瓷酒杯，一只写书法时用来替墨汁加水稀释的卧虎状青铜古砚滴，还有两只拇指大小的淡绿色耳环。夏姓商人向李日华保证，那两只耳环是稀有的水晶，来自只在五代十国（950年代）生产这类东西的某个窑，借此暗示要卖个高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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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日华对夏姓商人带上门的东西大部分中意，但他一眼就看出，夏姓商人对两只耳环看走了眼。他决定戏弄一下对方，于是假意拿起来仔细打量，然后点明它们是玻璃制的。它们不但不是宋代的古物，甚至不是中国的东西。那天稍晚，李日华在《味水轩日记》中写道：“此海南番舶所携，乃夷国炼化物也。世间琉璃玻璃之属，皆西洋诸夷销石为之，非天然八宝也。”李日华很得意自己见识更胜夏姓商人一筹，但口气中并无恶意。他知道买卖古玩总免不了碰上赝品，很高兴这次被骗的不是买家，而是卖家。讨来一番指教的夏姓商人心服口服地离开，比起自己想把那耳环卖给像李日华那样精明的人，恐怕更觉得尴尬的是自己花了大钱在南京买下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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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轶事是否表明中国人对外国东西不感兴趣？并不是。我们要弄清楚李日华收藏文物的目的。在他眼中，收藏是为了找出足以证实古人文化优于今人的东西。因此，文物的真伪对他非常重要。他想要得到能让他神游更美好时代的东西，而更美好时代只存于过去。这则轶事所表明的，是17世纪时外国商品的确流通于中国。如果外国商品到了南京，然后经由行商之手流通到周边城市，那么想必有其销路。它们的流通规模不如外国商品在欧洲那么大，但那时候它们抵达中国的数量毕竟少得多。此外，在欧洲，经过约略一个世纪的全球掠夺和贸易，已把欧洲人训练成外国奇珍异品的鉴赏行家，中国则不是如此，外国珍奇物品在中国的需求并不大。对中国收藏家而言，外国商品并非不准碰的东西。在《长物志》中，文震亨鼓励读者弄到某些外国物件。他推荐朝鲜的毛笔和纸，认为日本有好些东西——从折扇、青铜尺、钢剪刀到漆盒、上等家具——都值得拥有。外国所产并不构成欣赏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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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外国货物在中国构成“问题”，那并非因为中国人对外国东西有根深蒂固的鄙视，而是和东西本身随环境变化的特质有关。美的东西要能传达文化意涵才被看重。对古董来说，就是要能传达中庸、和谐、崇古有关的意涵。古董受到看重，乃是因为它们让拥有者具体接触到距今已远的美好过去。东西背负着必须传达意义这个包袱，人们就很难看出外国货的价值。物以稀而贵，对收藏家而言，对神奇或古怪东西好奇，是应予认可的收藏动力，但叫人生起收藏念头的最根本因素，乃是欲让自己接触文明的核心价值。因此文震亨才会推荐读者使用朝鲜、日本的东西。中国与朝鲜、日本的文化互动，其来已久，因此朝鲜、日本的东西可视为和中国的东西属于同一文明精神范畴。它们是和中国之物有所差异，但那差异不强烈，只是奇特，还未到怪异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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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之物则不可如此看待。对于海外的事物，李日华并非没有兴趣了解。事实上，他的日记里有多处论及他所听闻驶入中国沿海的外国船和外国水手。但来自外国的东西，在他的象征体系里没有一席之地。它们不具价值，只是引人好奇而已。相对而言，在欧洲，中国之物带来较大的冲击。在那里，差异使人想要拥有。欧洲人往往将之融入自己的生活空间，甚至更有过之，为此修正自己的审美标准。维米尔《在敞开的窗边读信的年轻女子》前景处所放置的那个盘子，是外国之物，而那盘子所置身的那张土耳其地毯，也是外国之物。那些东西未引来鄙视或不安。它们是美的，且来自制造美好且可以买到美物的地方。就这么简单，而光是这样就足以使之成为值得购买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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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外国之物在欧洲人的居室里占有一席之地，但在中国人的居室里则没有。到头来，这个问题与审美或文化无关，症结在于各自能以何种心态来看待更广大的世界。有荷兰官方全力支持的荷兰商人，当时行走全球，将足以具体传达世界另一头是何风貌的神奇东西，带回科尔克码头。代尔夫特人把中国的碟盘视为他们幸运的象征，幸福地在自家里摆出。它们当然美，而且荷兰家庭喜欢那种美所带来的乐趣。而中国碟盘出现于荷兰人家，也象征了看待世界的正面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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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日华站在家乡嘉兴的码头往海的方向看，除了看到饱受海寇侵扰的海岸，还看到什么？在他眼中，海外那更广大的世界是威胁的来源，而非美好未来或财富的来源，更不是喜悦或启发的来源。他没理由去拥有象征这一威胁的东西，把它们摆在书斋之中。反之，对欧洲人而言，冒再大的危险和成本去把中国货弄到手都值得。因此，“白狮”号沉没的四年后，舰队司令才会又回到南海劫掠西班牙、葡萄牙的船只，夺取中国船只，只为得到更多的中国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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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袋胡椒重约12公斤。按照阿姆斯特丹每一旧磅（0.494公斤）0.8佛罗林金币的零售价，这批胡椒值364000荷兰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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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译注：荷兰共和国的全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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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译注：旧长度单位，一里格约合五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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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603年，高寀派半官方的代表团前往菲律宾马尼拉的西班牙殖民地，以查明该地有座“金山”的传言是否属实。此举让西班牙人大为惊恐，生怕中国接着派兵入侵，于是大举屠杀城里的华人居民。三十六年后，屠杀华人事件再度上演，第六章就以此事为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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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荷兰人替船取名时爱用狮名，特别是荷属东印度公司经营初期。随便举个例子，1609年就有艘叫“红狮”号的船驶往日本。荷兰人也用地名作为船名。“代尔夫特”号于1607年下水，往返果阿、爪哇三趟；1640年又建了一艘“代尔夫特”号。“中国”号于1608年停泊于香料群岛特尔纳特岛岸边时，沉没于暴风雨中；1676年，荷属东印度公司阿姆斯特丹事务所下水另一艘“中国”号，船身比前一艘“中国”号大了1.5倍。相对的，葡萄牙人以女圣徒的名字命名武装商船，祈求她们的保佑。中国人以鸟的名字给船取名，希望船在水上如鸟般疾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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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1606年一艘荷兰船——碰巧又叫“白狮”号——在圣劳伦斯河劫掠法国船时，法国国王向荷兰政府抗议，宣称荷兰人无权在他辖地以内贸易。荷兰人同意赔偿那些船只的船东损失，但也利用此次调查，顺势宣称他们想在哪儿贸易，就可以在哪儿贸易，法国人无权阻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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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编注：指柴窑所出瓷器。柴窑为五代时期后周世宗柴荣的御窑，宋时称“柴窑”，所出瓷器尤佳。下文夏姓商人所谓“只在五代十国生产这类东西的某个窑”亦指柴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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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译注：日式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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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编注：指《帝京景物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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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编注：依照朱生豪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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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米尔的帽子：17世纪和全球化世界的黎明 第四章 地理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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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幅维米尔的画，轻松就可从中找出那正包围、入侵代尔夫特的更广大世界的蛛丝马迹，那就是《地理学家》（The Geographer，彩图4）。那幅画以维米尔的一贯手法呈现他的画室，我们看到同样的封闭空间，那是在维米尔画作里预期会看到的空间，明亮的窗户再度被画成以极斜的角度面对观者，因而完全看不到窗外街道的景象。但这一次，房间里东西杂乱，而且那些东西跃然指向更广阔的世界。维米尔在这里要表达的无关乎男女情爱（前两幅画的主题），也无关乎高洁人格的追求（那是我们不久就会探讨的另一幅画的创作源头）。这幅画主要表现另一种追求，表达想了解世界的渴望，而这里的世界不是房间内部的世界，甚至不是代尔夫特的世界，而是商人和旅行家正在进入，正从那里带回奇妙东西和惊人新消息的广大世界。那些东西迷住人的眼睛，那些消息占据人的脑海，而维米尔那一代才智不凡之士，正尽情吸取那些消息，开始用全新的角度打量世界。他们要拟定新的量度标准，要提出新的理论，要以大至涵盖整个地球的宏观眼光，小至深入幽微、开始揭开一滴雨水或一粒微尘的神秘内在的微观眼光，建造新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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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米尔的帽子：17世纪和全球化世界的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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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图4 约翰内斯·维米尔，《地理学家》（法兰克福，施塔德尔美术馆）。《天文学家》的姊妹作，很可能是受托绘制，描绘一名有学问之人，而那人可能是安东尼·范·列文虎克。墙上维米尔签名底下，注明1669年，这虽是后来加上，却有可能就是此画的绘制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