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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米尔的帽子：17世纪和全球化世界的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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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纪全球贸易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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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米尔的帽子：17世纪和全球化世界的黎明 上岸的不只红毛、倭寇、澳夷，其中还夹杂了全然不同的另一种人——黑鬼。那些是伺候葡萄牙主人的非洲黑奴，在东亚的各个欧洲殖民地里都有他们的身影。他们和中国人所见过的人都很不一样，因而最令中国人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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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的目光停在那些外国人身上没多久，就转而盯上随着生还者一起漂向岸边的箱子和木桶。他们开始把漂浮的船货拖上岸，翻找值钱的东西。不久，当地民兵带着刀和火绳枪抵达，他们的任务是把船难幸存者留在登岸处，等军队指挥官前来处理。他们也想捡拾船难后冲上岸的东西，但货物已被村民抢先一步捡走，他们只好找上那些一身湿漉漉的幸存者。他们搜了一些人的身，叫其他人脱光让他们搜查，认定他们身上一定藏有金银珠宝。最初幸存者因为疲累且害怕，乖乖地让他们搜身，只有一些人不出声反抗。民兵还没搜到多少东西，幸存者就集合起来，朝内陆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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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兵担心未控制住这群人会受罚，开始朝他们丢石头、用长矛戳，让他们知道该待在岸上。但那群为数两百多的外国人继续前进，于是中国火绳枪兵开火，有一人中枪，是个日本人，但火药威力太弱，弹丸只是打进那人衣服里，而未伤到皮肉。民兵的刀则较管用。一名叫弗朗西斯科的葡萄牙水手挨了一刀，然后被砍头。他是那批幸存者之中第一个被俘虏他们的人杀死的人。然后一名叫米格尔·苏亚雷斯（Miguel Xuarez）的澳门土生葡人遭长矛刺中。一名神父扶住苏亚雷斯，但还是被民兵拖走并砍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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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有位军官带着小队侍从，骑马抵达。“吉亚”号船长贝尼托·巴尔博萨（Benito Barbosa）赶紧上前，请求放过他的乘客和船员，但那军官挥刀威吓，命令侍从割下巴尔博萨一只耳朵，表明他是犯人，没有商量余地，只有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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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他们大举展开彻底地搜查。民兵搜起身来肆无忌惮，把船难幸存者身上所能找到的东西全都据为己有。有些幸存者还是带了些许财物上岸，其中的大部分在受盘问时，把财物乖乖交出，但并非每个人如此。来自果阿的印度穆斯林商人伊斯梅尔（Ismaël）早已把外套脱下，塞进包里。那包引来一个民兵起疑，伊斯梅尔不肯交出，两人一番拉扯，包从他手中滑落，掉出六、七枚银比索。伊斯梅尔抗拒不从，使得那民兵怒不可遏，于是砍下伊斯梅尔的头，结束了这场争执。另一名来自果阿的印度商人布多（Budo）也和民兵起了类似的争执。一名民兵怀疑布多嘴里藏了东西，他们是正确的。几名民兵想掰开布多嘴巴时，布多从嘴里吐出两枚戒指，踢进沙里，藏了起来。失望的民兵一脸不在乎的模样，但是十分钟后，民兵从后面欺身而上，砍下布多的头，当做战利品高高地举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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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人丧命，则不是因为拒不交出财物。一名叫苏康萨巴（Suconsaba）的男子和一名在果阿附近出生的方济会平信徒[1]，在船搁浅时受了伤，上岸时已奄奄一息。那位西班牙耶稣会士亚德里亚诺·德·拉斯·科特斯，事后写了回忆录记述“吉亚”号船难事件，根据他的记述，“我们有几个人怀疑，那两人遭中国人砍头时还没死。”有个叫马斯马穆特·甘普提（Masmamut Ganpti）的男子，可能是船主龚萨拉·费雷拉（Gonçal Ferreira）的奴隶。他安全上岸，但是为了保护主人不让民兵抢走他的衣服而和民兵发生冲突。中国人愤而抓住甘普提，砍断他双手双脚，以示惩罚，然后砍掉他的头。拉斯·科特斯称甘普提是“摩尔水手”、“英勇的黑人”，“没给中国人一点动手的借口，就莫名其妙地”丧命。费雷拉的另一名仆人也遭到同样的下场，但不是因为抗拒民兵，而是因为后来中国人押着幸存者走向内陆时，身子太弱赶不上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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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早上遭溺死、杀死的人，包括摩尔人、黑人、果阿人、南亚穆斯林、土生葡人、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奴隶、他加禄人、日本人[2]。这份罹难名单详细说明了“吉亚”号上乘客的种族、民族出身的多元。船上葡萄牙人有九十一人，其中有些人生在澳门或在澳门居住、工作，其他人则来自散布全球各地——从加纳利群岛（Canary Islands）到果阿、澳门——的葡萄牙殖民地。船上其他的欧洲人就只是六名西班牙人。西葡两国的联合协议，禁止各自的船只搭载对方的国民，但碰上有此需要时，特别是涉及神父或从事传教的天主教平信徒时，这项协议就给搁到一旁。那六名西班牙人就是因这一身份而上了葡萄牙的“吉亚”号，其中有一人远从墨西哥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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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客名单中，欧洲人只占将近一半。船上的第二大族群是六十九名日本人。澳门的葡萄牙人雇佣了许多日本人，通过他们处理与中国人的生意往来。他们会写汉字，因而谈起生意协议的细节时，比葡萄牙人更能和中国人沟通。他们的肤色、五官，也使他们比欧洲人更便于在中国人之间走动，甚至有时溜进内陆而不会被发现，而这是葡萄牙人绝不可能办到的。拉斯·特科斯认识其中一名日本人，是个天主教神父，名叫米格尔·松田（Miguel Matsuda）。他就是那个挨了火绳枪一弹，结果弹丸卡在衣服上，奇迹似的毫发无伤的男子。松田因皈依基督教而在1614年遭日本政府驱逐到菲律宾，在马尼拉跟着耶稣会传教士学习，最终成为神父。他打算到澳门，搭葡萄牙船返回长崎，偷偷溜回国传布基督福音。那是一趟危险的任务，到了日本，松田难逃被捕、处决的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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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人、日本人之后的第三大族群，则是伊斯梅尔、布多所属的那个族群：来自印度果阿这个葡萄牙殖民地的三十四名穆斯林商人，其中两人有妻子同行。最后，拉斯·科特斯提到“来自马尼拉附近的印度人（他加禄人）”、摩尔人、黑人、犹太人，但只是一笔带过，并未交代这些族群的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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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亚”号乘客的多元民族组成，说明了当时有哪些人通过葡萄牙船运事业所维持的贸易网在迁移。若非拉斯·科特斯费心写下船难报告，若非他的手稿在大英图书馆保存下来，我们不会知道“吉亚”号竟搭载了如此形形色色的种族。该船的船主和船长是葡萄牙人，但乘客却是来自许多国家，最东远自墨西哥，最西远自加纳利群岛。因此，通过拉斯·科特斯的回忆录，我们知道我们所认定为“葡萄牙船”的船只，船上的人不尽然全是葡萄牙人，而是简直来自全球各地的人。“吉亚”号并非特例，因为其他文献也指出同样的事实。最后一艘顺利抵达日本的葡萄牙商船（1638年），船上有九十名葡萄牙人和一百五十名“欧亚混血儿、黑人、有色人种”（引自另一份文献）。欧洲船或许主宰了17世纪的海上航路，但船上的欧洲人还没有占到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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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来自全球各地的各色人种泅水上岸，岸上村民大为惊异。从村民的反应，拉斯·科特斯推断，他们“从没看过外国人或来自其他国家的人”。他猜“他们之中没有人去过其他国家，大部分人从未离开家乡”。那天早上在岸上相遇的两个世界，分处于17世纪全球化体验光谱的两个极端：一端的人，一生只活在自己的文化藩篱内；另一端的人，则每日跨越文化藩篱，不断和不同出身、肤色、语言、习惯的人打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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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村民看到欧洲人时作何反应，无文献可以说明，因而，只能以来自其他情境的描述填补这一空白。有个中国作家如此描述来到澳门的西班牙商人：“其人皆长身高鼻，猫睛鹰嘴，卷发赤须。好经商，市易但伸指示数，虽累千金不立约契。有事指天为誓，不相负。衣服华洁。”然后，这位作者竭尽所能将那些欧洲人纳进他所熟悉的历史。那些人来自中国人所谓的“大西（欧洲）”，而“大西”在比“小西（印度）”更远的地方，因此他们必定和印度有所关联。这位作家或许听过某些基督教教义，因为他接着表示，西班牙人想必原是佛教徒，但后来失去佛教徒身份，这时，在宗教上，只能接触到邪恶的教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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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白人叫他们好奇，黑人则让他们震惊。“我们的黑人特别吸引他们注意，”拉斯·科特斯写道，“他们看到黑人洗过身子后，没有变得比较白，每次看，每次都惊讶。”（拉斯·科特斯旅行时带着一名黑仆，这会不会也显露了他自己的偏见呢？）当时的中国人以几种名称称呼黑人。中国人有时把外国人称作“鬼”，因此黑人就被直接称作“黑鬼”。中国人也用一千年前指称黑皮肤印度人的字眼，称他们为“昆仑奴”。印度位在中国昆仑山脉的另一头，因此得名。那位碰上古玩商拿着所谓的中国古瓷上门，却识破那不是中国之物的嘉兴收藏家李日华从没见过黑人，但在他的日记里，他说人称他们是“卢亭”（该词的源头已不可考），甚通水性，因而渔民用他们来把鱼引入渔网。有人告诉李日华，在华南，每户渔家都有一名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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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鬼”凹雕版画，作澳门葡萄牙人奴仆打扮，出自1586年蔡汝贤所著《东夷图说》。黑鬼是当时中国人对黑人的称呼。蔡汝贤曾任广东布政司。这可能是中国人最早绘制的非洲人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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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米尔的帽子：17世纪和全球化世界的黎明 中国地理学家王士性的描述则比较可靠些。他形容澳门的黑人“满身如漆，止余二眼白耳”。他说他们行径可怕：“其生死惟主人所命，主人或令自刎其首，彼即刎，不思当刎与不当刎也。其性带刀好杀，主人出，令其守门，即水火至死不去，他人稍动其扃钥则杀之，毋论盗也。”有人轻推门，不管是否有行窃之意，黑人都会将其杀害。王士性还提到他们的水下功夫了得，与李日华的说法正相呼应。“又能善没，以绳系腰入水取物。”他关于他们的最后一项记载，乃是他们奇货可居。“买之一头值五六十金”。这价码很可能让他的读者咋舌，因为那笔钱可买十五头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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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士性周游中国大地，考察包括澳门在内中国好几个地方的地理环境和人文特色，予以翔实记录，因此有了上述有关黑人的记述。李日华记下黑人之事，则出于别的目的——为了阐明他以下的信念：“天地间奇事皆随时幻出，原无定数可以验矣。”李日华认识到在自己所处的时代，传统的知识范畴已无法尽诠世上的所有事物，为了理解17世纪进入中国人世界的新奇事物，可能需要新的范畴。让人感到遗憾甚至可笑的是，这个知识有很大部分来自道听途说。李日华笔下的荷兰人——“其人红发黑脸，脚板长二尺余”——描述的是对外国人普遍的刻板印象，而非可称作有用知识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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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俘的头几日，苦不堪言。那位军官无意宽大，只希望基于职务羁押他们的期限一到，就把他们送走，以免夜长梦多，引来上司找碴。于是期限一到，就把他们押送到唤做靖海所的要塞——那段海岸线上诸多有城墙围护的海防哨站之一。要塞指挥官审问了他们，但因为没有翻译，问不出什么东西。他也认为，与其一时仁慈，后来出纰漏，要自己担责任，还不如往最坏打算更加保险，因此对于他们自称正派商人，他置若罔闻，反倒认定他们是海盗，把他们当海盗看待。他把这些人再往上送给潮州府处理，潮州府官员仔细盘问了他们和那位靖海指挥官几天。府里同样没有翻译，但几天后，潮州官员找到一名曾在澳门工作过的中国人，那人懂一些葡萄牙语，基本翻译还应付得来。叫众人意外的是，那个人认出其中一名澳门商人——在葡萄牙出生的安东尼奥·维埃加斯（António Viegas）。几年前那个商人曾卖丁香给他。然后，有一名军官主动站出来，他曾在马尼拉做过补鞋匠，懂一些西班牙语，可以替那些西班牙人翻译。（他颇为坦然地承认自己的职业，让拉斯·科特斯感到吃惊。因为西班牙人认为补鞋是低下的工作，非有必要，不会承认自己有这么一段不光彩的过去）。补鞋匠改行的那位军官很有恻隐之心，低调地为那些外国人斡旋，改善他们的处境。潮州府官员还找到一名曾在长崎的中国商人圈里做过事、而且娶了日本女子的男子，替“吉亚”号上的日本乘客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