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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海要塞指挥官在潮州府上司面前，陈述了他认为他们是海盗的理由。他说那些外国人先动手，像海盗一般攻击民兵并拒捕，过了一整天才束手就擒。他们还带了银子上岸，埋藏起来以备日后使用。这么多国籍的人凑在一块，绝不可能干好事，绝对是结伙打劫的一群亡命之徒。他们之中有两三人是金发白肤，清楚表明他们之中有红毛。最后，毋庸置疑的是，那群人里有许多日本人，而日本人是绝对不准上岸的。间接证据表明，那些人是海盗，要塞指挥官制敌机先，在他们还未造成危害前就先逮捕了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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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潮州府官员想听听那些幸存者怎么说，特别是在隐藏银子这件事上。官员问名叫刘易斯·德·安古洛（Luis de Ángulo）的葡萄牙神父，是否有中国人抢走他的银子。神父表示，抓住他的那名民兵抢走他放在衣服里的五十比索。这话一出且翻成中文，在场的靖海士兵立即全部跪下，激动地辩解他们没人干过那种事，因为在执勤时窃取俘虏财物属于重罪。这时，所有翻译请求退下。他们知道，再说出真相的话，靖海士兵会怎么对付他们。让官府怀疑要塞司令的说辞就已足够，而随着接下来的讯问又道出其他的盗窃罪行，官员更为存疑。侦察方向跟着转向，换成靖海指挥官接受盘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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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涉及外国人的事务，府级官员都无法作出最后裁夺，而必须转呈广东省府，由省府裁定是否释放拉斯·科特斯等人到澳门。整件事拖了一年才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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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外国人出现于沿海而忧虑不安的，不只有渔民或负责保护海岸防杜走私、海盗侵扰的官员而已。卢兆龙是读过许多书的广东上层人士，在官僚体系里层层上爬，1620年当上中央政府的礼科给事中一职。他是香山县人，而澳门就位于该县境内。没有理由认定他知道“吉亚”号搁浅事件，但那是桩涉外事故，应该会有报告送到朝廷。不管怎样，卢兆龙时时关注家乡香山县的动态，即使那只是基于维护自己家人和朋友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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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海地区出现这么多外国人，让卢兆龙大为不安。还有更多的中国人非常乐于和那些海盗——特别是和红毛——从事以物易物的交易，也让他不安。事实上，中国人对那些人所知甚少。逐日记载的官修史料《明实录》对“和兰（荷兰）”这个国家最早的记述，出现在1623年夏天的一条记载，说“又其志不过贪汉财务耳”，但朝廷官员认为红毛是盘踞沿海的另一股无法控制的势力而为此忧心忡忡。有些官员（例如卢兆龙）希望所有外国人——不只红毛——全消失于中国沿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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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兆龙就外国人之事四度上疏崇祯皇帝，第一次上疏是在1630年6月，也就是“吉亚”号船难的五年之后。当时，为了国家真正大患究竟在南疆还是北疆的外交政策问题，朝廷官员争辩不休。谁对明朝威胁更大：是华南沿海的欧洲商人和日本商人？还是北部边界上的蒙古、通古斯战士？这是朝廷屡屡碰到的难题，而其答案决定了兵力将部署于哪一方。晚近，南北疆的情势发展使这个问题的回答更为迫切。北方的民族——不久后将取名满族——已拿下长城外的大部分地区，这时更是恣意越过长城，入关劫掠。东南沿海则正遭红毛、澳夷、倭寇的骚扰。中国沿海没有长城可供明军倚为屏障，只有无险可守的开阔海岸。沿海许多地区不利大船靠岸，但有足够多的岛岸泊地，供来自大西洋的船只前来和中国商人通商，把中国的对外通商规定踩在脚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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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兆龙认定，中国的大患在南疆而非北疆。礼科给事中的职责在于监督礼部，而礼部是明廷负责处理对外关系的部门。基于职务关系，他知道南疆的情势。1620年代期间，礼部看待澳门葡萄牙人及其耶稣会传教士的态度常倾向于包容，对此卢兆龙感到不安。在上给崇祯皇帝那四疏的第一疏中，卢兆龙劝谏皇帝勿与澳门的外国人有瓜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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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生长香山，知澳夷最悉。”卢兆龙告诉皇帝，“其性悍鸳，其心叵测。”他回忆道中国人与他们的接触最初只限于在离岛背风处做买卖，然后指出，葡萄牙人最终在澳门落脚。“初犹搭篷厂栖止耳，渐而造房屋，渐而筑青洲山，又渐而造铳台，造坚城，为内拒之计。”各色外国人跟着他们进来。就卢兆龙来说，这恰恰证明了葡萄牙人根本不把官府对于何人在何种条件下可进入中国、进入中国后应遵守何种行为规范的严格规定放在眼里。尤其不能容的是，葡萄牙人未先征求中国同意就让日本人踏上中国土地，说明了他们全然不顾中国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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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驾番舶擅入内地，”卢氏在奏折中提醒道，“拒杀我官兵，掠我人民，掳我子女，广收硝黄铅铁，以怀不轨。”“硝黄铅铁”全是禁止出口的军事物资。更糟糕的是，这在中国百姓里造成了不好的影响。“闽之奸徒，聚食于澳，教诱生事者不下二三万人。粤之盗贼亡命投倚为患者，不可数计。”症结不在文化，而在于作奸犯科造成的危害，特别是中国这一边的作奸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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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兆龙就此事上疏皇帝的两年前，朝中针对满人与欧洲人何者威胁更大分成两派，当时刚登基的崇祯帝认同满人比欧洲人更可畏，于是同意召请葡萄牙炮手从澳门来京，协防北疆。但另一派的势力也不小，在南京把那支代表团挡下。他们主张，即使北敌入侵迫在眉睫，欲增强防御薄弱的边界，难道就只能雇请外国佣兵？火炮不是中国所创先发明的吗？中国的军火为何不足以担此重任？（拉斯·科特斯在回忆录中痛斥中国火器质量低劣。）卢兆龙在此后反问道，“何必外夷教演，然后能扬威武哉？”更切中利害的是，他指出为了某一边界上的危险，就该让中国另一边界陷入危险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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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朝中官员支持借助欧洲火炮协防明朝边疆。1622年在澳门，欧洲火炮的优越性有了最叫人叹为观止的展现。那年6月，一队荷属东印度公司的船只登陆澳门，企图从葡萄牙人手中夺下这个有利可图的贸易据点，接管对中国的贸易。若非耶稣会数学家罗雅谷（Giacomo Rho）为澳门守军的某个炮手计算了弹道几何，荷兰人很可能就此得手。受到罗雅谷之助的炮手直接命中来犯荷兰人所带上岸的火药桶。罗雅谷那一击中的，或许半靠瞄准半凭运气，但那不重要。事后，罗雅谷因他的数学本事让葡萄牙人保住澳门，不致落入荷兰人之手，而获得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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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得意洋洋的中国官员从对葡萄牙人的这场胜仗中认识到，外国人相争，中国人只需操纵他们反目就能得利，就眼前状况来说，其做法就是同意同葡萄牙人贸易，但不准与荷兰人贸易。两广总督戴燿说道：“是以夷攻夷也，我无一镞之费，而威已行于海外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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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兆龙不赞同为了解决中国难题而求助于外国人。雇用葡萄牙炮手正是自曝己短，而非己长。朝中其他人的观点则较为积极进取。他们认为，罗雅谷的胜利正表明中国必须取得更先进的技术以求自保。崇祯皇帝也做如是想，于是在卢兆龙第一次上疏之前，就已下令同意葡萄牙火炮队来京[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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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支代表团包括四名炮手、两名翻译，加上二十四名印度、非洲的奴仆，由公沙·的西劳（Gonçalo Teixeira Correa）带队。其中一名翻译是中国人，另一名是已担任赴日传教团团长数年的耶稣会高级教士陆若汉（João Rodrigues）。华南的官员早就认识陆若汉，但是不信任他。与卢兆龙交好的广州府推官颜俊彦认为陆若汉干预中国内政。他怀疑这位耶稣会高级教士不只是翻译，但君命不可违，只好让他从广东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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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虽然已经召代表团来京，但与卢兆龙持同样立场的官员却是处处阻挠。这支代表团一如前述，在南京被拦下。除非他们证实皇帝的确召请他们进京，否则便不准他们再往前。陆若汉在送回国的报告中表示，他们在等风向转为有利，再沿大运河乘船北上，但那只是顾全面子之词。最后，1630年2月14日，皇帝敕令终于送达：火速进京。那时，京城附近已有满人出没骚扰，亟须外国人相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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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京城南方六十五公里处，一支满族突击队和正欲进京的葡萄牙炮手相遇。这是不期而遇，但对于主张利用欧洲科技那一派，却是不可置信的一桩好事。那些炮手退到附近的涿州城，在城墙上架起八门炮。炮火未杀伤满人，但炮火的威力将满人吓跑。接下来未有实际交锋，葡萄牙人未赢得真正胜利。但对于朝廷内所有支持他们来京的人来说，这正好可以震慑住卢兆龙之类的反对派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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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沙、陆若汉一来京，马上就知道自己人数太少，对于抵抗满人的整个大局起不了什么作用。满人将领善于用兵，部队调度机动神速，更别提还有能干的汉人炮手投入他们的阵营。整个战局偏向满人一方，光靠四个葡萄牙炮手，几无可能扭转。葡萄牙人决定趁此机会扬名立万，于是建议从澳门再调来三百名骑兵。这很可能是负责练兵的詹事府詹事徐光启的主意，他也是在1620年时首次倡仪借助西人火炮御敌的官员。他在1630年3月2日上疏，说明欧洲人的火炮比中国火炮铸造更精巧，而且金属材质较佳。欧洲火炮使用较易引爆的火药，而且因为瞄准具较佳，命中率更高。经过多番审议，崇祯皇帝要求礼部提出关于此事的具体建议。同年4月，徐光启升任礼部左侍郎。6月5日，已任礼部侍郎的徐光启正式建议皇上派陆若汉返回澳门订购更多火炮，招募更多炮手，并带回北京，强化明朝边防。同月，替葡萄牙保住澳门的耶稣会数学家罗雅谷应徐光启之邀来到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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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光启——以受洗名徐保禄（Paolo）而为耶稣会士所知——是朝廷里皈依基督教的最高阶的官员，他和卢兆龙一样出身沿海人家，但是是在更北边的上海。而在上海，海上的威胁主要是日本，而非欧洲。那时，上海从未受到澳夷或红毛的侵扰，澳夷、红毛从事贸易的沿海地带在南方，距上海甚远。但经由一连串偶然的机遇——徐氏本人浓烈的好奇心也是一大因素——这位上海子弟认识了许多欧洲人。不过，他所认识的欧洲人既非澳门商人，也非荷兰海盗，而是来自欧洲各地的耶稣会传教士。这些传教士带来新知，而徐光启认为那些新知对于中国的振衰大有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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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5年，徐光启正为科举功名而奋斗时[4]，在南方遇见一名耶稣会士郭居静（Lazzaro Cattaneo）。当时耶稣会士从澳门进入中国还不到十年。五年后，他遇见另一位耶稣会士，即聪敏过人的利玛窦（Matteo Ricci）。利玛窦率领耶稣会传教团在中国传教，到1610年去世为止。徐光启在1603年与第三位传教士首次碰面后，加入天主教，获教名“保禄”。徐光启与耶稣会士——特别是学问渊博的利玛窦——过从甚密。他与利玛窦合力进行多项宗教性与学术性的计划，好让中国人了解传教士从欧洲带来的新知很有用。当时只有极少数中国人信仰基督教。信仰基督教必须放弃传统的礼仪、信仰，中国人囿于传统，对此事心存疑虑。对于这一新宗教知识要求的承诺，徐光启不觉得有何不妥。他认为基督教和冶金学、弹道学、水力学、几何学一样，都只是欧洲知识体系的一环，而那些学问是他所热切学习、转化，使之可以为中国所用的知识。他没有理由接受西学的某些分支，而拒斥其他分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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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是否应该利用欧洲科技的争辩上，卢兆龙视徐光启为头号大敌，而在这点上，他倒是见识颇明。欲让皇帝转而相信他的观点，唯一办法就是让徐光启在皇上面前失宠。葡萄牙人在涿州那场小胜，使他这计谋更难得逞。他必须小心行事。卢兆龙的主要论点在国家安全。“何事外招远夷，贻忧内地，使之窥我虚实，熟我情形，更笑我天朝之无人也。”让外国人对中国敬畏的唯一办法，乃是与之保持距离。若让“此异类”三百人，“跃马持刀，弯弓挟矢于帝都之内”，那景象思之就令人不安，允实不宜。将国之安危交在他们手中，实是离谱的赌注。此外，将这么一群人远道招来，供其饭食，所费不赀。用同样的花费，朝廷可铸造数百门火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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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卢兆龙将其矛头指向徐光启的命门——信仰基督教——以对徐光启做人身攻击，强化自己要求的正当性。“澳夷专习天主教”，他在就此事第一次上奏时如此批评。“其说幽渺，最易惑世诬民。”此外，他提及基督邪教已在中国几个地方出现的例子。这项指控的用意不只在忧心三百名葡兵会有何等不当的行为，还在对于外国人会如何腐化中国文化的核心信念，表达了更深层的焦虑。卢兆龙甚至暗指，外国宗教可能使中国人不再相信皇朝威权。近年来京畿地区已有白莲教活跃，该教派更会一度在北京城内煽起暴动。难道神秘的基督教信众就不会闹出同样的乱子？更有甚者，中国基督教徒秘密勾结外国人，也就是与澳门有联系，谁晓得那些联系会招来什么后果？“（臣）不识世间有天主一教”，卢兆龙坚定地表示，想知道皇上为何会听像徐光启这样爱天主教义更甚于儒家学说之人的话。“又（徐光启）鳃鳃然为澳夷计保全，谋久远，何其深且切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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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光启的弱点还不只皈依基督教一事，他与澳门的关系也是一个。中国人觉得外国人盘踞澳门，居心叵测，这份不安乃是当时中国人对欧洲人所有不满的主轴。1616年南京教难，礼部侍郎沈榷将高一志（Alfonso Vagnoni）、曾德昭（Alvaro Semedo）两位传教士驱逐出境，就是那份不安作祟使然。他们两人被遣送回澳门，据曾德昭日后记述此事的英文译本所载，他们“被关在非常窄小的木笼（就是中国用来移送死刑犯所用的笼子）中押送，颈绕铁链，双手上铐，头发长长垂下，一身古怪打扮，用以表示他们是化外的蛮夷之人”。曾德昭以第三人称描写他自己和高一志，称“两位神父被以如此方式押送，发出无法形容的声响，那是神父用他们的脚镣手铐发出的声响。在他们前面，有人捧着三块牌子，上面以斗大的字写着皇帝的口谕，禁止一切人等与他们通商或交谈。他们就是这样离开南京”。他们关在木笼里，三十天后押送到南方的广东，再遣送澳门。押送者严厉警告，要他们回欧洲去，绝不要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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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光启是1616年唯一为这两位耶稣会士仗义直书的人，但那时他也劝诫另一位传教士，提醒他耶稣会士应注意不要让自己与澳门的往来关系曝光。他强调全中国的人都怕葡萄牙人，而澳门是叫中国人不安的地方。心怀敌意的官员认为，澳门不是正正当当的贸易站，而是葡萄牙人刺探天朝的基地，葡萄牙细作从澳门渗入中国，煽动内部宗教动乱，诱使百姓走私、叛国。传教士被视为该组织的奸细。因此，沈榷才会指控曾德昭、高一志是“佛郎机之爪牙”。南京礼部所发出的报告正呼应这说法。澳门是耶稣会士往返外地的根据地，是让他们得以通行世界各地的港口，是礼部所认定高一志每年借以收到六百两白银，供应中国境内传教开销的渠道（礼部后来将金额向下修改为一百二十两）。南京监察御史在三个月后发出的报告指称，澳门不只是外国人贸易的基地，也是葡萄牙人侵犯中国主权的基地。耶稣会士最终理解到自己与澳门的关系不利于他们在中国活动，但他们不能和那个殖民地一刀两断。他们在中国的传教活动不能没有澳门支持。和澳门切断关系，就等于是切掉让传教活动得以维持的组织支持和资金后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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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光启坚持红毛和澳夷是两回事，他的耶稣会友人大概也会要他这么说。澳夷支持他们传教，提供据以派传教士进入中国的基地。如果荷兰人从葡萄牙人手中拿下澳门，耶稣会在中国的传教事业就要画下句号。与耶稣会为友、为敌者，必然也与徐光启为友、为敌。卢兆龙始终坚信外国人不可靠，不管是葡萄牙人还是荷兰人都一样。“礼臣徐光启随具闻言内省一疏，娓娓数百言，”卢兆龙指责，“其大旨若为红夷澳夷分顺逆。”徐光启必须作此区分，反击葡萄牙神父和荷兰海盗为一丘之貉的指控，以保护自己与耶稣会士的往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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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会士深切了解自己与澳门的关系乃是他们传教成败的关键。1632年，陆若汉结束率炮手进京的任务，回到澳门[5]。次年，他发了封信回欧洲，给耶稣会会长。信中他力陈务必保护该殖民地和其名声，“因为攸关大人所辖两个印度（东印度和西印度，西印度指的是葡萄牙在南美洲，即今天巴西境内所拥有的殖民地）之存亡的贸易活动，还有将中国、日本、交趾支那[6]、东京[7]和其他国家纳入我们圣教旗下的传教事业，都有赖于澳门一地”。澳门是耶稣会在东方传教事业的财务中心和战略中枢。陆若汉的陈述与南京礼部的声明居然极其相似。“澳门城是子民和做弥撒、世俗供养所需的所有物资进入这些国家的狭窄入口。”陆若汉的信要是落入卢兆龙之手，大概会使他更合理地怀疑澳门是外国势力渗透中国的滩头堡。他若是得知1617年被关在木笼里押送出境的两名神父无视中国法令，在1630年代又进入中国内地，把他们可疑的教义灌输给中国百姓，那么他大概会就此坚信，澳门可能危害王朝威权的忧虑诚属不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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