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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支代表团包括四名炮手、两名翻译，加上二十四名印度、非洲的奴仆，由公沙·的西劳（Gonçalo Teixeira Correa）带队。其中一名翻译是中国人，另一名是已担任赴日传教团团长数年的耶稣会高级教士陆若汉（João Rodrigues）。华南的官员早就认识陆若汉，但是不信任他。与卢兆龙交好的广州府推官颜俊彦认为陆若汉干预中国内政。他怀疑这位耶稣会高级教士不只是翻译，但君命不可违，只好让他从广东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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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虽然已经召代表团来京，但与卢兆龙持同样立场的官员却是处处阻挠。这支代表团一如前述，在南京被拦下。除非他们证实皇帝的确召请他们进京，否则便不准他们再往前。陆若汉在送回国的报告中表示，他们在等风向转为有利，再沿大运河乘船北上，但那只是顾全面子之词。最后，1630年2月14日，皇帝敕令终于送达：火速进京。那时，京城附近已有满人出没骚扰，亟须外国人相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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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京城南方六十五公里处，一支满族突击队和正欲进京的葡萄牙炮手相遇。这是不期而遇，但对于主张利用欧洲科技那一派，却是不可置信的一桩好事。那些炮手退到附近的涿州城，在城墙上架起八门炮。炮火未杀伤满人，但炮火的威力将满人吓跑。接下来未有实际交锋，葡萄牙人未赢得真正胜利。但对于朝廷内所有支持他们来京的人来说，这正好可以震慑住卢兆龙之类的反对派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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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沙、陆若汉一来京，马上就知道自己人数太少，对于抵抗满人的整个大局起不了什么作用。满人将领善于用兵，部队调度机动神速，更别提还有能干的汉人炮手投入他们的阵营。整个战局偏向满人一方，光靠四个葡萄牙炮手，几无可能扭转。葡萄牙人决定趁此机会扬名立万，于是建议从澳门再调来三百名骑兵。这很可能是负责练兵的詹事府詹事徐光启的主意，他也是在1620年时首次倡仪借助西人火炮御敌的官员。他在1630年3月2日上疏，说明欧洲人的火炮比中国火炮铸造更精巧，而且金属材质较佳。欧洲火炮使用较易引爆的火药，而且因为瞄准具较佳，命中率更高。经过多番审议，崇祯皇帝要求礼部提出关于此事的具体建议。同年4月，徐光启升任礼部左侍郎。6月5日，已任礼部侍郎的徐光启正式建议皇上派陆若汉返回澳门订购更多火炮，招募更多炮手，并带回北京，强化明朝边防。同月，替葡萄牙保住澳门的耶稣会数学家罗雅谷应徐光启之邀来到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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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光启——以受洗名徐保禄（Paolo）而为耶稣会士所知——是朝廷里皈依基督教的最高阶的官员，他和卢兆龙一样出身沿海人家，但是是在更北边的上海。而在上海，海上的威胁主要是日本，而非欧洲。那时，上海从未受到澳夷或红毛的侵扰，澳夷、红毛从事贸易的沿海地带在南方，距上海甚远。但经由一连串偶然的机遇——徐氏本人浓烈的好奇心也是一大因素——这位上海子弟认识了许多欧洲人。不过，他所认识的欧洲人既非澳门商人，也非荷兰海盗，而是来自欧洲各地的耶稣会传教士。这些传教士带来新知，而徐光启认为那些新知对于中国的振衰大有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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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5年，徐光启正为科举功名而奋斗时[4]，在南方遇见一名耶稣会士郭居静（Lazzaro Cattaneo）。当时耶稣会士从澳门进入中国还不到十年。五年后，他遇见另一位耶稣会士，即聪敏过人的利玛窦（Matteo Ricci）。利玛窦率领耶稣会传教团在中国传教，到1610年去世为止。徐光启在1603年与第三位传教士首次碰面后，加入天主教，获教名“保禄”。徐光启与耶稣会士——特别是学问渊博的利玛窦——过从甚密。他与利玛窦合力进行多项宗教性与学术性的计划，好让中国人了解传教士从欧洲带来的新知很有用。当时只有极少数中国人信仰基督教。信仰基督教必须放弃传统的礼仪、信仰，中国人囿于传统，对此事心存疑虑。对于这一新宗教知识要求的承诺，徐光启不觉得有何不妥。他认为基督教和冶金学、弹道学、水力学、几何学一样，都只是欧洲知识体系的一环，而那些学问是他所热切学习、转化，使之可以为中国所用的知识。他没有理由接受西学的某些分支，而拒斥其他分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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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是否应该利用欧洲科技的争辩上，卢兆龙视徐光启为头号大敌，而在这点上，他倒是见识颇明。欲让皇帝转而相信他的观点，唯一办法就是让徐光启在皇上面前失宠。葡萄牙人在涿州那场小胜，使他这计谋更难得逞。他必须小心行事。卢兆龙的主要论点在国家安全。“何事外招远夷，贻忧内地，使之窥我虚实，熟我情形，更笑我天朝之无人也。”让外国人对中国敬畏的唯一办法，乃是与之保持距离。若让“此异类”三百人，“跃马持刀，弯弓挟矢于帝都之内”，那景象思之就令人不安，允实不宜。将国之安危交在他们手中，实是离谱的赌注。此外，将这么一群人远道招来，供其饭食，所费不赀。用同样的花费，朝廷可铸造数百门火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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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卢兆龙将其矛头指向徐光启的命门——信仰基督教——以对徐光启做人身攻击，强化自己要求的正当性。“澳夷专习天主教”，他在就此事第一次上奏时如此批评。“其说幽渺，最易惑世诬民。”此外，他提及基督邪教已在中国几个地方出现的例子。这项指控的用意不只在忧心三百名葡兵会有何等不当的行为，还在对于外国人会如何腐化中国文化的核心信念，表达了更深层的焦虑。卢兆龙甚至暗指，外国宗教可能使中国人不再相信皇朝威权。近年来京畿地区已有白莲教活跃，该教派更会一度在北京城内煽起暴动。难道神秘的基督教信众就不会闹出同样的乱子？更有甚者，中国基督教徒秘密勾结外国人，也就是与澳门有联系，谁晓得那些联系会招来什么后果？“（臣）不识世间有天主一教”，卢兆龙坚定地表示，想知道皇上为何会听像徐光启这样爱天主教义更甚于儒家学说之人的话。“又（徐光启）鳃鳃然为澳夷计保全，谋久远，何其深且切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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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光启的弱点还不只皈依基督教一事，他与澳门的关系也是一个。中国人觉得外国人盘踞澳门，居心叵测，这份不安乃是当时中国人对欧洲人所有不满的主轴。1616年南京教难，礼部侍郎沈榷将高一志（Alfonso Vagnoni）、曾德昭（Alvaro Semedo）两位传教士驱逐出境，就是那份不安作祟使然。他们两人被遣送回澳门，据曾德昭日后记述此事的英文译本所载，他们“被关在非常窄小的木笼（就是中国用来移送死刑犯所用的笼子）中押送，颈绕铁链，双手上铐，头发长长垂下，一身古怪打扮，用以表示他们是化外的蛮夷之人”。曾德昭以第三人称描写他自己和高一志，称“两位神父被以如此方式押送，发出无法形容的声响，那是神父用他们的脚镣手铐发出的声响。在他们前面，有人捧着三块牌子，上面以斗大的字写着皇帝的口谕，禁止一切人等与他们通商或交谈。他们就是这样离开南京”。他们关在木笼里，三十天后押送到南方的广东，再遣送澳门。押送者严厉警告，要他们回欧洲去，绝不要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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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光启是1616年唯一为这两位耶稣会士仗义直书的人，但那时他也劝诫另一位传教士，提醒他耶稣会士应注意不要让自己与澳门的往来关系曝光。他强调全中国的人都怕葡萄牙人，而澳门是叫中国人不安的地方。心怀敌意的官员认为，澳门不是正正当当的贸易站，而是葡萄牙人刺探天朝的基地，葡萄牙细作从澳门渗入中国，煽动内部宗教动乱，诱使百姓走私、叛国。传教士被视为该组织的奸细。因此，沈榷才会指控曾德昭、高一志是“佛郎机之爪牙”。南京礼部所发出的报告正呼应这说法。澳门是耶稣会士往返外地的根据地，是让他们得以通行世界各地的港口，是礼部所认定高一志每年借以收到六百两白银，供应中国境内传教开销的渠道（礼部后来将金额向下修改为一百二十两）。南京监察御史在三个月后发出的报告指称，澳门不只是外国人贸易的基地，也是葡萄牙人侵犯中国主权的基地。耶稣会士最终理解到自己与澳门的关系不利于他们在中国活动，但他们不能和那个殖民地一刀两断。他们在中国的传教活动不能没有澳门支持。和澳门切断关系，就等于是切掉让传教活动得以维持的组织支持和资金后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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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光启坚持红毛和澳夷是两回事，他的耶稣会友人大概也会要他这么说。澳夷支持他们传教，提供据以派传教士进入中国的基地。如果荷兰人从葡萄牙人手中拿下澳门，耶稣会在中国的传教事业就要画下句号。与耶稣会为友、为敌者，必然也与徐光启为友、为敌。卢兆龙始终坚信外国人不可靠，不管是葡萄牙人还是荷兰人都一样。“礼臣徐光启随具闻言内省一疏，娓娓数百言，”卢兆龙指责，“其大旨若为红夷澳夷分顺逆。”徐光启必须作此区分，反击葡萄牙神父和荷兰海盗为一丘之貉的指控，以保护自己与耶稣会士的往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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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会士深切了解自己与澳门的关系乃是他们传教成败的关键。1632年，陆若汉结束率炮手进京的任务，回到澳门[5]。次年，他发了封信回欧洲，给耶稣会会长。信中他力陈务必保护该殖民地和其名声，“因为攸关大人所辖两个印度（东印度和西印度，西印度指的是葡萄牙在南美洲，即今天巴西境内所拥有的殖民地）之存亡的贸易活动，还有将中国、日本、交趾支那[6]、东京[7]和其他国家纳入我们圣教旗下的传教事业，都有赖于澳门一地”。澳门是耶稣会在东方传教事业的财务中心和战略中枢。陆若汉的陈述与南京礼部的声明居然极其相似。“澳门城是子民和做弥撒、世俗供养所需的所有物资进入这些国家的狭窄入口。”陆若汉的信要是落入卢兆龙之手，大概会使他更合理地怀疑澳门是外国势力渗透中国的滩头堡。他若是得知1617年被关在木笼里押送出境的两名神父无视中国法令，在1630年代又进入中国内地，把他们可疑的教义灌输给中国百姓，那么他大概会就此坚信，澳门可能危害王朝威权的忧虑诚属不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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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是耶稣会在华传教事业的资金收集调度中心，因此写下“吉亚”号船难事件始末的耶稣会士拉斯·科特斯会从马尼拉前往澳门，而在途中遇上那次船难。拉斯·科特斯在回忆录中只提及他在澳门有买卖要做，并未进一步交代细节。他终于抵达澳门时，与他做那买卖的人不是别人，正是陆若汉。他们做的是什么买卖呢？拉斯·科特斯没说，但是两个月不到，他又搭上另一艘船回马尼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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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航时，拉斯·科特斯运气又不佳，遇上暴风雨。结队穿越南海的五艘船，有一艘没抵达马尼拉。在回忆录中，拉斯·科特斯为失去那艘船的船货而极为忧心，他指出那批船货里包括在澳门用三十万比索买进的中国丝织品。那些是华丽的锦缎和轻如羽毛的薄纱，有着让人目眩神移的多样色彩，是欧洲人织不出或在其他地方都买不到的织物，但拉斯·科特斯在意的，不是那些丝织品的美，而是其价格。“如果考虑到它在马尼拉所能卖得的价钱，”他如此写到那批失去的船货，“那么，无疑得再加上二十万比索，也就是说损失高达五十万比索。”他将在中国长达一年的冒险事迹写成回忆录，然后在书中郑重估算那批船货的损失，因而，那估算得失的行为所传达的意义，颇值得我们推敲。那批失去的船货或许正显露拉斯·科特斯自己前往澳门的目的：买进中国丝织品，供耶稣会运到马尼拉转卖牟利，然后以所得供应他们在马尼拉传教的开销。或许那也告诉我们，他乘“吉亚”号到澳门时，带了一批白银前去购买丝织品。如果那批遗失的丝织品是耶稣会的资产，拉斯·科特斯前赴澳门的这趟任务，不管去或回都蒙受了重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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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亚”号偏离航道，在中国沿岸搁浅，使船货货主蒙受重大损失，但船上的人所吃的苦头，也不遑多让。乘客和船员在广东待了一年，整件事才裁夺定案。审议工作由广东按察史主持，按察史一职包含该省检察总长和省长的职责。拉斯·科特斯未写下该按察史的名字，但很可能是潘润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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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5年，潘润民刚接广东按察史一职，再过几个月，就会调升他处，但“吉亚”号船难事件发生时，他很可能仍在广东。今人对潘润民所知甚少，只知他来自西南内陆的贵州。贵州是少数民族地区，只有少数人能得到当官所需的教育，那里的“外人”就只有生活在山区的少数民族。拉斯·科特斯可能是潘氏所第一个打交道的欧洲人。这位耶稣会士察觉到，潘润民对外国人好奇，很留心注意小地方。事实上，比起调查这个案子，他似乎更感兴趣于了解外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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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润民的调查行动，从仔细检查船难生还者开始，检查之仔细，甚至到了为查明他们是否会遭强逼赶路而检视赤脚者脚底的地步。不久，他就掌握充分证据，确认这些外国人曾遭他辖下军官虐待。他传唤靖海要塞指挥官前来讯问。要塞指挥官坚持他在潮州的说法：这些人是红毛和倭寇，而非他们所说来自马尼拉、澳门的正当生意人，他的手下因此将之逮捕。有些人或许受了伤，但那些是船难发生那天，还未被他拘捕之前就受的伤，而不是他造成的。要塞指挥官促请按察史把重点放在主要问题上，也就是船难幸存者乃是非法入境的外国人，其中包括日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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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拉斯·科特斯对他们受审情形的描述，潘润民想知道是否有船货跟着外国人一起上岸。如果有，那批货将被视为违禁品，而凡是经手那些东西的中国人，都将犯了走私罪。（诚如卢兆龙友人广东府推官颜俊彦记载的某个涉及广东士兵与荷兰商人非法贸易的案子时指出，外国船上的人不得将货物带上岸，岸上的人不得上船收取货物。）靖海要塞指挥官坚称，船难幸存者除了身上穿戴的，没带任何东西上岸。他坚称“吉亚”号未载有白银，坚称他手下的人没有抢那些外国人的财物。潘润民审判经验老到，知道那很可能是胡诌，但他没有证据反驳，不得不放弃从他手下问出真相的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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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润民转而找上拉斯·科特斯。他事先想好一串有助于厘清真相的问题并讯问他。不久他就断定拉斯科特斯比他自己辖下军官更为可信，认定那些外国人的确曾遭不当对待，那艘船的确载有白银，并且曾有人阻止白银主人找回那些白银，其中有些白银后来也被打捞上岸。潘润民很想替那些外国人讨回公道，但心知要塞指挥官不会提出有关白银已被抢走的证据，他束手无策。然后他转而问起斩首之事，证物——甘普提等人的人头——就摆在衙门的一排篓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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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头摆了一些人头，你可有看到靖海的哪个人，杀死这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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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实说，”拉斯科特斯以坚定口吻说，“我们看到他们砍了我们之中七个人的头，但我无法断定他们是在这七个人还活着时还是死了之后砍下他们的头，无法断定他们死于溺水，死于冻馁，还是死于船难时所受的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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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润民想查明是否有外国人死于中国人之手，但拉斯·科特斯选择含糊以对。他推测若指控靖海官兵杀人，除了让自己更晚才能脱身以外，毫无益处。潘润民似乎也理解拉斯·科特斯作此证词的用意：同意认赔了事，了结此案，让每个人尽早回家。只有那些已无法开口作证的人头，他不得不以“死者不能复生”的老词，驳回杀人指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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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银失踪的问题，也必须以同样方式模糊处理。诚如颜俊彦在另一案所提及，外国船所带的白银可多达万两，但在此案中，未有哪一方宣告遗失或取得任何白银。潘润民不得不将此事草草处理，在裁决时宣布，因无法断定白银是否有找回，该船所载白银视同遗失海中。潘润民也不愿谕令靖海官兵赔偿船难者的损失，并且表示就这么几个欧洲人，似乎不可能拥有大量白银。这项说法认定，用于贸易的白银属个人所有，而非公司所有。这若不是牵强的搪塞之词，替自己无所作为找的借口，那就说明了潘润民对于对外通商的认识贫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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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润民受了骗？我想不是。根据拉斯·科特斯的记述，他似乎清楚知道整件事的是非曲直，甚至更清楚知道，因为没有证据来自三百五十公里外的犯案现场，他无权起诉。他只得裁定，船难生还者来到中国纯因意外，而非蓄意，他们不是海盗，应准予他们返回澳门，就此结案。所有指控遭驳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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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米尔笔下那位冷静的地理学家，人在万里之外，不可能亲耳听到潘润民审案时庭上的那些论点，就算是听到，也不可能认同那些论点。他不是饱受海盗威胁的沿海村民；他不需要害怕海洋，因为他的同胞掌控了海洋；他对荷属东印度公司商人航行海外所赚得的利润不感兴趣。他感兴趣的乃是那些商人所带回的信息：他将那些信息收集、分析、综合成一张张海图、地图，商人则拿那些海图、地图用在当时已更为人了解的更广大的世界上。那新取得的地理知识如果不管用，则再收集更新的知识，纳入地图之中。17世纪地理学家的职责，就是积极投入这不断循环往复的反馈、修正过程。在那地理学家上方，那颗地球仪球面上的涡卷图案里，洪迪乌斯要求的正是这个。那些从事“频繁考察活动，每天（前往）世界各地”的人，是否愿意将那些地方的所在位置回馈给他，好让他制出比他们面前那颗地球仪更准确的新版地球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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