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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这种反馈机制（这涉及颇为大量的借用甚至直接盗用他人的成果），欧洲的地图绘制员在17世纪不断修正自己的地图。新知识取代旧知识，再被更新的、更让人觉得准确的知识取代。这个过程未必不出差错：许多北美地图，在明知不可能找到横贯大陆的东西向水路之后，仍久久未拿掉那条横跨大陆的水道。但在这过程中，地图不断修正，日趋精细，渐渐填补世界地图的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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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有些空白——非洲内陆、中太平洋、北美洲最北端、南北两极不肯屈服于这个知识搜集过程。于是以填补这些空白为志向的探险家应运而生。而他们这么做，往往就只是为了探明那些不为人知的地方，而非因为有人需要那知识。商人所需要的乃是海上航行路线的精确信息，以降低船难风险，让船只能更快往返，进而提升资金周转率。但这不是维米尔的《地理学家》所表达的。列文虎克是以科学家，而非生意人的身份入画。但没有像他那种将一生精力用于积累有用知识的学者，商人不会有地图可用。知识与取得货物这两股动力携手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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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地理学家，处境则不同。中国没有回馈机制，而且几无改变现状的动力。即使真能从沿海水手获得海外地理的知识，中国学者也往往对那些知识兴趣不大。地理学家张燮是个异数，他编纂《东西洋考》时，特地请教去过东南亚海域的水手。一如他在该书凡例里所述，“集中所载，皆贾舶所之”。张燮痛恶那些写历史时只知重复老掉牙的数据，而忽略晚近演变的学者。这种人使无知继续存于世界，未能开启新知。他的目标则是记录晚近的情势，包括红毛夷的情势，因为那些情势眼下正影响海上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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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著作未对那些实际四处旅行的人带来多大的影响，但持平来说，读者也不会认为这部著作该有重大影响。据另一位作序者所述，书中的资料乃是“续埤史之丛”，而非供张燮当时的水手、商人所用。他不是为了那些人写此书，而是为了其他像他那样的学者——认定这辈子不会出海外，只想更了解海外世界的学者。张燮知道，这时候的中国人对于“吉亚”号之类的船只出现在中国沿海，应该不觉意外，但若是思想较守旧的读者，大概会觉得那想法太过惊世骇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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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会会士利玛窦在中国主持传教工作直到1610年去世。他热心引介欧洲人对自然世界的知识，因为他认定这会令中国人心生佩服，从而有助于让中国人相信基督教义。除了通过地图之外，他还能以哪种方式更清楚地呈现新地理知识呢？那时欧洲人所绘的世界地图以好几种形式呈现，利玛窦复制了那几种地图，并予以修订，加上中文地名和解说，冀望这能让他遇见的学者眼睛为之一亮，从而生起探究之意。晚明的中国人喜欢地图。商用壁挂图在中国没有像在荷兰那么受欢迎，但也有存在，并且也会被悬挂出来。中国人看着欧洲人所绘地图时，不清楚该如何应对地图所提供的信息，因为大部分人欠缺可据以和利玛窦的地图互动的那种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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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光启喜欢利玛窦的地图，因为他相信欧洲人的地圆说，深信地图比文字解释能更有力地传达那一观念。利玛窦所带来的欧洲世界地图，也为其他学者所采用，因为当时的两部大型百科全书，章潢所编的《图书编》和王圻所编的《三才图会》都收录了它们。章潢欣然指出，“亦可以不出户庭，而周知天下也”。这些地图通过通俗百科全书而问世，本有可能引发反馈循环效应，促使中国读者拿着地图走出去，验证所得的知识。但这并没有发生。这些地图没像在欧洲那样，得到进一步的修正、扩展，以新版地图问世，也未能动摇传统的宇宙观。问题纯粹在于几乎没有中国水手有机会去验证、发展这一知识。没有中国商人环航地球，发现地球是圆的。将这个来自更广大世界的知识引进中国的全是外国人，而他们未必受到信任。因此，没有人像维米尔笔下的地理学家那样，希望或能够将源源不绝地来自外面世界的数据纳为己用，不断修正有人用得着的整套有用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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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人眼中，外在世界正以观念和器物的形式进入他们的生活，其中有些观念和器物可见于维米尔所绘的那间房间里。对大部分中国人而言，外在世界仍在外面。外在世界或许进了徐光启的脑子；甚至潘润民也都意识到，从那些被外在世界丢进他牢里的人身上可学到东西。但只要靖海要塞指挥官和卢兆龙有发言权，而且的确发了言，外在世界就别想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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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译注：未受神职的一般信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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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摩尔人”是欧洲人所取的名字，原用来指称来自伯罗奔尼撒半岛沿岸摩里亚（Morea）一地的穆斯林商人，后来扩大为地中海周边地区的所有穆斯林，最后更泛指世界各地的穆斯林。马斯马穆特一名很可能是穆罕默德的另一种说法。“摩尔人”也用来指称非洲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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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这并非第一次明朝官府招募澳门葡萄牙人为其打仗。天启皇帝登基后，就曾发出同样的召请。七名葡萄牙炮手于1622年带着一名翻译和十六名随员北上。后来朝中反对招募澳夷的一派占上风，1623年操演火炮时更发生火炮爆炸，炸死一名葡萄牙炮手，炸伤三名中国人，他们随之遭到遣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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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译注：徐二十三岁中秀才，四十三岁才中进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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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陆若汉命大，得以返回澳门。前一个冬天，官军因拖欠军饷而哗变时，十二名葡萄牙炮手死在山东。哗变士兵冲进那些葡萄牙人所守卫的城市，陆若汉从城墙上跳下，落入雪堆，得以逃过一劫。拜全球降温之赐，他落地时只断了一只胳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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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译注：越南南部一地区的旧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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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译注：越南北部一地区的旧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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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米尔的帽子：17世纪和全球化世界的黎明 第五章 抽烟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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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的代尔夫特，以兰贝特·范·梅尔滕（Lambert van Meerten）最为热衷于收藏本地的珍奇文物。他出生在以烈酒买卖致富的家庭，继承家产之后，穷尽一生精力和财产，搜集了大量艺术品、雕像、瓷器、古玩以及他能从翻新的建筑捡回的任何建筑碎屑。他搜集的东西多到无处可摆放，幸好他有个更有钱、更有见识的朋友——扬·斯考滕（Jan Schouten）。斯考滕伸出援手，同意出钱买下一栋三层楼的大房子，供范梅尔滕存放他所有的宝物。房子位在荷属东印度公司代尔夫特事务所大楼所在的奥德代尔夫特运河边更上游处。范·梅尔滕死后，斯考滕将那幢房子改为博物馆，至今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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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参观那座博物馆的时候，在楼上一间里屋的陈列柜里，无意间看见一只青花大瓷盘。瓷盘直径43公分，绘有中国庭园景致，庭园里有神仙、学者、仆人、神话中的动物（彩图5），叫人目不暇接。葡萄牙人是最早尝试制作中国式碟盘的欧洲人，但最早能仿制到相当类似程度的欧洲人，乃是代尔夫特的陶工。在这只盘子上，陶工以高超的手法，仿造出中国的绘饰风格，但还不到以假乱真的地步。许多小地方透漏出这是由荷兰人所制。从盘缘的缺口可看出这用的是欧洲黏土，釉色也没有景德瓷那种坚硬和均匀。最让人一眼就识破的地方，乃是所绘朝廷命官手持的牌子上写了三个汉字。陶工大胆地尝试以汉字装饰，但那些字本身毫无意义。因此，那只盘子是个赝品。不过只是衡诸当时的情形，这样的论定失之严苛。陶工绘上如此装饰，并无意冒充中国真品。盘子所流露的中国风格纯粹是为了赏心悦目。这是一件博君一笑、无伤大雅的赝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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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图5 代尔夫特兰贝特·范·梅尔滕博物馆收藏的盘子（代尔夫特市立博物馆）。大概于17世纪结束前后制作于代尔夫特。仿中国式的装饰里，前景处呈现五名位于云中的神仙，后面的中式庭园里则有姿态各异的男女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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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米尔的帽子：17世纪和全球化世界的黎明 那件盘子上的人物姿态各异，各有所忙，比如有人漂浮在云中、有人过桥、有人抓鹤，而在欧洲人的心目中，那些是中国人在图画里常出现的举动。盘上有几个古怪突兀之处，绝不会出现在“真的”瓷盘上，其中之一就是那个乘着神话中的貀，猛吸长杆烟管的秃头神仙。没有烟从神仙的嘴巴或烟管喷出，但是神仙腾云驾雾，就代表了烟。就我目前所见，在中国，没有哪个瓷器绘师会在盘子上画上抽烟之人。一直要到18世纪相当晚期，中国艺术家才愿意将抽烟的人入画，而且只见于素描或木版画中（本章后面会见到一件这样的早期作品）。新的习惯要花一段时间才能融入文化，在20世纪之前，抽烟融入文化的程度，还不到可以出现在美术领域的地步。中国画在这类文化事物上的态度偏向保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