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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绘抽烟者的荷兰瓷器还不只这一件。那时，代尔夫特陶砖画师在陶砖上画上抽烟的人，已有数十年的历史。描绘抽烟的人的艺术家，也不只瓷器画师。那时候，代尔夫特的油画上有抽烟的人，用抽烟来象征交际、欢乐，也有同样长的历史。代尔夫特的荷兰小画派画家扬·斯丁（Jan Steen），喜欢在讽刺场景里画上各个年纪的人在抽烟。画风较矫揉造作的彼得·德·霍赫（Pieter de Hooch）和亨德里克·范·德·布赫则让正在聊天的男人手上拿着烟管，这样，他们的手才不至于闲着。维米尔从未画过抽烟的人，因此，我们从他的画找不到可进入烟草扩散全球的方便之门。但是这只盘子——可能是欧洲艺术家最早描绘中国人抽烟的作品——却有这样的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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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位画师从哪里得知中国人抽烟？他不是在模仿中国原件，因为那时不会有中国画家在瓷器上画抽烟的情景。如果那是他自己想出的画面，想必是因为他听过中国人抽烟的事。他对全球动态已略有所知。经过16世纪后半叶体会过吞云吐雾之乐后，那时候的欧洲人对抽烟已经司空见惯。中国人——或者说全亚洲人——在17世纪也加入吞云吐雾的行列，而且是在没有商业界或文化界的上层人士在旁鼓吹之下——事实上，几乎是在没人注意到此事发生的情况下——自行加入。这个现象正是17世纪全球流动所造成的效应，而这个效应是没人预料得到的。抽烟习惯并不必然会走向全球，但事实是它的确走向了全球。那件代尔夫特瓷盘上的抽烟仙人，为我们开启了另一道门，穿过那道门，我们将会回到那个正在17世纪时生成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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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是中国所有受过教育的年轻男子求取功名利禄的憧憬之地。北京城冬天寒冷，春天有蒙古吹来的沙尘笼罩，夏天酷热，只有秋天舒适宜人，但这座城市却是皇宫和权力中枢所在。胸怀大志的读书人经过层层考试筛选，极少数的秀异之士汇集于北京的科场，冀望考上进士，入朝为官。跻身进士，长路漫漫。所有考生一律得从所属县城的考试开始考起。能够考上进士的人少之又少，而考上进士之后能够在朝廷为官的则更少。进士家庭出身的考生，准备这一连串的艰苦考试占了些优势，但一旦进入考棚，在里面待上三天写试卷，什么出身都不重要。当然，若是考生家人认识考官，予以贿赂，那又另当别论。不过贿赂不易成功，一旦被查出，则是杀头之罪。如果考上进士，进士家世背景就大为有利，因为那意味着拥有良好的社交手腕和官场关系，可以在京城里觅得体面的职位，不必先外派到各省当县官，再一步步努力爬回中央。循着科举考试爬上北京，非常艰苦。从地方县官再往上爬到京城任职，也差不多同样艰苦，大部分的县官都未能如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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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士聪出身良好，在1631年进士及第时已经三十多了。良好家世和官场人脉，弥补了他耗费在寒窗苦读上的岁月。杨士聪被直接安排进翰林院，之后升任礼部侍郎。1637年，太子八岁，杨士聪被任命为校书，教太子读书，为众人称羡，1640年代再当上太子顾问一职。1644年4月，李自成攻陷北京，崇祯皇帝自缢，几个礼拜之后，清军入侵，王朝易帜。太子受耶稣会士影响，急急致函教皇，请其派兵前来将满人赶出中国，但是相隔万里，就算教皇欲伸援手，也是缓不济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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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朝历史上，杨士聪并非特别耀眼之人。像他那样官场生涯止于侍郎层级的干练官员不在少数，因此在明朝正史里未有一席之地。但由于他写了一部笔记小说，描写明朝最后十年的京城生活，因而得到后世某些史家的注意。杨士聪于1643年写成《玉堂荟记》，但若论付梓出版，那一年不是好时机。前一年大瘟疫肆虐华北，再过一年，李自成的大顺军将攻陷北京，推翻明朝。因此这本书存世极少。杨士聪当时还不知明朝会亡，但已深感国家多难。他在《玉堂荟记》自序里写道，写这本书意在提醒世人，天下承平之时，京城生活是何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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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士聪在《玉堂荟记》第一卷里写道，北京城民在过去十年经历了两个小改变。如他所说，那些现象“盈衢”，显示世道已不如从前。第一个改变是小贩卖起了沙鸡。这种鸟不产于北京一带，其天然栖息地在更北边的戈壁南缘。据当地传说，沙鸡只在北方边界有部队调动，栖息地受到惊扰时，才会飞到这么南边。有人告诉杨士聪，沙鸡在1632年就已出现于北京。捕鸟人看准有利可图，已开始抓他们来贩卖，让人吃下肚去祭五脏庙。沙鸡飞到北京，可能是气候变迁的迹象，因为1632年那年多雨，而降雨可能是迫使沙鸡南飞的因素。但当地人认为沙鸡之所以出现，乃是表示北方边境有事，而当时满人正陈重兵于北界，准备入侵。沙鸡的角色就跟煤矿坑里示警的金丝雀一样。但这种事没人敢说出口，因为即使只是提及满人可能入侵，都会被当成内奸，扣上叛国的罪名。但人人都相信，沙鸡出现于市面，就代表敌人要入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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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改变出现于市井，开始出现有人抽烟，这暗示了天下即将大乱。1597年，杨士聪在山东出生，当时山东没人抽过烟。放眼中国全境，也只有极少数人抽过。在东南沿海有人抽烟，北京则已有烟叶流入，因为1596年后的县府采购列表记载有烟叶这一项（价钱是北京市场上肉桂或硫黄价钱的两倍，茉莉香片的七倍）。1631年，杨士聪到北京参加科考时，抽食“烟酒”（当时有人这么称呼烟）在京城已颇为普遍。据杨士聪的记载，烟草出现于北京，始于天启年间，而天启皇帝是在1621年登基，六年后驾崩。杨士聪说：“二十年来，北土亦多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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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士聪觉得这奇怪的植物在北京出现，很值得探究。他先指出，抽烟不见于古代中国，因为古籍里未曾提及，因而想必是来自海外。京畿地区抽烟的人主要是从南方调来北边防御满人的士兵，因此杨士聪推测这习惯来自南方。士兵对烟草的需求促使北京农民改种烟草，结果烟草收入是种植谷物的十倍之多。随着烟草出现于市面，北京居民也染上抽烟的习惯。这个转变终于引起崇祯皇帝的注意。他不满农民弃谷物改种烟草，深恐这会危及京畿的粮食供应，于是在1639年下旨，京城不准贩卖烟草，违者处死。官方的说法是抽烟浪费时间、金钱，有害健康，但本地人认为这项禁令乃是对双关语的过度反应。杨士聪记载了一则正史所没有记载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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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人把抽烟说成吃烟，而北京古称“燕”，与烟同音，于是吃烟就给人“拿下北京”的联想，而拿下北京正是那时满人和大顺军扬言要做的事。于是，光是提到“烟”这个字，就会被视为内奸在造谣生事，欲摧毁明朝。杨士聪若是知道，抽烟的风气在华北流行之前，满人就很喜欢抽烟，绝对会更振振有词地反对抽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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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所知第一个违反这项新禁令而被送上北京衙门的案例发生在1640年，也就是禁令颁布的次年。有个举人带了一名仆人，前来北京参加会试。那仆人大概是想替主人出门在外时赚点外快，补贴开销，于是把带来的烟草拿了一部分到街上卖，不久就被捕。按规定，犯此禁令者一律砍头。死刑判决呈送崇祯皇帝审批获准，这个倒霉鬼就成为这个严苛新法之下的第一个亡魂。这项规定很不得北京民心，后来几经蓟辽总督洪承畴请求，才在1642年年初被废除。杨士聪在那一年短暂离京，再回到京城的时候，烟草销售量大逾以往，原来被视为奇风异俗的抽烟，这时已是见怪不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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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承畴只考虑到实际的利害。他并不关心那个福建仆人的死活，但他关心军队的士气，而士兵喜欢抽烟。士兵相信抽烟可驱寒祛湿气。既然如此，何苦剥夺这驱寒祛湿之物而伤害士气呢？朝廷禁烟乃是因为担心煽动叛逆的谣传仍甚嚣尘上，但那是因为京城居民有理由觉得有叛乱、入侵、瘟疫的力量在威胁着他们。社会中的大部分人觉得出现了无法应对的变动时，像烟草这样新出现的东西，在不知不觉之间就和那些改变扯上了关系。烟草的确可以扯上关系，但其间的曲折迂回远非北京居民所想的那样。要想从更宏观的角度来观察，我们就得扩大视野，涵盖到整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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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妨再把17世纪的世界当做一面因陀罗网，犹如蜘蛛网一般。这面网时时刻刻在变大。网上每个结都吐出新线，触及新的点时线就附着在点上，这些线也往左右横向连接，每条新出的线都不断重复这个过程。随着线的分布愈来愈稠密，网愈来愈往外延伸，愈来愈纠结复杂，也愈来愈紧密相连。网上有许多结网的人，也有许多中心，所结的网往各处延伸的时候并不是整齐对称。有些地方因为其制造的东西或被带到该地的东西而较受青睐。其他地方则是深沟壁垒，订下法令自我孤立，借此不让那张网近身。但只要有人员移动、征服或贸易的地方，那张网就会变大，往外分枝，而在17世纪初的人就在做这样的事，其速度之快、次数之频前所未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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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着那些线有各式各样的人与货、船与畜力车、战士与武器在快速移动，动物与植物、病原体与种子、语言与观念也在快速移动。那场网上的对象并非依哪个人的要求而移动，但也绝非随机地移动，因为植物或观念之类的事物要想移动，只有依附于移动的人，而移动的人之所以这么做，则与移动时惯有的需求、恐惧有关——即使他们最后到的不是他们想到的地方。许多事物跟着足迹遍及全球的人传播到其他地方，从而以无人能料想到的方式改造世界，但那些人移动时，并没有传播那些事物的意图。美洲的茄属植物——西红柿、马铃薯、辣椒、烟草——就将以这种方式传播到全球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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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2年，哥伦布及其船员抵达美洲，成为最早见到美洲土著人抽烟的非美洲人，但第一个在出版物中提及烟草的人，则是亚美利哥·韦斯普奇（Amerigo Vespucci），时间为1505年。1535年，雅克·卡蒂埃在第二次航往新世界时，尝到烟草的滋味。烟在嘴里口感辛辣，由于读者不知那种感觉，卡蒂埃在书中只能拿胡椒来比拟。胡椒和烟草都是茄属植物。尚普兰于1599年首次远航到美洲时注意到烟草，形容它是“某种草本植物，他们抽吸其烟”。1603年，蒙塔涅族酋长阿纳达毕朱在塔杜萨克款待法国人的时候，表现了土著人应有的待客之道——递上烟。尚普兰称那场欢宴为tabagie——在今日的魁北克，这个词意为“香烟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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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土著人借烟草之助，移动于自然世界与超自然世界之间，和幽灵交谈。抽烟有助于引来幽灵的注意，因为幽灵喜欢烟草燃烧的气味，此外，烟草有助于让通灵者进入正确的精神状态。萨满巫师利用烟草来帮助自己进入迷幻的状态，以脱离自然世界，看幽灵在做些什么，借此窥知未来。今天的香烟，致幻作用不强，但当时土著人烟草的尼古丁含量，高于今日香烟许多倍，致幻效果也强许多。1609年跟着尚普兰的作战队伍来到尚普兰湖的那位“巫师”，是否借抽烟让自己陷入迷幻状态，以预测袭击行动的吉凶，尚普兰并未交代，但很可能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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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土著人认为烟草具有止痛效果，使烟草除了具有宗教功能之外，还有医疗功能，而在17世纪的药理学里，医疗和宗教乃是彼此重叠。近代之前的大部分文化认为，生病表示身体与灵魂的正当关系有所割裂，不管那种割裂是因为幽灵入侵身体，还是因为病人的灵魂已迷失于灵界。他们认为烟草能减缓从牙痛、蛇咬到抽搐、饥饿乃至气喘的各种不适，因此也能纾解出现于自然界与超自然界之间导致疾病的种种问题。烟草的治疗功效，乃是其精神能力的直接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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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土著人的日常生活中，烟草是打好人际关系的重要媒介。良好的人际关系就如治愈疾病，要有幽灵的好心支持才能获得。欲在个人层面或公众层面获得良好人际关系，在自己用心、细心且得到幽灵的支持下，才最可能顺利达成。烧烟草或抽烟草，是在幽灵心情不好的时候（幽灵大多时候心情不好）予以安抚，寻求庇佑。在tabagie盛宴时一起抽烟，是在幽灵在场之下进行，这有助于让抽烟的人彼此发生争执时化解歧见。有助于促进人际关系的烟草，其用途很快就从这些正式场合扩及土著人社交生活的各个层面。他们请朋友抽烟，请邻居抽烟，把烟当礼物赠人以求助或答谢。今天的北美土著人仍然很善于社交，许多土著人也仍是大烟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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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人对中国商品的需求，创造出连接美洲与其他地方的贸易网，烟草就循着这贸易网移动，迁徙到新地方，进入从不知抽烟为何物的社会，而欧洲就是烟草外移时第一个落脚的社会。伴随抽烟而生的宗教性、医疗性、社会性、经济性习惯行为，在进入新文化后，必须找到同样的安身之地。如第一章所述，这个过程被称作“文化互化”：在这个过程中，习惯与事物从某个文化彻底转移到另一个文化，使之成为这个文化的一部分，进而改变这个文化。奥尔蒂斯知道，“密集、复杂、持续”的文化互化，可能会剧烈地摧毁某个文化既有的习惯与事物，但这些全球化过程的结果并非人力所能控制。文化可能在转眼之间改头换面，因而，在转换前一刻的文化面貌，很容易就被人所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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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草的影响就是如此。烟草所到之处，不抽烟的文化变成抽烟的文化。文化互化几乎是发生在一夕之间，而且通常在上层人士注意到人人都在抽烟，开始思考抽烟为何不好之前，就已经如火如荼地进行了好一段时间。当然，北美土著人抽烟习惯的原始意义并没完全转移到其他文化。但有许多意义的确转移过去，包括烟草开启了通往精神世界大门这个意义。抽烟的宗教意义，的确必须根据它所进入的每个新环境，而有不同的改变。在西藏，烟草是由凶猛保护神所吸食，他吸了之后会变得更威猛。例如雅砻河谷昌珠寺的护法神雕像，手挥一根改成烟管状的人类股骨，以表明他对付叛徒的时候会多么无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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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也是如此，抽烟在不知不觉中进入了巫术世界。烟草被当成与恶魔联系的媒介。1609年，尚普兰与北美土著人交战那一年，法国国王亨利四世指派一名调查官肃清乡间的巫术文化。该调查官发现女巫有多项习性，其中之一就是使用烟草。经过调查，该调查官认定 ，“她们的园子，不管多小，都会种上一株可借由抽吸其燃烧的烟来扫除烦恼、止住饥饿的植物”。穷女人种植烟草，以便在饥饿、不幸时止饥、得到慰藉，如此解释不是更简单？但调查官要找的是巫术，而不是贫穷。他不是很确定抽烟和女巫遭指控的那些可怕行径有何关联，但是他自认为“相当了解且确定，抽烟使她们的嘴巴、身体散发恶臭，是让不习惯那味道的人无法忍受的恶臭，而且她们一天抽上三四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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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人对女巫的恐慌在17世纪渐趋沉寂，认为抽烟可打开与恶魔交谈之门的想法也跟着式微。后来，如果有行巫嫌疑的女子抽烟，大家认为她们之所以这么做，纯粹是因为喜欢抽烟，而不是为了进行巫术。抽烟一旦洗脱了行巫术的污名，就连神职人员也可以抽烟了，而的确有神职人员开始这么做。这时，耶稣会士仍不接受这习惯，耶稣会禁止会士抽烟，但是他们只占了神职人员的少数。其他的基督教神职人员开始大抽特抽，甚至还因为抽得太凶，不管在教堂里外都抽，迫使梵蒂冈出面干预。1643年，罗马教皇指出，“正派人士”觉得烟味叫人很不舒服，不喜欢进教堂时要踩过教堂门口往往积了一堆的烟灰。为了避免神父的恶习使得已在恶化的神职人员公众形象更为不堪，梵蒂冈谕令神职人员，不准在教堂内抽烟，甚至在教堂门口的门廊都不行。想抽烟的话，就得离教堂门口远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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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看到别人吞云吐雾的人，心中既好奇又猜疑，觉得那行为既古怪又危险。穷人是不得已才会在冒着烟的简陋小屋里，吸着有毒的炊烟，借此度过寒冬。怎么还有人明明不必吸烟，还特意把烟吸进去呢？欧洲人认为进教堂时吸进焚香的烟无妨，但只有置身烟气中不自觉吸进去才没关系，而不能把一整股烟直直吸进肺里。抽烟并不是人生来就会的事情，必须学习。重现那段学习过程，可看出抽烟的初期历史为何如此引人入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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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文化开始抽烟的方式稍有不同。抽烟的方式的确定，要根据抽烟的习惯来自何处、由谁引入、本地有什么习惯或观念可资转化以使那古怪的新习惯合理化。对欧洲上层人士而言，要他们接纳烟草，需要克服的一大障碍，就是烟草与抽烟的人——例如北美土著人——之间的形象关联。欧洲早期对抽烟这“野蛮恶习”最著名的抨击，出自英王詹姆斯一世之口，而他的抨击最能点出当时欧洲上层社会对抽烟的态度。詹姆斯一世指出，抽烟是“贫穷不文的野蛮男子”做的事。那是“粗野、不信神、带奴性的印第安人”才会有的“野蛮的禽兽行径”，不是英格兰人该仿效的。印第安人是“西班牙人的奴隶、世间的人渣、目前为止还是不识上帝与人所立之约的化外之民”。根据这三点，人根本不该抽烟，至少在这位国王眼中是如此。但他的这番批评却激不起同代的人什么共鸣。伊丽莎白女王一世时代（1558～1603）的伟大史学家威廉·坎登（William Camden），可以痛快地批评英格兰人已经“堕落到野蛮人一般，因为他们喜欢野蛮人所用的东西，且认为那些东西可以治病。”但1615年时，他不得不坦承，“短短时间内，到处都出现了许多用土管吸那臭烟，而且一副怎么吸都永远不满足的人，其中有些人是为了享乐，有些人为了健康”。一般人不同于坎登与国王，他们不在乎谁先开始抽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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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草抵达欧洲的历史多半来自上层社会的说法，通常要从医生伦伯特·多东斯（Rembert Dodoens）开始讲起。1553年，多东斯在安特卫普出版了一部通俗拉丁文药草志（荷兰文版于次年出版，又隔了一年，德文版问世）。多东斯的药草志首度将烟草以植物学条目出现在医学典籍上。那是第一个见诸文字的证据，证明烟草知识甚至烟草本身在当时已传到低地国。多东斯不知道如何称呼那植物，于是借用他所熟悉的且具有麻醉效用的植物之名——与烟草所开的花类似，开带紫色条纹的黄花的莨菪——来称呼它，因此，以这名称指代，倒也不失权宜之计。接着，故事移到三年后的葡萄牙，达米昂·德·戈伊斯（Damião de Goes）说他的亲戚刘易斯是第一个将烟草从巴西带到欧洲之人。德·戈伊斯并未具体指出这一划时代举动发生于何时，但刘易斯加入耶稣会，在1553年多东斯出版其药草志那一年前去印度，因此他想必在那之前就已将烟草从大西洋彼岸带到欧洲。于是，知道这植物和亲身体验这植物的滋味，在时间上就没有间隔。德·戈伊斯说他在里斯本的自家园子里种了烟草，如果他有种的话，那么他很可能也有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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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同一个人之赐，烟草从葡萄牙传到法国。德·戈伊斯把自种烟草的种子送给让·尼科（Jean Nicot），尼科将种子带回法国，种在自家园子里。这大概是1559年尼科出任法国驻葡萄牙大使之前的事。后来尼科夸称自己是将烟草引进法国的第一人，但另一名法国人，安德烈·泰维（André Thevet）却是将巴西烟草献给法国王后凯瑟琳·德·美迪奇（Catherine de Medici）的第一人（1556年）。泰维称它为“王后草”（herbe de la royne），以向王后致意，后来这名称流入英语，沿用了一段时日，但不久就为其他名称所取代。从某个角度来看，尼科的确让自己名垂于抽烟史，因为林奈分类系统以Nicotiane[1]一词称呼烟草（今人用nicotine一字指称烟草里的致瘾化合物，中文译为“尼古丁”，而这一词汇就源自Nicotia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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