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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人对女巫的恐慌在17世纪渐趋沉寂，认为抽烟可打开与恶魔交谈之门的想法也跟着式微。后来，如果有行巫嫌疑的女子抽烟，大家认为她们之所以这么做，纯粹是因为喜欢抽烟，而不是为了进行巫术。抽烟一旦洗脱了行巫术的污名，就连神职人员也可以抽烟了，而的确有神职人员开始这么做。这时，耶稣会士仍不接受这习惯，耶稣会禁止会士抽烟，但是他们只占了神职人员的少数。其他的基督教神职人员开始大抽特抽，甚至还因为抽得太凶，不管在教堂里外都抽，迫使梵蒂冈出面干预。1643年，罗马教皇指出，“正派人士”觉得烟味叫人很不舒服，不喜欢进教堂时要踩过教堂门口往往积了一堆的烟灰。为了避免神父的恶习使得已在恶化的神职人员公众形象更为不堪，梵蒂冈谕令神职人员，不准在教堂内抽烟，甚至在教堂门口的门廊都不行。想抽烟的话，就得离教堂门口远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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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看到别人吞云吐雾的人，心中既好奇又猜疑，觉得那行为既古怪又危险。穷人是不得已才会在冒着烟的简陋小屋里，吸着有毒的炊烟，借此度过寒冬。怎么还有人明明不必吸烟，还特意把烟吸进去呢？欧洲人认为进教堂时吸进焚香的烟无妨，但只有置身烟气中不自觉吸进去才没关系，而不能把一整股烟直直吸进肺里。抽烟并不是人生来就会的事情，必须学习。重现那段学习过程，可看出抽烟的初期历史为何如此引人入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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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文化开始抽烟的方式稍有不同。抽烟的方式的确定，要根据抽烟的习惯来自何处、由谁引入、本地有什么习惯或观念可资转化以使那古怪的新习惯合理化。对欧洲上层人士而言，要他们接纳烟草，需要克服的一大障碍，就是烟草与抽烟的人——例如北美土著人——之间的形象关联。欧洲早期对抽烟这“野蛮恶习”最著名的抨击，出自英王詹姆斯一世之口，而他的抨击最能点出当时欧洲上层社会对抽烟的态度。詹姆斯一世指出，抽烟是“贫穷不文的野蛮男子”做的事。那是“粗野、不信神、带奴性的印第安人”才会有的“野蛮的禽兽行径”，不是英格兰人该仿效的。印第安人是“西班牙人的奴隶、世间的人渣、目前为止还是不识上帝与人所立之约的化外之民”。根据这三点，人根本不该抽烟，至少在这位国王眼中是如此。但他的这番批评却激不起同代的人什么共鸣。伊丽莎白女王一世时代（1558～1603）的伟大史学家威廉·坎登（William Camden），可以痛快地批评英格兰人已经“堕落到野蛮人一般，因为他们喜欢野蛮人所用的东西，且认为那些东西可以治病。”但1615年时，他不得不坦承，“短短时间内，到处都出现了许多用土管吸那臭烟，而且一副怎么吸都永远不满足的人，其中有些人是为了享乐，有些人为了健康”。一般人不同于坎登与国王，他们不在乎谁先开始抽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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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草抵达欧洲的历史多半来自上层社会的说法，通常要从医生伦伯特·多东斯（Rembert Dodoens）开始讲起。1553年，多东斯在安特卫普出版了一部通俗拉丁文药草志（荷兰文版于次年出版，又隔了一年，德文版问世）。多东斯的药草志首度将烟草以植物学条目出现在医学典籍上。那是第一个见诸文字的证据，证明烟草知识甚至烟草本身在当时已传到低地国。多东斯不知道如何称呼那植物，于是借用他所熟悉的且具有麻醉效用的植物之名——与烟草所开的花类似，开带紫色条纹的黄花的莨菪——来称呼它，因此，以这名称指代，倒也不失权宜之计。接着，故事移到三年后的葡萄牙，达米昂·德·戈伊斯（Damião de Goes）说他的亲戚刘易斯是第一个将烟草从巴西带到欧洲之人。德·戈伊斯并未具体指出这一划时代举动发生于何时，但刘易斯加入耶稣会，在1553年多东斯出版其药草志那一年前去印度，因此他想必在那之前就已将烟草从大西洋彼岸带到欧洲。于是，知道这植物和亲身体验这植物的滋味，在时间上就没有间隔。德·戈伊斯说他在里斯本的自家园子里种了烟草，如果他有种的话，那么他很可能也有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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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同一个人之赐，烟草从葡萄牙传到法国。德·戈伊斯把自种烟草的种子送给让·尼科（Jean Nicot），尼科将种子带回法国，种在自家园子里。这大概是1559年尼科出任法国驻葡萄牙大使之前的事。后来尼科夸称自己是将烟草引进法国的第一人，但另一名法国人，安德烈·泰维（André Thevet）却是将巴西烟草献给法国王后凯瑟琳·德·美迪奇（Catherine de Medici）的第一人（1556年）。泰维称它为“王后草”（herbe de la royne），以向王后致意，后来这名称流入英语，沿用了一段时日，但不久就为其他名称所取代。从某个角度来看，尼科的确让自己名垂于抽烟史，因为林奈分类系统以Nicotiane[1]一词称呼烟草（今人用nicotine一字指称烟草里的致瘾化合物，中文译为“尼古丁”，而这一词汇就源自Nicotia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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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市井小民的说法来看，烟草进入欧洲的文化互化史则稍有不同。多东斯之所以能将烟草纳入他的药草志，一定是因为有人拿那植物给他看过，而那个人若不是亲自从美洲带来烟草，就是从去过美洲的人那里弄到烟草。1550年代的安特卫普是欧洲北部最繁忙的港口（阿姆斯特丹要在下个世纪才将它挤下宝座），一天进港的船只多达五百艘，多半有人带烟草登上安特卫普码头。这条知识链止于多东斯的药草志，但其源头想必在那些真正抽过烟的人——水手。水手不会叫它“王后草”或“莨菪”，而大概会以美洲土著人的通用称呼“petum”叫它（如今，petum一词，仍通过烟草的近亲植物矮牵牛的名字petunla而流传于世）[2]。但最早横越大西洋的欧洲船只回航时是回葡萄牙、西班牙的港口，既然如此，烟草最早登岸的港口，为何一定得是安特卫普？一项史料显示，烟草早在1548年，也就是达米昂·德·戈伊斯写到烟草的二十年前，就已经循这个方式来到葡萄牙，而且很可能就是放在水手口袋里带进来的。因此，水手、军人、神父是最早抽烟的欧洲人。要到后来，贵族和其他上层人士才接受这味道而抽起烟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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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药草学家胡安·德·卡德纳斯（Juan de Cardenas）对烟草药性感兴趣，并将烟草纳入其研究印第安人医术的著作中。1591年，这本书于墨西哥出版。卡德纳斯坦承，他是根据墨西哥的西班牙军人使用烟草的目的——驱寒、止饿、止渴——将它在药理上予以归类，而那正和1642年明朝洪承畴麾下的官兵使用烟草的目的一模一样。在美洲的欧洲人从当地土著人那里知道烟草这种功效，土著人告诉他们，抽烟可以“保健、保暖”，一如1530年代时如此告知雅克·卡蒂埃。因此，抽烟不只是野蛮人的习惯，抽烟对人有益。1593年，有个英格兰人评论说，烟草之所以如此受欢迎，特别是受生活在湿气重而易得风湿的英格兰人所欢迎，关键在于烟草的药性，“在英格兰广受接纳和使用，用以治疗感冒和其他某些发于肺脏和体内的疾病，并非没有疗效。”烟草不只拿来抽，还可制成软膏，抹在皮肤上。英格兰药草学家约翰·杰拉德（John Gerard）对烟草药性的解释更为精确。他在1597年出版的药草志中指出，这药草“制成药膏或油膏使用，可治各种脓肿、肿瘤、顽强溃疡、疖和诸如此类的疾病”。1597年时，英格兰每家药房都卖这项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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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烟草药让药房大发利市。诚如约翰·杰拉德所欣然承认，他用烟草治“头部各种割伤和疼痛，让我名利双收”。在其他地方，烟草买卖的获利更大。16、17世纪之交，弗吉尼亚烟草在英格兰仍是新奇商品时，据说要以等重的白银来购买烟草。抽烟的人要花大钱买烟草，官方就想到课征巨额的烟草入境税。英王詹姆斯一世或许痛斥抽烟是野蛮人的习俗，但当弗吉尼亚公司——从英格兰的弗吉尼亚殖民地输入烟草的公司——奏请国王提高烟草进口税时，国王也欣然同意。詹姆斯一世反对烟草，似乎不只因为烟草毒害人民，也是因为国库收入有一部分给走私者吃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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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价格、高关税当然鼓励走私者和农民都投入这行业，一如北京所出现的现象。荷兰农民约于1610年时开始种植烟草，以取代进口烟草，尼德兰很快就成为欧洲最大的烟草生产国。英格兰的农民也是如此，但两地所生产的烟草质量都比不上弗吉尼亚烟草。本土烟草较进口烟草便宜得多，而且免税，掺假图利应运而生：将本土和进口烟草掺混，作为纯进口货骗顾客。荷兰商人于1630年代用这个办法，削弱了英格兰人在波罗的海的烟草贸易。另一个办法则是熬煮进口的弗吉尼亚烟草，然后将本土烟草浸入浓汁中，改善质量，但收效不大。不过，在烟瘾和牟利的驱动下商人使出浑身解数——从走私到不实广告——推广抽烟，使欧洲人在烟草传入初期嗜烟的热情不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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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远来看，稳妥的获利之道是从源头控制供应量和质量。为此，欧洲人甩开美洲的土著人生产者，自行开辟大型烟草田。从此之后，烟草的生产商换成来自英格兰的种植园主，烟草贸易的利润落入英格兰人手里。由于烟草需求增加，在1610年代开辟殖民地已不再只是投机风险事业。海狸毛皮资助了法国人在美洲北边的探险活动，烟草则为英格兰人移民弗吉尼亚，侵占当地土著人土地提供了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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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烟草要成为商品作物，还得有其他因素来加持。烟农发现光靠自家人丁，还不足以应付烟田所需的农活。耶稣会士虽然已经在南美洲说服印第安人在烟田工作，但大部分印第安人不愿干这个活。就算是强逼，他们也会在晚上溜走。解决之道乃是找到无法反抗，只能乖乖干活的人力，也就是奴隶。向来善于看出哪种风险事业有利可图的荷兰人，抢先投入这一行。由荷兰政府授权成立的另一家公司，西印度公司（Westindische Compagnie，简称WIC），从1630年代起，在南大西洋的两岸都打下坚固据点，并利用这项地利，在非洲买奴隶，卖给加勒比海、巴西的烟田主人。随着其他商人投入贩奴生意，荷属西印度公司在大西洋两岸的殖民地于1640年代失守大半，但在17世纪最后的二十五年之内，撇开驶往南美洲的奴隶船不算，西印度公司驶往加勒比海的奴隶船，一年就有三到四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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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这种新的劳动力安排问世，新的贸易体系跟着诞生。烟草（还有糖）这一作物给美洲殖民者带来利润；非洲的奴隶提供人力，使种植园生户可行；南美的白银被拿来购买商品，由欧洲和美洲流向亚洲。当时的三大商品——白银、烟草、用来开采银矿和采收烟叶的奴隶——共同为美洲的长期殖民化奠下基础。其他商品也渐渐纳入这种跨国安排，从而使欧洲得以在接下来三个世纪主宰大半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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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草传布全球一事，当时已经有人注意到。英格兰剧作家托马斯·德克（Thomas Dekker）写了讽刺时髦年轻男子浮夸作风的剧作，于1609年出版。德克在剧作中如此请求烟草：“指定我为你的继承人，以便我继承你吞云吐雾的美事，进而把那美事传播到世界各国。”只要烟草同意“让（比其他民族还高明的）高明英格兰人，比全亚洲那些牙齿最白的黑人，更精于区别你的特立尼达烟卷、烟草叶和管烟[3]”，喜爱抽烟的英格兰人很乐于看到每个人抽烟。让全世界的人都成为抽烟一族并无妨，但是请让英格兰人成为烟草方面最高明的鉴赏行家，成为烟草振奋人心之特质的唯一受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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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克推断烟草不久后就会传播到“世界各国”——特别是亚洲——确有先见之明。但他做此预言稍嫌太早，无法知道中国会成为最大的抽烟国，中国人比英格兰人更想成为烟草的“指定继承人”。烟草传入中国之后，英格兰人眼中那个讲究节制的美事，很快就变成英格兰人眼中放纵无度的恶事。19世纪有位走访中国的英格兰女士，理直气壮地批评中国人的抽烟嗜好，说中国人“像土耳其人一样爱抽烟”。这不是恭维。她认为抽烟无妨，但不能像土耳其人或中国人那样没有节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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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草经由三条路线传入中国，分别是经葡萄牙人之手从巴西往东到澳门，经西班牙人之手从墨西哥往西到马尼拉，还有辗转经东亚数地进入北京。第一条、第二条路线约略同时出现，烟草汇集澳门、马尼拉这两个商港之后，转进中国境内：从澳门进入广东，从马尼拉则进入福建。17世纪初，抽烟习惯无疑已在中国牢牢扎根，因为撰文记述1625年“吉亚”号船难事件的亚德里亚诺·德·拉斯·科特斯登上闽粤两省交界处附近时，已发现中国人抽烟。拉斯·科特斯在被俘第一天结束时发现这事。当时他口干舌燥，比手势表示想喝水。看守人猜出他的意思，给了他一碗热水，中国人认为喝热水比喝冷水更有益身体。拉斯·科特斯不习惯喝热水，继续比手画脚要冷水。“他们以为我要别的东西，于是拿烟给我抽。”拉斯·科特斯要的是水，不是烟，而且身为耶稣会士是不准抽烟的。他继续比划，最后，中国人一阵哄堂大笑之后，终于了解他的意思。他们端来一杯水，不是冷水，也不是热水，而是他所描述“用名叫茶的草叶煮成的温水。”这是拉斯·科特斯第一次接触茶。茶当时还未成为欧洲社会文化的一部分，但1625年时，烟草已彻底融入中国沿海地区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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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博得中国烟草故乡之名。烟草由发自马尼拉的中国船运到几个港口，其中最重要的港口是闽南沿海漳州府的进出港——月港。方以智是17世纪的杰出学者，对外来知识深为着迷，他推断烟草于1610年代传入福建——约三十年后，他扮成药贩潜入福建，以躲避1645年攻占华南的清兵。方以智认为漳州的马氏是最大的烟草加工商。马氏的生意显然做得很成功，这种新产品如野火燎原般普及开来。“渐传至九边，皆衔长管而火点吞吐之，有醉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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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以智以淡肉果一词指称烟草，淡肉果是“植物淡巴菰的肉质果实”。淡巴菰是菲律宾的华人替烟草取的名字。他们根据西班牙语的tabaco一词粗略转译，而tabaco一词又是西班牙人从加勒比海地区对中空芦苇秆的称呼转译过来，因为加勒比海土著人抽烟时，是将丝状烟叶塞入芦苇秆中抽。淡巴菰一词外国味太重且别扭，于是中国人从燃烧冒烟这角度，将它改名为烟，并使用“吃烟”一词。有个中国人从17世纪末往前追溯，怀疑“烟”这个词是日本人所造。这个说法不无道理，因为烟草传入中国的第三条路线会辗转经过日本。但日语里的“烟”是借自汉字的外来语，因此要厘清“烟”这个字到底是由中国传到日本，还是日本传到中国，几乎已是不可能的——目前中、日两地都还使用这译名[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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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中国的读书人极力想弄清楚烟草的原产地。有人认为它原产于菲律宾，因为烟草是从菲律宾传到福建的。有人怀疑菲律宾人“其种得之大西洋”——中国人以大西洋泛称欧洲人所来的遥远地区。有好几千福建人在马尼拉与西班牙人做买卖，知道西班牙人从名为亚美利加（美洲）的地方横渡太平洋过来，因而有可能知道烟草种子来自该地。但这些人不是写日记或撰文发表的人。谈到对烟草的理解，在知识分子与平民百姓之间的认知落差方面，17世纪的中国和17世纪的欧洲一样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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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惯从福建往内陆，并循着海岸往北传播。据17世纪末的叶梦珠在《阅世编》卷七所记，烟草在1630年代传抵上海。叶氏劈头写道，“烟草也，其初亦出闽中。”但他未费心去思索烟草又从何处传入福建。“幼时闻诸先公大父云：福建有烟，吸之以醉人，号曰‘干酒’，然而此地绝无也。”他接着又说，“崇祯之季，邑城有彭姓者，不知其从何所得种，种之于本地。采其叶，阴干之，遂有工其事者，细切为丝，为远客贩去，土人犹未敢尝也。”1639年北京明令禁种烟草，上海也贯彻此令。叶梦珠写道，这道禁令“谓流寇食之，用辟寒湿，民间不许种植，商贾不得贩卖。违者与通番等罪”。禁令在上海收到效果。彭氏成了第一个遭到告发的人，别人也就不敢种植烟草了，但为时不久。叶梦珠说不到数年，“军中莫不用烟，一时贩者辐辏，种者复广，获利亦倍”。种烟草可获利，但未能取代棉花成为上海的主要商品作物。“此地种者鲜矣。”叶梦珠在这段笔记最后如此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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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草传入中国的路线，除了从澳门到广东、从马尼拉到福建这两条之外，还有一条。这条路线其实是第一条路线的延伸，但比第一、第二条都复杂，系以澳门为起点，沿途辗转经过四站。第一站是日本最南的港口长崎。从澳门来的葡萄牙商人带来烟草，在日本引起轰动。在长崎负责英格兰贸易站（但不久就被迫撤走）的理查德·科克斯（Richard Cocks），惊讶于烟草在当地风靡的情形。科克斯在日记里写道，“看到那些日本人，男女小孩，那么着迷于喝那药草，真觉不可思议。从它初传入该地，还不到十年”。他在1615年8月7日那天的日记里记载，当地领主下令禁止抽烟，所有烟草株连根拔除，但徒劳无功。烟草已如水银泻地般传入日本文化，非官方禁令所能阻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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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科克斯所记“从它初传入该地，还不到十年”，可以推断烟草约在1605年传到日本。传入日本后，很快又传到第二站——朝鲜。根据1653年在朝鲜发生船难的某个荷兰人的说法，这段转移毫无耽搁。他看到当地人抽烟，大为惊讶。接待他的朝鲜人告诉他，他们抽“南蛮草”（南蛮，意为南方蛮夷，为日本人对葡萄牙人的称呼）已有五十年。从朝鲜再传出去，就来到第三站——满洲。满人很快就染上烟瘾，烟瘾大到有个19世纪的法国传教士据此认为，抽烟是满人强加于汉人的“习惯”之一。皇太极对麾下部众抽烟抽得如此之凶，并不是很高兴。1635年，皇太极发现士兵为了买烟而卖掉武器之后，更下令禁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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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眼全世界，忧心抽烟危害经济的统治者也不只皇太极一人，而颁布禁令却徒劳无功者，也不只有他自己。在1633年，苏丹穆拉德四世下令奥斯曼帝国全境禁止生产、贩卖、消费烟草（还有咖啡），并加重刑罚，违者处斩，结果士兵照样抽烟。在这之前一年，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四世下令禁止携带烟草进入挪威，因为深信那对他的子民有害。十一年后，克里斯蒂安四世以禁令无法施行而予以撤销。皇太极则比克里斯蒂安四世早了两年撤回禁烟令。穆拉德未撤回禁令，但随着他于1640年去世，禁令也自动失效，比挪威、满洲两地正式撤销禁令还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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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条路线的最后一站是华北，特别是北京。北方人称烟草为“南草”，但是因为烟草从东北传入关内，有些中国人因此认为烟草原产于朝鲜。1637年时，在北京最贵的两种烟是福建烟和满洲烟。杨士聪就是在北京看到有人抽烟之后，怀疑抽烟习惯的出现和调派来京抵御满人的南方士兵有关——也是在北京看到野沙鸡时，联想到北方边境可能有事，满人就要入侵。因此第三条路线是一条环环相扣而绝无人预料的路线。它依靠势力从巴西绵延到印度洋的果阿，再到日本的葡萄牙人世界帝国；从日本进入朝鲜的地区性贸易网；朝鲜半岛境内货物流通远及满洲的贸易网；满洲与中国之间的跨边境贸易来达成目的。满人拿烟草与黄金、人参等商品和中国贸易，从中赚取丰厚利润，然后以这获利支持入主中国的大业，最后终于在1644年推翻明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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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看到16世纪的欧洲人不得不提出几种说法来解释烟草这个东西的存在。在17世纪的中国，也有人致力于同样的问题：理解这个如此新奇又陌生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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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姚旅来说，这位少有人知的作家写了一部如今存世极少的《露书》。他在《露书》的前半部略述他对古代典籍、文学的看法，在后半部则思索当代的事物，其中包括他对淡巴菰的看法。姚露认定读者不知抽烟为何物，解释“以火烧（烟管）一头，以一头向口，烟气从管中入喉。”他以酒醉比拟吸入烟气的反应，形容其“能令人醉”，他还提及淡巴菰的另一个名字——“金丝醺”。姚旅说烟草原产于吕宋，从漳州的月港传入中土。他还指出漳州农民让烟草适应本地水土非常成功，以至于漳州烟草产量“今反多于吕宋，载入其国售之”。但讲究质量的人认为，本地烟草不如吕宋烟草，一如菲律宾人认为他们本地的烟草质量不如美洲烟草，也一如英格兰人认为国产的烟草不如弗吉尼亚烟草。在中国境内，福建烟草被视为上品。“自后吴、楚地土皆种之，”张介宾在《景岳全书》里写道，“总不若闽中者，色微黄质细。”但即便是这二次等烟也都有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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