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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如此美妙的东西竟是不折不扣的舶来物，有些中国读书人并不是很能接受。他们倾向认为烟草原产于中国，于是翻索古代文献穷碧落黄泉，希望能找到烟草是中国之物的铁证。例如诗人、画家吴伟业，对于“烟草自古未闻”这个普遍说法就无法释怀。最后他在《新唐书》里找到关于“圣火”的记载，据此证明中国人在5世纪就已在抽烟。[5]所以17世纪开始抽烟，只是重拾古代习惯而已。这当然不是事实，但那是吴伟业面对烟草舶来出身的事实借以自我释怀的办法——实则欲借由相信抽烟习惯是不折不扣的中国之物，以否认文化互化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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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替烟草在中国文化里找个名正言顺的安身之地，更有效的办法乃是主张烟草在中药里可有一席之地，而在烟草传入中国之初，就有许多人那么主张。毕竟烟草能引起强烈的生理反应，那么何不将之纳入既有的药草体系呢？例如姚旅深信烟草“能辟瘴气”。他还说将烟叶捣成膏状，抹在头皮上可去头虱。方以智同意烟草具有药性，但担心其燥性太强，用之伤身。它“可祛湿发散，然久服则肺焦，诸药多不效，其症忽吐黄水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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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钻研烟草药性最深者，当属17世纪初的杭州名医张介宾。张氏不知该把烟草归在哪一类。最后他在药典里误将烟草与生长在沼泽环境的植物列为同类，但那是晚期所增补的作品。张介宾在书中替所有的条目依序编号，在“七十七”、“七十八”这两个条目之间设一科目介绍烟草，我们可以将其看作“七十七+”。张介宾先描述烟草的味道和特性，然后扼要地介绍烟草可治的病症，以及在哪种情况下忌用烟草。在槟榔果一条，张介宾提醒读者参照论烟草的部分，并指出这两种植物都会致瘾，致瘾现象特别见于南方人，但槟榔果性较温和，较宜用来治疗消化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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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氏展现科学家的实验精神，试了抽烟的滋味，但未上瘾。他说烟草味苦，抽几口后的感觉并不舒服，犹如喝醉，而且要颇长一段时间才会消退。对于想消除抽烟感觉，张介宾建议服冷水或白糖。这两者皆属性凉，能中和烟草近乎纯阳的特性。张介宾认为只要不吸食过量，烟草有助于祛痰、祛瘀、壮胃气、促进循环。但若服用过多，则弊大于利——就这点而言，烟草和其他药草并无二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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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草最终摆脱掉人们从药理学和植物学角度所加诸其身的虚幻解释，有关吸食过量会呕出淡黄汁液的不祥预言也只是无稽之谈。特别是在禁令形同具文之后，中国境内抽烟人数大增。17世纪末的上海散文家董含对这个现象感到好奇，他先指出在1640年代之前，福建以外之地，抽烟的人百有一二。但是后来抽烟习惯扩及整个长江三角洲，先在城市生根，然后传入乡村，先流行于男性，然后女性也开始抽烟。董含在世的时候，递烟招待宾客已是基本礼仪。至于这为什么发生，他是否也抽烟，董含未有说明。他只是一语带过，“习俗易人，真有不知其然而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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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士农工商各阶层、各年龄层的男女都迅速抽起烟来，其他作家的看法大同小异。有个药理学家就说：“普天之下，好饮烟者，无分贵贱，无分男妇。”就连幼童也染上这习惯，特别是福建的幼童。19世纪来到中国的欧洲人见到八九岁女童口袋、小包里带着烟管、烟草，大为惊讶。如果说女童还没染上抽烟习惯，至少也是为了装大人而带上这些烟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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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层妇女特别爱抽烟。有个18世纪的作家写到苏州官绅人家的习俗时，记载了他观察到的奇特现象，从中我们可一窥流行于上层仕女之间的抽烟习惯。苏州的官绅人家女子，似乎从早到晚都在抽烟。她们的社交行程非常紧凑，要在繁忙的白天——特别是早上——挤出时间满足烟瘾，就变成迫切之事。那位作家写道，苏州仕女要先抽几管烟才肯起床。如此一来，就会耽搁到繁琐但又必要的梳发、化妆，为此，她们叫婢女趁她们还在睡觉的时候，先替她们梳好头发，这么一来就可腾出起床前的抽烟时间。这个景象着实有些难以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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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女性或许抽得跟男性一样凶，但中国人认为男女体质有别，因此抽烟对男女的影响也会有所不同。男性属阳，较能抵御烟之燥性。女性属阴，体质湿，可能为烟草的燥性所伤。严格来讲，并非只有女性要小心，因为男子的阳性会随着年老而变弱，因此上了年纪也最好别抽烟。女子和老人若要抽烟，可用较长的烟管，借此降低烟草的阳性。中国烟管一如欧洲早期的烟管，乃是仿自印第安人的烟管，但随着时日演进，烟管愈来愈长，女子所用的烟管更是长到几乎不可置信。18世纪有位女诗人，姓名不详，只以吕氏之妻为后人所知。她就写了一首打油诗，揶揄用这么长烟管的抽烟，在梳妆室里颇为不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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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长烟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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妆台放不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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伸时窗纸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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钩进月光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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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办法可缓和烟之燥性，就是让烟通过至阴之物——水——以降低烟的辛热，水烟管因此受到青睐。水烟管最早出现于奥斯曼土耳其世界，但是中国的水烟管只供女性使用，这是两地不同之处。事实上，做工精细的水烟管还成为仕女的象征。在19世纪，凡是有点身份地位的女性，都不屑使用毫无装饰的烟管抽烟。旱烟管则只限男性和下层人士使用。工厂大量制造的香烟在20世纪初问世，与烟管展开漫长的市场争夺战，此时时髦心理再度成为左右流行的机制。在当时，男子或许改抽起香烟，但女子抽香烟则是伤风败俗。但是到了1920年代，见过世面的城市女性绝不会让人看到她抽烟管。乡下的老太婆才抽烟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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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以符合自己习惯的方式，将烟管融入自己生活，男性亦然。有地位教养的男子特别在意于让抽烟符合高雅喜好的要求。虽然他们嗜烟成瘾，但仍希望抽烟被视为有地位教养的人应有的雅好，而非贩夫走卒的习性。由于抽烟已成普遍的习惯，要如何借抽烟来标榜自己的身份地位，一开始并没有明确的做法。但一套惯例渐渐发展出来，赋予抽烟独树一格的高雅风范。首先，要买比较昂贵品牌的烟草，因为价格被视为区分高尚玩家与一般消费者的标准。但那还不足以截然区分上层雅士和平民百姓，因为在这个标准下，就算没有品味，只要有钱仍能进入这个雅士圈。必须针对这些活动本身，发展出足以区隔雅士与暴发户的仪式。雅士享用烟草的方式，必须有别于一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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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替自己的抽烟嗜好做了另一番包装，其中一个办法就是把无法自拔的烟瘾解读为真雅士的表现。有个出身上层阶级的人表示，抽烟之于雅士“刻不能少，终身不厌”。我们今日一般认定烟瘾是个缺点，而非专注执著的表现。雅士抽烟不是因为喜欢抽烟——毕竟每个人都喜欢抽烟。雅士之所以抽烟，乃是因为敏感的本性使其成为“烟客”，也就是烟奴。通过亲身体验，高尚雅士认识到抽烟的欲望是值得称道的癖好，是他的纯洁本性所不愿让他错失的东西。对今日的我们而言，那似乎是在尼古丁瘾这个观念问世之前，以下里巴人所无法理解的高深方式解释何为尼古丁瘾。但对当时中国的文人雅士而言，那不只是如此。那是深深根植于帝制晚期的中国的特殊人文规范里，用以标举社会地位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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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这个烟瘾观为中心，文人雅士的抽烟文化发展成形，并得到诗人颂扬。17、18世纪以烟草为题的诗，有数百首传世。著名诗人沈德潜写了一组抽烟诗，把抽烟推崇为最高尚的消遣、最高雅的休闲，远非市井小民所能体会。出现在这些诗里的市井小民，绝对都是仆人，而非抽烟的人。以下就是他描写其象牙烟管的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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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闽滋种族，九宇遍氤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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筒内通炎气，胸中吐白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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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姜均去秽，遇酒共添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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