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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笑前人都草草，烟云世界自君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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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首诗都出现在一部以抽烟为题的诗文集中。诗文集成于18世纪，由陈琮所编。此人乃一雅士，住在上海西边，过着闲云野鹤一般的生活。陈琮在世时以诗闻名于当地，但他最为今人所知的著作，乃是《烟草谱》。抽烟是他毕生一大嗜好，而对于自己为何如此嗜烟，他唯一想得到的解释，就是前世因缘。他猜自己上辈子想必是和尚，“结前缘之香火”，因此这辈子要吸烧出来的烟。在《烟草谱》中，他选录了沈德潜等杰出诗人的作品，但也收录了他请朋友特别为此书写的诗。有个朋友应邀写了《来客》，描述陈琮登门拜访的情景。基于礼貌，他理所当然递烟招待来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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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盒轻携客到时，十年心事此君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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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来自有生花笔，谱出烟云合一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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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陈琮是抽烟文学史料的编纂者，那么抽烟品味的高下，就是由陆耀来裁定了。他在1774年写成《烟谱》，除了教人如何抽得优雅有品位，也翔实记载了各种抽烟习惯。“近世士大夫无不嗜烟”，陆耀这么写道，“……酒食可缺也，而烟绝不可缺”。由于人人抽烟，要想抽得有教养，就有必要懂得如何抽才有品味，以免沦为贩夫走卒之流。抽烟是个性的表现，抽烟时必须表现出抽烟者的社会地位。因此，陆耀此书的主旨，乃是使抽烟成为雅好。为此，他列出好几份抽烟得体与不得体的清单：何时宜抽烟，何时忌抽烟，何时该忍住烟瘾，何时可抽烟而无失礼之虞。他提及“乃至妇人孺子亦皆手持一管”，但他的抽烟指南不是为他们而作，而是为与他同样社会地位的人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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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乾隆、道光年间的蔡家琬也写了一本《烟谱》，清楚列出宜抽烟的时机：刚起床时、餐后、招待客人时。他也主张抽烟可促发写作灵惑，一如当时许多人所认为。“高轩作赋，濡墨吮毫，思路未开，沉吟独坐，熏服名烟，不无小补。”但有些时候绝不宜抽烟，例如听弦乐，或赏梅，或行仪式之时。他提醒读者，在皇上面前绝对不宜抽烟，与“美妇”——他指的是情妇——翻云覆雨时也是不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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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耀的《烟谱》也提出许多实用的建议。骑马时勿抽烟。可以把烟袋和烟管塞进腰带里，以便到了目的地后可以抽烟——忘了带烟的话，到时自己就难堪——但下马之前不要点烟。走在落叶上时，不是点烟的好时机，站在旧纸堆旁，也是一样。陆耀还提出保面子的抽烟礼仪。咳痰或气喘未定时勿抽烟。如果几次点烟都点不着，就把烟管搁下，换句话说，别为了抽烟而出丑。最后一个抽烟大忌，则是针对急于想逃开的社交场合。如果有客人来访，而你不希望对方久留，那就别递烟招待，以免他久久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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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米尔的帽子：17世纪和全球化世界的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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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琮像，出自他的《烟草谱》，清嘉庆二十（1815）年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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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米尔的帽子：17世纪和全球化世界的黎明 到了19世纪，高尚的雅好竟突然变成大不相同的东西，而且是教人意料不到的东西——鸦片瘾。用来提炼鸦片的罂粟也是外来的植物，但是很早以前就已在中国本土化，成为用以缓解从便秘、腹部痉挛到牙痛、全身虚弱等多种病痛的昂贵药物。但当时食用鸦片不是抽吸其烟，而是制成药丸或补剂吞服。根据记载，晚明有相当多的鸦片挂着“阿芙蓉”这个美名送进皇宫，但是是用来治病痛，而非用来吸食享乐。由于当时普遍认为凡是摄进体内的东西都会影响身体健康，因此这两者之间的分别并不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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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7世纪之交，荷兰人开始从印度将鸦片带进东南亚，以可以提神——特别是提高军队士气——为卖点，在当地贩卖。当时人深信，让士兵服用鸦片，可让他们不畏死。1605年，荷属东印度公司以火药和六磅鸦片为诱惑，成功让特尔纳特岛（Ternate）——出产大量丁香的小香料群岛中的一岛——的国王，同意和他们通商。因为，火药和鸦片可助他增强部队的战斗力，打败敌人。接下来的十年，菲律宾南部的穆斯林与西班牙人打仗时，据说有个被派去暗杀西班牙指挥官的刺客，在事前服用了鸦片，视死如无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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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鸦片与可让吸食变得顺口的媒介物相结合之后，鸦片的吸食量才大增，而那媒介不是别的，就是烟草。将烟叶放进由罂粟汁液调制成的溶液里浸泡，烟草性质顿时浓烈得多。如此调制出的烟草、鸦片混合产品，叫玛达克（madak），而那似乎被当做性质较烈的一种烟草，而非另一种不同的致瘾物。这个加工产品首次出现在中国人与占据台湾的荷兰人的贸易之中——荷兰人曾以台湾为基地，直到1622年撤出为止。于是玛达克从台湾传进中国。陈琮推断，它和烟草循同样路线传入中国，也就是从马尼拉传到月港，但其实把玛达克传入中国的是荷兰人，而非西班牙人——这是17世纪因陀罗网的另一条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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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和烟草有两个共通之处：它们都是拿来抽烟的，而且都是从异地经外人之手传入中国。陆耀和陈琮都据此认为，鸦片当然可列入他们的烟草指南里，但就从那时候起，鸦片已开始脱离烟草这个宿主。18世纪末，鸦片已经不通过制成玛达克来吸食，而是直接吸食，其做法是将小块鸦片放进烟枪的烟锅里，烟锅倾斜置于油灯上方，点燃鸦片，透过烟管吸食燃烧生出的烟。现代的鸦片吸食方法，就此成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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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陈琮对鸦片的了解，鸦片不只是一种较烈的烟草。对于吸食鸦片后所称的那种“极乐世界”，他如此说道：“鸦片之美，谓其气芬芳，其味清甜。值闷雨沉沉或愁怀渺渺，矮塌短檠，对卧递吮。始则精神焕发、头目清利。继之胸膈顿开、兴致倍佳。久之骨节欲酥，双眸倦豁。维时，拂枕高卧，万念俱无，但觉梦境迷离，神魂骀宕，真极乐世界也。”——但是否就此烦恼不起，陈琮以怀疑口吻反问，“其然，岂其然乎？”。[6]陆耀对这种烈“烟”同样心存怀疑，甚至重新搬出一个世纪前中国烟草观所已扬弃的抽烟致死疑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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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的“极乐世界”乃是在19世纪的一波全球化大浪潮之中，许多中国人所选择进入之地。英格兰商人为了解决从中国买进大量茶叶所造成的贸易赤字，将鸦片从印度输入中国（英国人也开始在印度广辟茶园，以缩短运输距离，进而减少运输成本）。而中国商人也乐于零售这种有利可图的商品，将之推销到全国各地。鸦片将如烟草一般，长驱直入中国社会各个阶层，以强逼手段促成一场更为骚动不安的文化互化，直至今日，那场文化互化仍叫中国人引以为辱，仍是中国受西方列强侵逼的永久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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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的一首诗显示鸦片如此成功地进入中国，并达到文化互化。它引用了道士对烟草的所有典型比喻来本土化这一药物。这首诗出现在一个叫做《祝哀集》的小册子里。这个小册子收集了适合在朋友去世后吊唁所使用的诗词及对联。每首诗都针对一个特定的情况。书的最后一部分以死因分类。下面这首诗针对的是吸食鸦片过量而死，它显示了鸦片的味道是多么彻底地依附在这个接受它的文化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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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食饮瀣亦嚣然，罂粟香巾已证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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