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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恶审判的寓意明显可见。但我们暂且撇开画中人的象征意义不谈，把焦点转向那女子当下在做的事情。她拿着秤，准备称东西，但是称什么呢？这幅画一度被称作《称珍珠的女人》，但名称与内容不符。桌上有一两串珍珠没错，但那是随意搁在一旁的东西。没有单个的珍珠等着称重。桌上她唯一可能拿来称的东西，只有她左边靠近桌沿的硬币：四枚小金币和一枚大银币。这幅画画的是准备称钱的女子。当时的人会比我们更容易看出这个主题，因为那是当时荷兰画家很平常的作画主题。甚至，维米尔可能向他代尔夫特同乡画家彼得·德·霍赫（Pieter de Hooch）所画的一幅较没那么出色的画作，袭取了此画的主题乃至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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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9年拍卖维米尔女婿的收藏时，维米尔的画作也在拍卖之列，当时，这幅画挂名《称金子的年轻女子》。拍卖清单列出的这个画名，使我们更逼近画的主题，因为gelt是“钱”的日耳曼语。称量硬币不是我们今日会做的事，但在17世纪，则是经济交易不可缺少的一环。当时的金、银币较软，重量会随着使用而渐渐磨损、变轻。因此，细心的人家不得不称钱币的重量，以确认真正的价值。若有标准货币通行，这项工作就无关紧要，但当时还没有。尼德兰联省共和国以荷兰盾作为计价的标准货币单位，但是在1660年代维米尔画这幅作品的时候，在流通的并不是真正的荷兰盾，而只是达克特银币（ducat，一达克特重24.37克）。荷兰盾（重19.144克的纯银）在16世纪中叶就已经发行，但是在之后就为其他硬币——一些西班牙币和一些荷兰币——所取代。所幸，对于正在急速发展的商业经济而言，一种钱币为另一种钱币所取代，并不妨碍金钱的主要功能，即标定物品的相对价值。在这些计算中，唯一不变的乃是钱币中所含贵金属的价值，而非钱币的面值。但没有一个欧洲国家像当时的中国，容许商人根据未经铸造的白银的重量设定价格。在荷兰共和国，每样商品都有以荷兰盾订定的价格——即使在没有荷兰盾流通的时候亦然——且购买商品时必须以钱币支付。1681年，管辖代尔夫特地区的荷兰省政府决定重新启用荷兰盾（价值改定为9.61克的纯银）。比荷兰盾大得多的达克特银币在尼德兰其他地方又继续流通了十年，最后整个共和国都改用荷兰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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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塔莉娜桌上那枚银币画得不够清楚，无法确认是哪种银币。后人推断此画创作于1664年，据此判断那比较可能是达克特，而非荷兰盾。大小是唯一可见的特征，借由审视钱币的大小，可确认这是不是达克特银币。它比旁边那几枚金币大得多。当时银币铸造成多种重量、多种面额，但流通于尼德兰联省共和国的金币大部分是同一种，也就是达克特金币（重3.466克）。一枚达克特金币约值两枚达克特银币。银对金的比价约为十二比一，因此达克特金币的重量应该约是达克特银币的六分之一。这和摆在桌角那些金币、银币之间的大小差距，似乎约略相符，由此间接证明，卡塔莉娜那枚银币的确是达克特银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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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荷兰货币有所了解，并未使我们偏离明辨是非这个贯穿此画的主题。那名女子在称量她的钱币，同时也在根据复活时等着她的上帝审判，权衡她自己的行为。没错，有些艺术家借由女子称量钱币这个形象来谴责时人对白银的执迷，而不只谴责追名逐利的罪恶。但那不是这幅画所要表达的。维米尔无意要我们谴责卡塔莉娜。他让她沐浴在光线之中，把她打造为可信任而有良心的人物。她是在处理钱，但她计算家中钱财一事，就和她身怀六甲所表示的繁衍后代一事同样地可敬。维米尔对此的立场是正面且肯定的，符合17世纪荷兰社会积聚财富这个新伦理。当时资本主义经济正在成形，赚钱是美德，只要赚之有道即可。至少当时荷兰中产阶级对此信之不渝。就连画中的基督似乎都在肯定卡塔莉娜计算账目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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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塔莉娜桌上那枚大银币，是我们进入17世纪中叶世界的下一道门。在那道门另一头的长廊尽头，我们将窥见当时最重要的全球性商品——白银。白银在当时的经济里扮演要角，凡是接触到白银的人，其生活都受它影响，包括卡塔莉娜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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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米尔生活在日后所谓“白银世纪”的尾声，而白银世纪始于1570年左右。在那之前，从未有如此多的这种贵金属，通过旅人的行囊、牲畜、河船，还有最重要的，通过中国式帆船的货舱和不断往返于全球各海域的欧洲武装商船，四处流通。突然之间，流通于市面的白银多得前所未见；突然之间，每样东西都可以根据其相应于白银的价值来买卖。在17世纪中叶，有个英格兰作家说16、17世纪之交时，烟草的销售是“等重的烟草换等重的白银”，这种夸大说法乃是刻意要让一般人吃惊。用白银买东西，也可能被视为愚蠢至极的行为，一如托马斯·德克在1600年的一出剧作中，通过某个角色挖苦爱抽烟的人是“将大笔钱化成烟烧掉的蠢蛋”时所表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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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银加诸全球的影响力，让真正思考这个现象的人不得其解。白银可用于装饰，但其实际用途有限。大部分人都想取得白银，但是这么做纯粹是为了得到其他的东西。白银本身的价值完全是随意的，并无道理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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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从欧洲到中国的卫道之士眼中，白银创造了财富的假象，而非财富本身。用明朝天主教徒徐光启的说法，白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关心人民福祉的君主，应关心人民是否丰衣足食、有足够的恒产，而不应关心人民是否有足够的白银。这个指导原则的缺陷在于它不适用于完全商业化的经济。如果每样东西都可以用白银买卖，那么白银就是人不可或缺的东西！与此相对，在局部商业化的经济里，一旦白银供应枯竭，或是物价因饥荒而飙高到一般人负担不起的话——这在17世纪时仍时常发生——白银就无用武之地了。而在17世纪，大部分人就置身在这样的经济里。一旦经济里有白银流通，不管是要购物或付税，大部分人除了用白银之外，别无选择。而欲取得白银，除了卖东西或劳力，也别无选择。白银变成必要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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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扩张，创造出白银的庞大需求，白银渗入欧洲和中国两地的日常交易里。为补充不足的货币供给，中国需要输入白银，为了购买亚洲的货物，欧洲人必须输出白银。中国与欧洲的需要，创造出白银需求，从而促使日本和南美成为两大供应来源。17世纪的全球经济，就围绕着这个供需结构而形成。白银是当时最理想的货物，而且它出现得正是时候，将分处异地的地区性经济连成一个为今日全球处境奠下模式的跨地区交易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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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塔莉娜的银币，是用来自哪里的白银铸成的？日本是17世纪白银生产大国，而日本的白银有许多经荷兰商人之手输出，因为当时日本只允许荷兰人与其通商。但那些白银几乎都没运回欧洲。荷兰人买进的日本白银，完全在亚洲区域市场转手图利。因此卡塔莉娜那枚银币里的白银成分，很可能不是来自日本。在日耳曼和奥地利，有近得多的银矿，但那些银矿的产量只占当时全球产量的百分之五，而且大部分流入欠缺现金的东欧。所以那也不可能是日耳曼产的白银。如此一来，唯一可能的来源就只剩下另一个全球级的主要产地——西班牙掌控下的美洲，而那要不是新西班牙（今日的墨西哥），就是秘鲁（17世纪的秘鲁涵盖今日的玻利维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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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标出清楚的路线，不妨假设那来自秘鲁境内的玻利维亚，更具体地说，来自17世纪上半叶产量高居世界之冠的矿城波托西（Potos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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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托西坐落在海拔四千米的林木线之上，安第斯山区的人称那里是puma，意为“不适合人居住的地方”。一座犹如巨大蜂巢的山，矗立在刮着大风的荒凉平原上，名叫里科峰（Cerro Rico），意为“富裕山”。若非有高质量的厚银矿脉分布于此，这里大概会永远是“不适合人居住的地方”。西班牙人征服此地之前，印第安人已在开采这里的银矿，但他们对贵金属的需求有限。西班牙人则不然。1545年在印第安人带领下，首次有西班牙人来到这里。看到山中银矿那一刻，他们认为自己最异想天开的梦想顿然成真。高原环境恶劣，但是为了开采这山上的宝藏，他们毫不退却。最初他们招募印第安人开采，但印第安人知道那工作有多么危险又无利可图之后，纷纷打退堂鼓，西班牙人于是施行了强拉民工的徭役制度（mita），迫使印第安人进矿场干活，一些印第安人为此甚至被从八百公里外强征至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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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托西几乎在一夕之间成为美洲最大城市。头几十年，矿藏丰富且易开采，该城人口大增，至1570年已达十二万人。欧洲、南美各地的人，来到这不毛之地工作——生产白银或供应城市所需的货物和服务。矿场的产量不可能永远如最初开采时那般，但即使产量在17世纪缓缓下跌，波托西的人口仍是有增无减，到了1639年逼近十五万人，此后则人口渐减，1680年代时跌破十万大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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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荣持续不坠的时候，矿场老板获利惊人，英语里都出现了“富如波托西（as rich as Potosí）”这个词组。凡是住在里科山山脚的人，无不抱着发财梦，但发大财或穷途潦倒，取决于包括种族身份、社会关系、资本、运气在内的种种因素。由于财富来来去去，身处于极富与极贫之间的人，很多时候靠暴力来解决争端：西班牙人与印第安人之间的暴力、西班牙出生的白人和美洲出生的白人（即克里奥尔人）之间的暴力、少数民族派系之间的暴力，特别是往往掌控矿砂精炼厂的巴斯克人（Basques）与其他少数民族之间的暴力。一件小意外或有辱颜面的事情，就可能让整个波托西城陷入混乱。出生于美洲的玛丽亚娜·德·奥索里欧（Mariana de Osorio）在1647年结婚，但在婚礼当天，她拒绝了来自安达路西亚的父母替她许配的巴斯克男子，转而接受一直通过她父亲所任职的精炼厂的克里奥尔人经理向她求爱的克里奥尔男子，一场形同内战的冲突，随之在巴斯克人与克里奥尔人之间爆发，延续了数年才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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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托西不只让掌控该地的人致富、让其他人拼死拼活地互斗，它还让西班牙财富大增，从而使西班牙有雄厚资金得以巩固其在南美洲的帝国，得以将势力延伸到太平洋彼岸的菲律宾，得以将美洲、欧洲、亚洲这些原本各自独立的经济体，纳入一个由数个强权实质共管的共管区（de facto condominium）。这并不是哪个人刻意促成的。面对着可以使白银流通的机会和欲望时，各人各凭本事随机应变，白银随之在全球舞台占得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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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白银还未能运输到外地时，它要在波托西铸币厂铸成雷亚尔[1]。铸成雷亚尔之后，有一半以上通过两条路线运到欧洲，即官方路线和“后门”路线。官方路线由西班牙王室掌控，往西翻过高山抵达秘鲁沿海的阿里卡（Arica）港。这段路程由动物载运，要花两个半月的时间。由阿里卡港走海路，运到北边的巴拿马，再转由西班牙船运到大西洋彼岸的卡的斯（Cadiz）。卡的斯是塞维利亚的进出港，塞维利亚则是全球白银贸易的中心。后门路线严格来讲属于非法线路，但因利润甚高，波托西生产的白银，有三分之一经这条路线流出。这条路线由波托西往南下到拉普拉塔河（Rio de la Plata，“白银之河”），进入阿根廷（Argentina，“白银之地”），抵达布宜诺斯艾利斯，然后由该地的葡萄牙商人用船运到大西洋彼岸的里斯本。在里斯本，葡萄牙商人用白银换取秘鲁所需要的货物，特别是那里的非洲奴隶所需要的货物。运抵里斯本、塞维利亚的白银，有很大部分迅速转到伦敦和阿姆斯特丹，但停留不久，即又出港，运到其最后的目的地，日后欧洲人所称之为“欧洲金钱的坟墓”的地方——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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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成为欧洲白银漂洋过海的最后归宿，出于两个原因。首先，白银在亚洲经济体所能买到的黄金，多于在欧洲所能买到的。如果在欧洲买一单位的黄金需要十二单位的白银，那么在中国买同一单位的黄金，只需六单位或更少单位的白银。换句话说，来自欧洲的白银，在中国能买到的东西，两倍于在欧洲本土能买到的。亚德里亚诺·德·拉斯·科特斯因船难而在中国度过一年牢狱生涯，并将那段经历写成回忆录。他在回忆录中描述横跨潮州大街的六十八座牌坊时，就阐明了上述道理。他认为他的读者肯定会惊讶于那场面的豪奢，然后解释在中国建造那些石牌坊所耗费的白银，之所以比在西班牙所要耗费的要少得多（其中最大的一座只耗资两三千比索），完全是因为白银在中国的购买力远大于在西班牙的购买力。由于这项优势，加上中国境内普遍较低的生产成本，将白银带到中国，买进货物回销欧洲，其获利就很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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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成为白银最后归宿的第二个原因，是欧洲商人除了白银之外，几乎没有东西可卖给中国。欧洲产品能在质量或价格上与中国产品一较长短的，只有火器而已。欧洲制造物的卖点，几乎就只有新奇。白银是唯一能和当地产品一较高下的货物，因为在中国，白银供应不足。中国有银矿，但政府严格限制产量，因为他们担心矿场的白银不受其掌控，流入私人手里[2]。中国政府也不愿铸造银币，而只铸造铜币，希望借此让银价维持在低位。但这些措施丝毫未能降低经济上的白银需求。随着经济成长，白银需求跟着上升。到了16世纪，在中国，除了最微不足道的买卖之外，其他的买卖全都以白银重量来标定价格，而非以货币单位——因此，那时的中国人若是看到《持秤的女人》，大概马上就知道卡塔莉娜·博尔涅斯在做什么。称白银重量是那时中国境内日常经济交易的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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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太渴求白银，因而荷兰商人带回祖国的西班牙雷亚尔，随即又朝亚洲流出。中国需要的是纯银，而雷亚尔是以类似国际货币的东西在东南亚流通，不过中国商人仍乐于收进它们。西班牙铸造的雷亚尔，银纯度稳定维持在0.931，因此很受中国商人信赖，但雷亚尔输入中国后的结果是被熔掉。直到战争和禁运截断雷亚尔流入荷兰之路，荷兰政府才开始自行铸币。卡塔莉娜桌上那枚达克特银币，就是为了弥补这种短缺而在1659年发行的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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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人在17世纪用船运了大量白银到亚洲。平均来讲，荷属东印度公司每年运输价值将近一百万荷兰盾的白银到亚洲（约十吨重）。1690年代结束时，一年的运量增加了三倍。如此经年累月的输出，总量非常惊人。从1610年到1660年这五十年间，荷属东印度公司各总部所核准的输出量，逼近五千万荷兰盾，这等于将近五百吨的白银。光是想象这么多白银堆成的银山，就令人咋舌。若再加上1640年后的三十年间，荷属东印度公司从日本船运到中国的同等数量白银，那座银山又至少要再加大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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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人用这么多白银买什么？买进欧洲所没有生产而在欧洲销路甚好的商品：初期主要是香料，在17世纪纺织品取代香料跃升为最大宗商品，18世纪中叶时茶叶、咖啡陆续取代香料跃上顶端。审视17世纪的荷兰绘画，我们可知荷兰还买进瓷碗之类的漂亮商品。荷兰人对亚洲的贸易，有几个地方令人费解，其中之一就是由荷属东印度公司船只正式运回的货物（这当然不含“私人”船货，例如“白狮”号所运回的那批瓷器），其发票价只有所带出的白银价值的四分之一。对于如此大的出入，荷属东印度公司并不以为忤，因为运回欧洲的货物可以高价转手卖出，其收入支付原本的投资绰绰有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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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上述用途之外，荷兰人的白银还用在两方面，一是供应荷兰人在东南亚经营殖民帝国的庞大开销；一是买进可供其在亚洲其他地方转卖图利的商品。而用于后者的白银多于前者。换句话说，如此庞大数量的白银，是荷属东印度公司赖以打进亚洲市场的资本，在此，白银不只促进全球贸易，也促进了地区内部贸易。谁能想到来自波托西的白银会有如此大的影响，最终落脚在卡塔莉娜的桌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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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银从波托西往东流到欧洲，再从欧洲流到亚洲，但那并不是白银进入中国的唯一路径，甚至不是最重要的路径。由波托西往西运的白银，其数量达到东行路线的两倍。白银西运，先抵达南美西岸沿海，然后往北抵达阿卡普尔科（Acapulco），再横越太平洋抵达菲律宾的马尼拉。到了马尼拉，白银用来交换中国商品，然后被运往中国。一道白银之河将美洲的殖民经济和华南的经济连成一体，从一个大陆开采出的白银，被用来购买在另一个大陆制造的商品，而那些商品则被运到第三个大陆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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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条流动的河造福了许多西班牙人和中国人，但并非所有的人。西班牙王室官员常抱怨，“这笔财富全落到中国人手里，西班牙没分到，导致国王都收不到关税了”。为了遏止白银流失，西班牙的费利佩国王下令严格限制输往太平洋彼岸的白银数量。但在马尼拉采购货物再脱手所赚得的利润，远大于从西班牙带出货物再卖出所赚的利润，费利佩二世不顾这项事实，其禁令终归徒然。政治上，强化西班牙本土与大西洋彼岸美洲殖民地之间的关系有其必要，但在经济上，将白银从美洲运到太平洋彼岸，也是大势所趋。因此，马尼拉成为欧洲经济与中国经济接合的轴心，成为17世纪东西两半球的会合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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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人于1570年首次来到马尼拉时，在该地建立了一个贸易港。当时马尼拉由一位名叫索利曼（Soliman）的摩洛人（Moro）拉者[3]掌控，摩洛人是从事海上贸易的穆斯林，从南方迁移至此已超过五十年。他们扩张海上势力，在西班牙人抵达时，已掌控东南亚海岛地区的诸多贸易港，从而成为西班牙人的头号劲敌。第一位来到马尼拉的指挥官使了诡计，从索利曼那里骗到马尼拉那块地。他重施《埃涅阿斯纪》（Aeneid）[4]里的故伎，请求拉者给他一块大不过牛皮的地。数十年后，《明史》写到此事，仍是愤愤不平：“佛郎机……奉厚贿遗（吕宋）王，乞地如牛皮大，建屋以居。王不虞其诈而许之，其人乃裂牛皮，联属至数千丈，围吕宋地，乞如约。王大骇，然业已许诺，无可奈何，遂听之。”不久后，西班牙人暗杀了索利曼，放火将其余摩洛人赶出马尼拉。“牛皮骗国”进入中国词典，成为提醒勿为欧洲人所骗的警语。19世纪时仍有中国人使用这警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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