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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来到马尼拉的西班牙人，发现那里已有约三百名从事丝织品、铁、瓷器买卖的华商。一开始双方相处融洽，各自都认为和对方做生意有利可图。事实上，西班牙人来的时机正好。因为在那五十年前，明朝政府为遏止横行沿海的海盗——当时沿海许多地区落入日本人之手——而封闭海疆，不准人民出海经商。福建省的商人冒着被抓砍头的危险，大胆航向海外，循着弧状分布的岛屿，从台湾往下经菲律宾抵达香料群岛。明朝政府没有顺着商人足迹扩张势力的帝国主义野心，更别提支持自己商人出海闯天下。明朝政府选择的这一政策，是为防止私人财富和腐化风气出现于境内，而私人财富和腐化风气只有可能来自对外贸易。这项政策与当时西方国家大相径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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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米尔的帽子：17世纪和全球化世界的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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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地区贸易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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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米尔的帽子：17世纪和全球化世界的黎明 1667年，这项政策有所改变。明穆宗隆庆皇帝在这一年登基，撤销海上贸易的禁令。这显示对海外货物的需求，迫使明廷不得不改弦更张。一夜之间，海盗变成商人，违禁品变成出口货，地下交易变成将马尼拉等东南亚港口和福建两大商业城市泉州、漳州连成一气的商业网。漳州的月港成为主要门户，大批货物从月港出口，白银从月港进口，把中国与外面的世界连在一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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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是个帝国的话，那么这个帝国纯粹是建立在贸易上，而且不费一兵一卒。西班牙人对自己在亚洲要走的路，想法则大不相同。杀掉索利曼两年之后，有个在马尼拉的西班牙人恳请西班牙国王同意他率领八十人前去征服中国。费利佩二世不是昏君，未允其所请（菲律宾的名称就是在他仍是王储时，根据他名字而命名的）。来年，又有人提议入侵中国，只要求费利佩国王拨下六十名士兵。再过了三年后，时任菲律宾总督的弗朗西斯科·桑德（Francisco Sande）更正前两次的兵力评估，表示西班牙需要动用四千到六千兵力，加上一支日本舰队支持，才能征服中国。他瞧不起华人，因此仍认为征服中国可成。他们是“卑鄙无耻的民族，而且喜欢胡搞蛮缠”，总督桑德如此认为。“只要有机会，每个华人几乎都会变成海盗，因此没有一个忠于他们的国王。此外，可向他们开战的原因，是他们禁止出国的人民回国。而且，就我所知，他们无恶不作。因为他们崇拜偶像、鸡奸，也是拦路匪、陆上和海上的强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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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年之后，又一份征服中国的提议书呈到国王面前，这次将入侵兵力提高到一万两千名西班牙人、四千到五千名菲律宾的“印度人”，以及尽可能募集到的日本人。这份提议书还建议派耶稣会士为先锋，渗入中国搜集敌情，策反中国人以为内应。提出该建议书的几位人士夸夸而谈，称中国拥有“人所能渴求或理解的所有财富和不朽名声，还拥有坚信主且渴望荣耀主的基督徒，在拯救无数人的灵魂上，所企盼得到的所有发挥空间”。这些请愿人向国王费利佩二世保证，征服中国不是为了“可鄙的钱财”，而是为了“光荣的事功”。情况危急，时间紧迫。“机会稍纵即逝，一去就不会再有，”他们提醒，“中国人愈来愈提防，愈来愈有戒心。他们已开始储备军火，构筑防御工事，训练士兵。他们已从葡萄牙人和我们的人学到这些备战作为，而且还在学习。”在今人看来，他们力主入侵中国的诸多论点中，就属最后一个论点最为奇怪：中国可能落入穆斯林之手。那些请愿的人提醒，中国一旦归穆斯林掌控，西班牙将会永远被逐出中国市场。1492年将穆斯林完全逐出西班牙境内的那段历史，仍鲜活留在这时西班牙人的脑海中，而以西班牙帝国与奥斯曼帝国竞争激烈的程度来看，这个论点的确大有可能让费利佩失去理智，冲动出兵。但费利佩并没有。他不只拒绝了这项提议，还不准那位总督再把这类愚蠢的计划转呈给他。西班牙不可能像征服南美洲或菲律宾那样征服中国。取得中国的财富，将只能透过贸易，而非武力征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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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西班牙从事这一贸易的基地，就是马尼拉。西班牙人将这座沿海港口重建为防御严密的城市。由高厚石墙围住的地区，是只供“西班牙人”——对所有欧洲人的称呼——居住、活动的地区。他们可以带仆人、卫兵、奴隶（尽管1591年的教皇诏书解放了菲律宾所有的奴隶）进入马尼拉，但与他们做生意的华人得待在城外。最初，华人在特定季节来马尼拉，乘着季风前来，秋季时返回月港。随着贸易量变大，贸易流程变复杂，华人极力要求西班牙人同意他们待一整年，也就是所谓的“压冬”。中国政府禁止商人在海外待上一整年，但法令再严，还是敌不过待一整年的商业考虑。西班牙人同意这项要求，但对于待上一整年的人数设了门坎，不准超过六千人。1581年，西班牙人决定仿照欧洲各城市限制犹太人居住区的做法，将华人更进一步约束在一个聚居区[5]。华人聚居区是个由木栅围起的镇，入夜之后，华人都只能待在里面。西班牙人根据阿拉伯语的丝（cer，来自中国丝的发音si），将那里取名Alcaiceria，意为“丝市集”。当地的他加禄人则称之为“八连”（Parián），即他加禄语“讨价还价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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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人禁止华人以石材建屋。他们认为这种人远远不配用这么高级的建材，因此，过度拥挤的八连频频毁于火灾，但也频频重建，且每次重建，规模就更大，因而当1637年时，有位来到这里的西班牙人，才会以赞赏的口吻说“他们的居住环境秩序井然”。每次重建，聚居区的位置就会变动，前后变动了几次，但总是离马尼拉城墙不远，套句某位多明我会神父在1666年向国王欣然报告时候所说的话，“位于该城的火炮射程内”。1594年道明会被委以让华人改信基督教的重任，随后，他们在八连替多明我会神父建造了三王教堂。他们获准用石头建造，意即每次八连发生火灾，这座教堂都会如1628年该聚居区付之一炬时某神父所说的，“免于遭索多玛之火焚毁”[6]。他宣称那场火“是不信上帝的华人犯下可怕的罪恶，激怒上帝，而招来的天谴”。皈依基督教的华人少之又少，因为那表示得把头发剪成欧洲式样，戴上海狸毛皮帽。大部分华人不想斩断自己文化的根，融入西班牙文化。少数融入西班牙文化的华人中，有一人被选派为八连的首领。但1628年大火之后，马尼拉总督撤掉那名中国首领，换上一名职称为“华人保护者”的西班牙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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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官方数字，八连的人口增加到两万，但实际上，马尼拉城里城外的华人，人数可能至少高出一半。没有他们，西班牙人不可能建成殖民地。将中国货运到此地的华商，终究只占少数。西班牙人能过上像样的生活，是拜来此的其他华人之赐，他们中有谷物商和菜农、裁缝师和制帽匠、烘焙师和蜡烛制造商、甜点师傅和药房老板的、木匠和银匠。他们供应西班牙人书写用的纸，捕捉他们吃的鱼，运来他们买进的货品。没有他们，西班牙人不可能安安稳稳当官员、神父、绅士。西班牙人称他们是Sangley[7]，那是西班牙语对某个中国词语的讹称，至于是哪个词语，如今未有定论。正统的语源学认为Sangley来自“生理”一词[8]，但有人主张来自“商旅”或“常来”——而“常来”是华人所做的事，华人“常来”大大造福了西班牙人侨居社群。1609年，菲律宾总督安东尼奥·德·莫尔加（Antonio de Morga）就承认“事实上，没有这些Sangley，马尼拉城无法运行或维持，因为他们涵盖各行各业，技术纯熟，且干活认真，要求的工资很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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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来自福建的贫穷华人而言，马尼拉是座“金山”（基于类似的理由，19世纪时北美西岸几座城市也被华人取名金山。金山也可解读成“钱山”）。为了一圆淘金梦，他们大胆出海。他们勇于冒险，叫中国沿海地区一位名叫周起元的官员大为佩服。他在1617年替《东西洋考》一书写的序中，以敬畏口吻说到小贩把和外族酋长、武装首领君打交道，当成和小官员打交道一般，“贩儿视浮天巨浪如立高阜，视异域风景如履户外，视酋长戎王如挹幕尉”。他还说他们“海上安澜，以舟为田”——而田地正是财富所应来自的地方。周起元清楚地指出，若有人要干扰贸易，这些人不惜暴力相向，对于试图阻止、惩罚他们的法律和法庭，他们也完全不放在眼里，但他们勇于出海追求财富的行径叫他实在佩服，因而他不由得赞叹道，“此挥篙搴棹之众，皆瀚海貔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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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3年春，一名负责收福建关税的“税监”唤作高寀，决定查明马尼拉有金山的传言是否属实，于是派了一支代表团前去调查。这很不寻常，因为当时明朝法令禁止官员未经明确允许而擅自出境或派代表团出国。高寀是太监，背景够硬，可以无视这些规定。他是皇帝钦点的官员，受命替皇帝的私人财库尽可能搜括银两（十年后，周起元等地方官员终于让高寀因贪污而被召回北京，但那也是经过几次街头暴动才得以办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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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团前来一事，让西班牙殖民者既惊且忧。有些西班牙人担心，查明真相只是幌子，实际上是前来探路，以便接下来出兵入侵。其他西班牙人对这看法嗤之以鼻，认定中国无意打造西班牙式的殖民帝国。有个持这种看法的西班牙官员认为，提出前一主张的人居心叵测，希望“见到局势大乱，以便乘机夺取”生活在八连的华人财物。总督正式欢迎代表团，但保持警戒。他担心情况不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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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春末，供非欧洲人看病的诊所发生火灾，华人主动表示愿意进城灭火，紧张不安的总督拒绝，而让诊所付之一炬。华人不满西班牙人的猜忌之心，还怀疑总督宁愿让诊所烧掉，居心叵测。不巧的是，西班牙大主教来到马尼拉未久，还不懂当地的微妙局势，在那年夏天布道时指控华人罪恶深重、行巫术，使局势更为恶化。双方关系紧绷，在那年秋天演变为暴力流血事件。两万名武装不足的华人，猝然遭到西班牙士兵和当地土著战士的狂乱攻击，全数丧命。福建省府一名官员发出抗议，西班牙人却说他们有权镇压叛乱，并要他“应该想想，如果在中国发生类似情形，他会怎么做。”明朝政府不再追究这事，断定这事发生在其辖地之外，而且那些丧命的华人迁居海外，已实质放弃皇帝子民的身份。贸易在下一季恢复，但是一直到17世纪结束，那场屠杀回忆的幽魂仍然挥之不去，持续缠扰当地西班牙人和华人的双边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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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3年的屠杀事件使明朝官府戒慎恐惧，不愿将对外贸易之门一下开得太大，但那丝毫未能阻止华人继续前来马尼拉。据兵部尚书在1630年上呈的报告，每年春天有十万名福建人出海，且是受贫困所迫，不得不然。为此，他反对封闭海疆，以免这数十万人走投无路，为了生活而造反作乱。根据一名西班牙王室官员的说法，到了1636年，住在马尼拉城里和周边的华人、日本人达三万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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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是在马尼拉做买卖的人，都很看重马尼拉这地方。这里是17世纪欧洲、中国两大经济体商业往来的地方，只要有白银流动，即使发生过屠杀事件，亦无法阻断二者的往来。双方各带来对方所想买和买得起的东西，从对方取得自己需要的东西。每年春天，有一艘西班牙大帆船——在菲律宾称之为马尼拉大帆船，在墨西哥称之为中国船——从墨西哥载着白银横越太平洋来到马尼拉。每年春天，还有三十至四十艘人称戎克（junk）的中国式帆船[9]，满载“丝、棉、瓷器、火药、硫黄、钢、铁、水银、铜、面粉、栗子、核桃、饼干、海枣、各种东西（纺织品）、书桌、其他珍奇物品”，从中国驶来。马尼拉贸易之利，吸引许多华人投入这一行。一如周起元所指出的，“五方之贾，熙熙水国，刳艅艎，分市东西路”。商人上船，走西洋、东洋路线出去做买卖。西行路线贴着福建海岸往南航行到越南，东行路线航行到台湾，再往南到菲律宾。“其捆载珍奇，故异物不足述，而所贸金钱，岁无虑数十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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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西班牙人而言，往来风险很高。从墨西哥出发的马尼拉大帆船，要花两三个月横渡太平洋才能抵达菲律宾，而回程则要花更久时间。大帆船要在7月之前启程前往阿卡普尔科，以免在菲律宾群岛间的危险水域遇上台风。因此，这是门高风险的生意。损失一艘中国式帆船，对生意冲击不算太大，因为货物分散在数十艘船上。与之相对，若是一艘西班牙大帆船在航行途中沉没，整个贸易季就都做不成生意，对双方都是严重损失。这种事发生颇为频繁，令主事者不敢等闲视之。从这一贸易开始到1815年这段期间，有十五艘西班牙大帆船消失在从阿卡普尔科出发的西航途中，有二十五艘沉没于更艰险的返程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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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纪意大利旅行家佛朗切斯科·卡雷里（Francesco Careri），记录了往东横越“由水陆构成的地球的将近一半距离”的路途艰险。西班牙大帆船要对抗“那里接二连三出现的可怕暴风雨。”如果船只未毁于暴风雨，也会有“令人绝望的疾病一年七八个月里都紧抓着人们不放。人们有时航行在赤道附近。有时寒冷，有时温和，有时炎热，足以让钢铁之人都捱不过去，更别提在海上只有劣质食物可吃的血肉之躯”。劣质食物导致坏血病——西班牙人称之为“荷兰病”——但若劣质食物吃光了，又可能让船员饿死。1630年代，有两艘西班牙大帆船的船员，为了免于饿死，将一百零五人丢到海里，以让剩下的人活下。最骇人的例子乃是在海上漂流超过一年而于1657年被人发现的“圣荷西”号。发现时，那艘船正在阿卡普尔科南方外海往南漂流，船上满是尸体，皆因饥饿、脱水而死，船上还装满着整个货舱的丝织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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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的马尼拉大帆船载着堆积如山的珍贵货品返回墨西哥，然后在墨西哥换取他们在美洲殖民地搜括的大批白银。从阿卡普尔科经官方登记出口的白银数量，在1580年代和1590年代，一年约三吨，到了1620年代，增加为一年将近二十吨，然后维持在一年约九至十吨的水平上。根据官方纪录，17世纪上半叶，西班牙大帆船运了将近七百五十万吨的白银到马尼拉。加上走私的白银，总数至少翻倍。这些白银并非全部流往福建。有些转到澳门，经葡萄牙人之手流入中国——别忘了，1625年在华南沿海搁浅的“吉亚”号，就是欲从马尼拉运送白银到澳门。但大部分白银运往福建，消失于中国经济里。据目前最可靠的估计，17世纪上半叶，中国输入了五千吨白银，其中约一半产自日本，剩下的产自西班牙辖下的美洲矿场。美洲生产的白银，有一部分往东运到欧洲，再经印度洋运到中国，但大部分由美洲直接往西横越太平洋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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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大量的白银输入，突显了中国境内官方政策与民间商业之间脱节的荒谬。一方面，明廷深信若开采银矿，必会在开采聚落里引来人心腐化和社会动荡，为了防止出现这种情形，朝廷想尽办法来限制银矿开采。另一方面，商人却将大量白银输入华南。1630年代，冯梦龙在闽北任寿宁知县时，加派兵力守护在一个世纪前就由皇帝下诏关闭的该县境内的七座银矿。冯梦龙派兵戒护，以防游民开采旧矿坑，讽刺的是，福建商人此时却成吨地运进美洲白银。但这样的内部矛盾情况，正是17世纪上半叶中国所处的境地。官府努力防止无钱无势的人积聚私人财富，唯恐助长叛乱势力，另一方面，民间的商贾却通过海外贸易积累庞大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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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银轻易就流入中国经济，是因为需要白银弥补小交易所用到的铜钱的不足。铜钱是标准货币，也是明朝政府征税时所收的钱币种类。白银流入中国如此之多，使中国人深信其供应永远不会匮乏。他们还认定，外国人控制白银的供应来源，不必辛苦工作，就有白花花银子任他们花，想买什么就能买什么，生活叫人艳羡。事实上，就有皈依基督教的中国人，建议方济会的传教士利用这种心理传教。“人天生爱钱，如果把银子送人，没有人不会追随”你的教义。方济会传教士石铎琭（Pedro de la Piñuela）将这段交谈放入常用的对话之中，引起的回应可想而知。“这不是在追随教义，而是在追随银子。”但是他接着谈到，即使真要那么做，实际上也不可行，因为他的修会没有源源不绝的白银可以分发。“如果人为了银子而上门，一旦银子用完了，他们就会跑掉。来自西方的白银并非用之不尽，而人的贪欲却是永无止境，一旦再没有白银可给他们，他们对基督教的追求会不会像白银一样也跟着告吹呢？”而如我们后来所看到的，白银终有穷尽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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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银供应源源不绝的期间，其在中国催生出奢靡之风。它使人得以积聚财富，拥有现金，进而助长虚荣性消费和社会上竞比豪奢的风气。有能力享受这新富裕的人热情拥抱这文化，花大把银两购买昂贵物品、古玩、豪宅，并乐在其中。但是在17世纪之初，这波豪奢消费的新风气引来强烈反弹。观念保守的士大夫，认为银子是终会让人失望的虚幻之物，银子使他们不得不对时代的腐败发出沉痛警告。知县张涛就是对白银经济大为惊骇的人士之一。1607年，张涛奉派到安徽歙县当知县，该县住了几个当时最有钱有势的富商。可想而知，张涛到任之后，双方互相看不顺眼。1609年，张涛在县志上痛批不义之财、炫富摆阔、道德沦丧的社会现象。原本维持社会团结的伦理基础逐渐崩毁，原本维系乡村生活的互惠义务不再受到遵行。他把这归咎于对白银的贪求，利令智昏、腐蚀人心的狂热追求。白银不可能是储存财富的单纯媒介。白银没有固定用途或实际价值，却可无限制地换取其他所有东西，因为这一本质，白银让富人得以自由积累个人财富，同时剥夺穷人的生存凭借。如此造成的不幸后果，就是“富者百人而一，贫者十人而九”。对此现象，张涛慨叹：“金令司天，钱神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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