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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会采取与中国政治当局合作的策略，乃是希望当局的支持能转为公开的包容和大众的接受。早期最有成就的耶稣会士是1583年从澳门进入中国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利玛窦花了十年时间让自己的打扮言行融入中国社会之后，找到与中国习俗和信仰并行不悖的应对之道，使他得以打入士大夫阶层，并在1604年后和徐光启合作翻译西方典籍。他们的成功鼓舞耶稣会士跟进，采取包容中国习俗与信仰的路线。徐光启于1633年去世，此时已有约十二名耶稣会传教士在中国好几个地方传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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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明我会的策略，则与耶稣会的包容路线恰恰相反。他们认为包容——包括政治上与意识形态上的包容——危害基督教义的完整。多明我会修士较倾向于避开官员，在官方不知情之下，偷偷打入地方的社交网络。因此之故，1632年1月2日，意大利多明我会修士安杰洛·高奇（Angelo Cocchi）登上福建一座离岛时，并不是又一个寻求遣返的不幸船难生还者，而是有意就此在中国落脚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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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杰洛·高奇运气好，才得以抵达中国。照理他本应没命踏上陆地。他和他所率的十二人，买了两天前离开台湾的船票。那时高奇已在台湾待了三年，领导多明我会在台传教工作，他离台的时候，多明我会传教团已在台设立五年（不久之后，西班牙放弃了他们在台的小小据点，把台湾让给荷兰）。胡安·德·阿尔卡拉索（Juan de Alcarazo）这位菲律宾的西班牙总督，请他去与福建巡抚熊文灿展开贸易谈判。高奇欣然答应，因为这正给了他梦寐以求的前往中国的机会。这个佛罗伦萨人在十三岁进入多明我会当见习修士，时为1610年，或许早在那时，赴中国传教的梦想就已萌芽。或许这想法浮现于接下来十年他在费耶索列（Fiesole）、萨拉曼卡（Salamanca）攻读时，或者1620年他离开卡第斯前往巴拿马时，或者1621年他在阿卡普尔科搭船前往马尼拉的时候。可以确定的是，1627年，他奉命在马尼拉的港口甲米地学福建方言时，这个想法已在他心中。1639年，甲米地的中国人被西班牙人杀得一干二净，他的方言老师可能也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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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1年12月30日，安杰洛·高奇搭上从台湾驶往福建的中国帆船。他率领的随员涵盖了多个民族和文化，包括来自西班牙的多明我会同僚谢道茂（Tomas de la Sierra）、两名西班牙卫兵、七名菲律宾人、一名墨西哥人、一名中国翻译。不管他们带了什么样的献礼、补给品、谣传中的银子，对船上的水手而言，都是太大的诱惑。船员很快就动手。出海的第一天晚上，他们攻击外国人，打算杀死所有人并抢走他们的财物。五名菲律宾人加上一名墨西哥人，以及西班牙修士谢道茂因此遇害。其他人退到船舱里，堵住入口，与敌人对峙。双方都不敢轻举妄动，如此撑过第二天。隔天晚上，也就是元旦的前一天，另一帮海盗摸上船，抢走船上所有的财物，杀掉所有船员，任船随波逐流。他们难道不知道甲板下藏了一名意大利人、一名中国人、两名西班牙人、两名菲律宾人？他们似乎是不知道，因为他们一向认定有外国人就有白银，若是知道有外国人在甲板下，肯定不会放过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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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杰洛·高奇和五名同伴——其中两人受伤——在船舱躲了一天两夜。1632年元旦早上，高奇小心翼翼走出船舱。他们发现船在福建海岸外漂流，除了横七竖八的尸体之外，甲板上空无一人。他们费了一番工夫，终于让船在一座岛屿靠岸，岛上渔民将他们送到大陆。渔民帮他们脱困，或许出于真诚的恻隐之心，但更有可能是因为有那艘帆船作为报酬。然后他们被转送到泉州府城——与马尼拉贸易的中国沿海港口之一——再送到省城福州，由福建巡抚熊文灿处理。熊文灿礼貌地接待高奇，但无意让他居留，更无意谈贸易事宜，反倒将高奇来华一事上报朝廷，请求指示。他还下令追捕登上高奇船上的那批海盗，逮捕后予以处死。高奇替他们请命，但还是挽不回他们的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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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月后，朝廷指示送达，命令将之遣返——“吉亚”号生还者若是这么快收到这命令，肯定大为高兴。拜利玛窦开疆拓土之赐，当时，欧洲传教士只要遵行耶稣会士所遵行的四个条件：通过合法渠道来华、穿中国服饰、讲中国官话、言行符合中国礼俗，就可以进入中国。高奇在这四个条件上都不合（莫非他的中国话不够地道，或者他在甲米地学的方言无法听懂？），于是遭驱逐出境。引渡回菲律宾，正是他所不希望的。他想待在中国，想将余生贡献在中国传教事业上。他不想返回马尼拉，更不想回佛罗伦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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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府安排了船送高奇回马尼拉，但他要上船的那天，一名想到菲律宾的日本基督教徒代他上船。这偷天换日的行动，由一个姓刘的人主导。刘氏是来自附近县城福安的中国基督徒，当时耶稣会已在福安建立传教团，吸收了十名中国人皈依。那名日本基督教徒在福州做什么，他如何骗过官府，仍是个谜，但这一招奏效。换人成功之后，刘氏急忙将高奇从福州送到福安，一起着手将高奇的外貌和言语改造成本地人的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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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奇在中国安然落脚，没被福建省府查出。官府若是知道他的下落，会予以逮捕，驱逐出境。尽管如此，他的传教还是颇为公开，引领几个中国人皈依，建了两座教堂。他很坚定地要让多明我会在福建落脚生根，因而不到一年，他和信徒就拟定计划，要从马尼拉，同样经由台湾，偷偷带进更多传教士。这一次，船只为了这目的而从中国出发，且以四名中国基督教徒为船员，以确保万无一失。计划顺利达成。1633年7月，高奇欢迎两位西班牙神父来到福安，其中一位是黎玉范（Juan de Morales），他曾想率传教团到柬埔寨，但是没有成功。若是没有高奇的中国教友，这件事不可能成功，而高奇若未赢得他们的信任和虔诚付出，他们也不可能投身此事。四个半月之后，年方三十六的安杰洛·高奇突然染病，死在他长久渴望结束一生的地方，只是他大概没想到这么快就走到了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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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奇一如韦特佛瑞，自愿走上永不归乡之路。两人都在做了这个选择之后安然地生活下去，至少最初是如此，而且两人都开始在新环境打造自己的新生活，一个当神父，另一个任职于国王的兵工厂。但那些落脚在远离欧洲的异地，决定此生不再返乡的欧洲人，并非个个都是如此的境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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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特佛瑞初次前来亚洲所搭的那艘船——“霍兰迪亚”号，1625年载着胡椒回到欧洲。船上有两名船员选择中途脱队。韦特佛瑞的“霍兰迪亚”号返航时，船长正巧是威廉·班特固，我们因此得以知道他们两人的事。厄运再度找上班特固，因为“霍兰迪亚”号横越印度洋时碰上暴风雨。该船抵达马达加斯加岛时已经受到重创，不得不驶进圣露西娅湾（Bay of Santa Lucia）维修，包括要安上一根新船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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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露西娅是荷兰海员碰到这情况时常用的泊地，因此住在该湾周边的马拉加斯人（Malagasy）对欧洲人一点都不陌生。班特固派了一些船员上岸“和居民交谈”——这意味着至少有一方懂另一方的语言。马拉加斯人同意让他们上岸，修理船只，甚至主动表示愿意帮忙将制造新船桅所需的木材从内陆拖到海边。合力干活使双方变为熟稔，交情好到接下来三个礼拜待在圣露西娅期间，“船员常溜出去找乐子”。一如班特固所直言指出，“那里的女人很喜欢和我们的人上床”。他只在意他的人不要玩过头，怠忽了职守，但他也知道，和女人上床有助提升工作干劲。他指出，“他们和女人厮混之后，回来干活时温顺得像小羊”。这些外来客还找到具体证据，证明当地女人和荷兰水手上床已非第一次。班特固指出，马拉加斯人“大部分黑皮肤”，头发“鬈得像绵羊毛”，但他也说，“我们看到这里有许多小孩，肤色几乎是白的，垂下的头发是金色的”。他不需进一步解释，看到这描述的人都知道是怎么回事。在“霍兰迪亚”号船员上岸的约十年前，已有第一批荷兰男人来此，和当地女人上床，生下这些马拉加斯混血孩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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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圣露西娅湾逗留了将近一个月之后，4月24日早上，船准备离开，这时，班特固发现有两名值夜班的船员失踪——希尔克·约普金斯（Hilke Jopkins）、盖里特·哈门斯（Gerrit Harmensz），还有一艘小船也不见了。班特固说，约普金斯和哈门斯“逃去找黑人了”。或许，已有荷兰人在此和当地女人生子一事，鼓励了希尔克·约普金斯留下来碰碰运气，不回弗里斯兰老家，也鼓励了盖里特·哈门斯不回位于诺顿（Norden）的家？甚至，是否可以合理推测，他们两人在欧洲都没有家或没有成家？他们在数年前乘船东航，而许多人是因为走投无路才踏上此途，因此，很可能没人在等着他们归来。眼前既然似乎有找到幸福的机会，或甚至只是存活的机会，那何不留下来开始新人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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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特固派了一队士兵前去搜捕，打算将这两个逃亡者押回船上。船上的活需要他们两人来干。搜捕队一度找到约普金斯和哈门斯，但由于马拉加斯人的包庇，无法将他们逮捕。搜捕无功而返，还使“霍兰迪亚”号的离开又推迟了一天。班特固死了心，任他们过他们选择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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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文化藩篱，不像跳船逃跑那么容易。那得放弃自己故乡的语言、食物、信仰、礼仪，转而拥抱新落脚地的语言、食物、信仰、礼仪。对有钱人来说，这些改变影响很大，因为他们过惯了家乡舒服体面的生活。但约普金斯和哈门斯都是穷人，而每个地方穷人的生活条件大同小异。荷兰穷人和非洲穷人所吃的谷物或许不同，但主要都是淀粉类食物。他们所穿的自纺衣物或许不同，但都是粗布。他们所拜的神或许不同，但都知道死后的世界远非他们此世所能左右。他们所能做的，就只是祈求，希望好运降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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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特固在回忆录中，将欧洲男性视为那场逃跑大戏的关键角色，其实并非如此。马拉加西女人才是主角。那些女人若不愿帮荷兰男人，约普金斯和哈门斯在圣露西娅湾就别想存活。没有性，他们当然可以活下，但没有那些女人提供资源和生存本事，没有因为她们的关系替他们在亲族网络觅得一席之地，他们不可能存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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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利害考虑，普见于全球各地。尚普兰就鼓励手下——包括那些在法国家乡已有妻室的人——娶休伦女子为妻。要在异乡安然存活，最保险的方法莫过于牢牢打进那些最能支持他们、最能促进贸易的族群里。一方面，新法兰西的传教士谴责跨族通婚不道德，另一方面，休伦族男子纳闷同族的女子怎么受得了这么丑的丈夫。有位休伦男子在第一次见到法国人之后就如此问道：“会有女人看上这样的男人吗？”但他们没有其他理由反对，因为跨族通婚对双方商人都有好处：如此的结合让他们可以优先取得所要的商品。加拿大史学家席尔维娅·范·克尔克（Sylvia van Kirk）称这些土著人是“居间搭桥的女人”。她们夹处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之间，左右逢源，沟通彼此，因而享有影响力和威望。但法国人与土著人之间的均势一旦倒向法国这一边，她们所开启的渠道随之关闭。这时，欧洲女子涌入新法兰西，数量多到将土著人女子逐出婚姻市场，使种族歧视观念重新浮现，并成为加拿大社会的社会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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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关系存在于美国史学家理查德·怀特（Richard White）所谓的“中间地带”（middle ground），即两种文化相遇且必须开始互动的场所。只要其中没有一种文化能凌驾另一文化之上，这一交会场所就会继续存在。而只要它继续存在，两种文化都会调整差异，协调出合理的共存方式。法国人和休伦人通过战争、贸易、婚姻，在17世纪上半叶一直维系着这种中间地带。在圣露西娅湾，马拉加斯人和荷兰人都在执行这个策略，同样没有哪一方能将其意志强加在另一方之上，除非不惜打破互蒙其利的双方关系。在这种不同文化的联结关系里，乘船失事的人和俘虏有许多角色可扮演。他们教导、学习语言，给予、吸收知识，竭尽所能理解他们所遇到的新习俗和新观念，将之转译给另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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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中间地带的存废，取决于双方都认知到妥协的必要。莎士比亚在1611年写《暴风雨》的时候，就本能地认知到这个关系的脆弱。一如凯列班向遭遇船难的欧洲主人普洛斯彼罗愤愤说道，一开始的和善亲切——“（你）轻拍我，待我好”——转眼间就变成奴役，变成开始剥夺人们原有的文化。虚构的人物卡利班以怨恨口吻提醒普洛斯彼罗：“你教过我讲话，我从这上面得到的益处只是知道怎样骂人。”莎士比亚虚构出的人物，表达了现实生活中的土著人，面对自己语言、文化丧失时那种心中的绝望。一如某位阿尔贡昆人对向其族人传教的法国传教士所抱怨的，“使他们脑子翻转，使他们死亡的，是你们”。接触新文化的后果，来得又快又猛。“一切来得真快，”当代的蒙塔涅族诗人阿芒·科拉尔（Armand Collard）如此写道，“没有时间反应，就屈服了。”中间地带关闭，与外人平起平坐的机会也随之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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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身荷兰，同样不是出于范·德·布赫画中那个男孩的选择。他能做的就只有屈服，思索在那新环境下如何随机应变以求生存。看着他所摆出的荷兰仆人姿态，他似乎应付得很好。但他朝我们投来的直率眼神似乎在暗示什么，或许在暗示他注意到，这不是他该待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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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米尔笔下的人物都不出代尔夫特方圆二十公里内出生的人。他唯一一次考虑画非地道荷兰人，是在二十出头，他采用古希腊罗马题材和圣经题材作画时。当时的人认为，凡是习画，就应从这些题材入手。在上一辈的时候，阿姆斯特丹的伦勃朗和代尔夫特的莱昂纳特·布拉默（Leonaert Bramer）已将圣经场景转化为充满视觉震撼的题材，从中建立一个年轻的维米尔所不得不跟进的风格。17世纪画家描绘遥远过去的情景时，所要克服的难题乃是让时人所见到的周遭世界和另一个时空下所可能呈现的世界之间必有的落差，在画中消弭于无形。画家希望观者如临现场，实际看到正在发生的事。要达成这个效果，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圣经时代的过去看来一如当下的荷兰，或让其不同于当下？避免这类造假做法，让笔下人物穿上当代荷兰衣着，同时仍保留荷兰建筑应有的建筑细节，这样是否更能符合写实的需求？如果不是，那么画家是否该在其画布上布满从当代近东文化拾取来的东方细节？这样是不是更能让观者暂时搁下他们的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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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勃朗、布拉默那一代的画家很善于将某些特征东方化，同时保留浓烈的熟悉感，打造出混合古今东西的外观。维米尔的天赋则往相反方向发挥：不去追求伪造的历史写实，而是将历史情景转化为现今的情景。在其早期作品《玛利亚与马大家中的耶稣》（Christ in the House of Mary and Martha）中，他按照当时艺术家笔下耶稣所常呈现的穿着，让耶稣穿上那身无法断定属于何时何地之物的制式衣物。至于玛利亚和马大，他让她们的打扮和当时的荷兰女人差不多。她们所置身的那个隐约呈现的房间看起来也很像荷兰人家中的模样。维米尔这时二十二岁，已开始避用前辈画家所嗜用的近东风格。再过不到两年，他就完全扬弃那种伪造的历史情景，只画真实的代尔夫特日常生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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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米尔虽然不再画圣经场景，却不讨厌在自家墙上挂那类画作。在信仰新教的荷兰，天主教家庭挂上那类画，借以提醒自己所信仰的是更忠于原始教义的基督教。他死后，妻子所拟出的遗物清单里，列了多件艺术作品，其中有一幅《三博士图》，描绘东方三博士不远千里前来伯利恒膜拜新生的耶稣。这幅画遗赠给他仍坚守天主教信仰的岳母玛丽亚·廷斯。它挂在屋子的主厅里，位置很突出，意味着那是有意让人看见的画，而这或许是因为它带有的信仰的意义（天主教徒推崇膜拜在礼拜仪式里的作用，路德、卡尔文两教派抨击天主教徒对东方三博士的膜拜，可能使热衷于膜拜的天主教徒更恪守对三博士的膜拜），也或者因为它是值钱的画作。关于这幅画，我们所知仅止于此，因此，我们不妨假设那是由当时仍在世的代尔夫特某画家所画的三博士图，而且是维米尔可能见过的三博士图：莱昂纳特·布拉默所绘的《东方三博士来伯利恒之旅》（The Journey of the Three Magi to Bethlehem，彩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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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米尔的帽子：17世纪和全球化世界的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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