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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乱的开销迫使科奎拉不得不进一步开辟财源。他所用的办法之一，是将华商取得贸易许可的费用提高一倍。他想借此惩罚支持暴乱的华商，结果因华商将增加的费用转嫁给客户，全马尼拉物价上涨，效果适得其反。国王派赴马尼拉的财政官员在1644年抱怨，“以前卖两雷亚尔的鞋子，现在卖四雷亚尔”，也就是半比索（一比索合八雷亚尔）。“以前两比索可买到的衣服，现在要四五比索。其他东西也都一样，”他如此埋怨，“这全源自始于1639年许可费全面提高加重他们负担所致。”科奎拉欲让华人支付他打胜仗的成本，到头来反倒让那成本落在西班牙人身上，使自己陷于不利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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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奎拉四面楚歌，自请辞职。但他要等继任总督到来后才能离开，因为卸任总督要等新总督审查其账目，确认无贪污之事，才准卸职。由于天主教会已对他提出五十九项渎职控诉，马德里当局于是在1641年裁定，科奎拉在审查期间得受拘禁。继任总督1644年才到任，意味着科奎拉因为候审，在舒服的家中软禁了三年。经过一年调查之后，新总督判决他某些罪名成立（让西班牙在台湾的据点落入荷兰人之手这一罪行也加在他头上），其他指控不成立，然后将此案转送马德里，呈请终审判决。科奎拉在西班牙本土有支持者，他们对教会提出新一波的反控，以使此案更为复杂。他的案子因此一时之间无法结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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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奎拉遭指控的五十九项罪名中，有一项是侵占国王的贵金属制品，运回西班牙扩大个人财富。列出的侵占物品中，包括一套纯金的盘子和一个有柄敞口水壶，那原是西班牙国王为打开日本贸易门户而欲赠给日本天皇的礼物。那套金盘和金水壶不知为何失踪，而科奎拉被指控将那套器皿当做个人财物送上“怀胎圣母”号——1638年从马尼拉驶出而沉没于马里亚纳群岛海域的船只——运回西班牙。他极力否认，而案情一直也陷于胶着，因为他在该船出航时已阻止海关人员列出完整的船货清单。最后，马德里当局认定查不出真相，决定不对科奎拉作出有罪或无罪的裁决。所有指控撤销，科奎拉继续为西班牙帝国效力。他被派去出任科尔多瓦地方行政官，最后在加纳利群岛总督这个要职的任期中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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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找不到金盘和金壶，因而无法将科奎拉定罪。但是三百五十年之后，证物重见天日。1980年代海洋考古学家调查“怀胎圣母”号沉没处的珊瑚床，在海床上发现一只金盘的盘缘——目前为止证明科奎拉犯了侵占罪的最有力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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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物”（非生活必需之物）鉴赏行家文震亨若能通过科举考试，大概会像科奎拉一样当上高官。他在1621年通过县试，但如果想通过层层考试，觅个一官半职，就得写主考官所喜欢的八股文章，而他似乎受不了那样的文章。1620年代也不是谋取官职的好时机。皇帝身边的宦官贪腐至极，实质上把持朝政，朝纲败坏，在这种情形下，想在朝中为官，若不同流合污，就会遭弹劾去职，或是更悲惨的下场。1624年府试再度落榜后，文震亨从此断了在考场与人无休无止拼搏的念头，转而随性自适，将心力投注在自己喜欢的事物上，在苏州——晚明时期高尚文化与高消费力的中心——弹琴、演戏、建造庭园度日。文震亨家财万贯，使他得以过着他在《长物志》中所力倡的那种吟风弄月的悠闲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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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震亨的哥哥文震孟在1622年中进士，入朝为官，再度光耀文家门楣，但是弹劾宦官魏忠贤，让他惹祸上身。他于1636年去世，把主持文家的担子交给文震亨。文震亨按礼俗服完丧期之后，觉得自己得像哥哥一样当个官，于是在北京谋得一个小官职。但不久之后，文震亨因在朝廷派系斗争中站错边，入狱关了一段时间。两年后，朝廷派他到北方边境防御满人的部队当差。时为1642年，那是明朝最悲惨的一年，满人大军集结边境，不时入境袭扰，而从蒙古传来的瘟疫使华北许多地方民生凋敝。那场瘟疫特别厉害，有些地方因此整个村子无人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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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震亨费了一番工夫，避开任命，找了借口辞官，返回南方的苏州老家。1645年清军抵达苏州时，他正忙着建造新庭园，最后死于清军占领苏州期间，享年六十五岁。他这种性格的人，若在改朝换代之际活下来，会有何种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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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纪中叶身陷明朝覆灭乱局的文人，有许多人的遭遇和文震亨类似。指出北京每个街角都出现抽烟人的礼部侍郎杨士聪就是其中之一。杨士聪留到1644年春，李自成的大顺军攻占北京之后才离开。京城失陷时，末代皇帝崇祯为免女儿落入起义军之手，亲手杀掉女儿（但其中的长平公主伤重未死），然后自缢于煤山树下。杨士聪的女儿和两个妾效法崇祯，也自杀身亡，但杨士聪打算自杀时，遭仆人制止，仆人将他偷偷带出城，以便其加入反清军队。他回到家乡，但清军攻入，他不得不再往南逃。他并未像文震亨那样落入清军之手，但最终还是遭满人的奸细逮捕，劝他弃明投清，为新政权效力。杨士聪予以拒绝，自我放逐，不久之后，死于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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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杨士聪、文震亨这类人，17世纪或许把世界连成一体，但由此对其所处时空的冲击，却非他们所能承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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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米尔在晚年也遭逢苦难。他的家族从未富裕过，但是靠着维米尔作画和从事艺术品买卖，加上玛丽亚·廷斯的资产和投资，倒也衣食无虞。1672年法军入侵尼德兰，维米尔赖以取得足够现金的艺术品市场随之瓦解。艺术品买卖这一行，总要在经济畅旺时才会活络。荷兰经济里充足的资金，助长这些美好“长物”的生产。家家户户热衷于在自家墙上挂上绘画，而在17世纪中叶期间，买画风气之盛前所未见——这是现今全球各地的艺术馆收藏有如此多17世纪的荷兰绘画的原因之一。1670年代，过剩资金在代尔夫特经济中消失了，维米尔这类靠作画为生的艺术家，生计顿失所依。无人上门买画和委托作画，欲维持一家生计，唯一办法就只有借贷。见于纪录的最后一笔借贷，贷方是阿姆斯特丹的一名商人（此人可能借钱给他，要他日后用画抵付），款项是一千银荷兰盾——这笔借款大到还不起。生计无着的压力，扼杀了维米尔的创造力。现存的三幅晚年画作，全描绘女性忸怩不安地弹奏着乐器，其中只有一幅，水平和早先的画作差堪比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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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5年12月15日，维米尔突然去世，得年四十三岁。一年半之后，卡塔莉娜因生计问题而求助代尔夫特市政当局时，说维米尔的死肇因于生计无着，而生计无着则是“毁灭性的漫长战争”所造成的。她丈夫发现“自己的作品一张都卖不掉。而且，叫他损失惨重的是，他只能枯坐，看着他买进却卖不出的其他大师画作。因为这个问题，因为抚养小孩的沉重负担，身无分文的他陷入衰弱、颓废，为此郁结在心。然后，仿佛发狂一般，原本健健康康的他，只不过一天半的光景，就撒手而去”。猝死显示他死于致命疾病。她不厌其烦地解释了一堆，但实情很可能正如她所认为的，抑郁削弱了他的抵抗力。果真如此，那么夺走维米尔性命的，很可能也就是一开始让他事业有成的那样东西：在囊括全世界的经济网络中，代尔夫特占有的地位。经济网络兴旺活络之时，维米尔靠着精心绘制的杰作，就得以养家活口，而因为生计无虞，他可以从容完成画作。经济网络一旦瓦解，要获致白银，就只有借贷一途，绝望和死亡结束了他的艺术和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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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米尔隔天就葬在旧教堂里，就在我去过的那个地方附近。这一家人颇为幸运，因为玛丽亚·廷斯早在十五年前家道兴旺时，就买了墓地。她不希望死后无处安身，但未料到女婿竟先她而去。维米尔倒也不是第一个葬在家族墓地的人，他生前已把自己三个小孩葬在那里。挖墓人抬起铺砌的石板安葬维米尔时，发现两年前所下葬的那个小孩的尸体仍然完好。他们小心移出那具小身躯，把维米尔放进墓穴，再把那小孩的遗体放在父亲上方。这一次，丧钟为维米尔而鸣。代尔夫特绘画的伟大时代已然告终，但贸易、旅行、战争，在该镇、在全世界所开启的门，至今仍然敞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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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欲为全人类找出共同历史的念头，也激使欧洲学者编写全球编年史，其做法通常是将圣经时代的历史扩大为全球范畴。这一方面的研究，促使詹姆斯·厄谢尔（James Ussher）在1650年推出他的著名见解，认定世界史源于公元前4004年的上帝创世，而如今，这一虚构的年代似乎仍受到某些基本教义派人士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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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米尔的帽子：17世纪和全球化世界的黎明 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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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不太像是由中国史学者写的，但世界历史必须要从一些地区的专业知识写起，而中国同其他任何地方一样，或许比其他地方更好地反映17世纪的全球变化。写这段历史的想法源于我在斯坦福大学和多伦多大学教授世界史课程的经历。随着本书想法的深化，我应邀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中国研究中心、明尼苏达大学早期现代史中心、马尼托巴大学历史系（亨利·A. 杰克逊纪念讲座）、马里兰大学历史研究中心以及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中国研究小组做了讲座，介绍了其中的一些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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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的部分资金由在安大略省麦克马斯特大学的威廉·科尔曼指导下的“全球化和自主性”项目慷慨提供。“全球化和自主性”项目组也给了我一个跨学科的语境，使我得以在其中深化我的想法。加拿大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研究委员会多年来一直给我以支持。完成本书初稿后，我也有幸从约翰·西蒙·古根海姆纪念基金会获得古根海姆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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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感谢那些常常在不知不觉中帮助我形成本书想法和逻辑的学者，他们是格雷戈里·布鲁（Gregory Blue）、吉姆·卓别林（Jim Chaplin）、齐慕实（Timothy Cheek）、柯律格（Craig Clunas）、保罗·伊普瑞尔（Paul Eprile）、今井新（Shin Imai）、肯·米尔斯（Ken Mills）、彭慕兰（Ken Pomeranz）、理查德·昂格尔（Richard Unger）、丹尼·维克斯（Danny Vickers）和王国斌。为了获得那些远离我自己专业的问题的答案，我要感谢格雷戈·班克夫（Greg Bankoff）、利亚姆·布罗奇（Liam Brockey）、帕特里夏·布鲁克曼（Patricia Bruckmann）、吉姆·卡希尔（Jim Cahill）、蒂莫西·弗朗西斯（Timothy Francis）、杰佛里·帕克（Geoffrey Parker）、简·史蒂文森（Jane Stevenson）、麦琪·奇尔（Maggie Tchir）和曹星原。苏珊·加拉西（Susan Galassi）安排了我到纽约弗里克收藏馆访问，使我可以近距离观看《军官与面带微笑的女孩》，而代尔夫特博物馆的伊尔斯·博克斯（Ilse Boks）向我提供了作为本书第五章主题的范·梅尔滕收藏的瓷盘的照片。埃里克·莱因伯格（Eric Leinberger）为本书绘制了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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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不断鼓励我的出版代理人贝弗利·斯洛彭（Beverley Slopen），以及布鲁姆斯伯里出版社（Bloomsbury）的编辑彼得·金纳（Peter Ginna），凯瑟琳·亨德森（Katherine Henderson）和伊丽莎白·彼得斯（Elizabeth Peters），这本书或许就不会出现。最后，我感谢我的妻子菲·希姆斯（Fay Sims），她不断提醒我应该为像她这样的读者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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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米尔的帽子：17世纪和全球化世界的黎明 中、日文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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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郡国利病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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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纪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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