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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玩牌人》中，代尔夫特某间屋子的楼上房间里，那个在女主人招待来访的绅士时，在一旁服侍女主人的黑人男孩就是其中之一。来到代尔夫特，绝非他的意愿，他从此无缘回到家乡，他的后代子孙很可能最终会融入荷兰社会，融入到让人不知其先祖是黑人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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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三年后班特固弟弟雅各布搭“毛里求斯”号（Mauritius）前往东方时，可能也走同一路线，因为死亡人数高得吓人。“毛里求斯”号和其姊妹船“鹿特丹市徽”号（Wapen van Rotterdam）在这趟航程中死了二百七十五人。因为人力不足，他们不得不将“鹿特丹市徽”号弃置在爪哇岛南岸。后来雅各布被派回去修复该船，修复完成后，出任该船船长。（《难忘的东印度航行纪事》，1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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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编注：多明我会（Domini Can Oroder），亦译作“多米尼克派”、“道明会”，也称“布道兄弟会”。罗马天主教托钵修会。1215年由西班人多明我创立于法国卢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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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这些衣物，有些可能是虚构，但未必全是虚构。据他死后亲人所列的遗物清单，维米尔拥有两件“土耳其斗篷”、一件“土耳其袍”、一条“土耳其长裤”，还有两件“印度外套”。布拉默是不是也收藏了东方服装，供其画中人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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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米尔的帽子：17世纪和全球化世界的黎明 结语 人非孤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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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非孤岛，无人可以自全。”（No man is an island， entire of itselfe）这句话出自英格兰诗人暨神学家约翰·邓恩（John Donne）所写的《紧急时刻的祷告》（Devotions upon Emergent Occasions）。邓恩是在1623年生重病，面临他生命中的“紧急时刻”时，写下这些承载着基督教信仰的沉思语。他的第17则沉思语《丧钟为谁而鸣》，包含了邓恩最为今人知晓的一些名言佳句，“人非孤岛”就是其一。邓恩对岛屿这个意象的使用，并非仅止于此，而是利用这个暗喻，将其放进更广大的视野里。“每个人都是一块陆地，大陆的一部分；如果海浪把一块泥土冲走了，欧洲就缺了一小块；如果把一个海岬冲走了，欧洲就少了一个海角。”然后邓恩转向这个意象所欲建构、表达的道德目的：“任何人的死去都使我缺了一块，因为我和全人类唇齿相依。”在这则沉思语的最后，他回归开头时所提及的丧钟。“因此，不必叫人去问钟为谁而鸣，”他的结论是，“丧钟为你而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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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恩写下这段文字时，在思索他灵魂的状态，而非世界的状态。他害怕自己就此死去，但因为那害怕，他不知不觉思索起解救所有迷惘的灵魂——而非只是自己迷惘的灵魂——的精神责任。当时的英格兰岛民面对诸多威胁，其中之一就是来自欧洲大陆的攻击威胁。为了便于得到他英格兰读者的共鸣，邓恩因此刻意选择岛屿、大陆这个暗喻。但对一个回顾1623年的历史的史学家而言，这个暗喻比它所倚为基础的神学理论更引人注目。邓恩所选择使用的语言是地理学的语言，而地理学是17世纪日新月异、变动快速的新研究领域之一。他写作的当时，地理学领域的潮流——将欧洲人所注意到的海洋、大陆的地理知识，汇集为全球性知识体系，编出愈来愈完整的世界地图——使他在思索人类世界每个成员与其他每个成员间的精神联结，思索那往外延伸、形成世界网络的精神联结时，有了可资依循的架构。一如他的精神世界日益充实，愈来愈多的世俗世界填入地图，使地图也愈来愈充实。在愈来愈多欧洲人移动于世界各地，把新知带回欧洲或是带到亚洲——17世纪中国、日本的地图绘制者也开始绘制叫人惊奇的新世界地图——之际，邓恩会想到岛屿与大陆这个暗喻，可以说是很自然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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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恩1623年的想象还聚焦于其他应合时势的意象。在同一则沉思语中，他用到翻译这个意象。他说死亡不是丧失，而是灵魂被翻译为另一种形式来存在。“人死时，代表他的那一章并没有从书上撕下，”邓恩写道，“而是把那一章翻译为更好的语言，每一章都必然如此翻译。”死亡以多种形式到来，因此“上帝用到好几个译者”，不只如此，“每个翻译过程都有上帝的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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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恩的观点是神学性的，但他是个以意象思索的诗人，而且那些引起他注意的意象来自他所处的那个时代。译者是那些意象之一。邓恩生时，英格兰、荷兰都已经各自组成东印度公司，到全球各地发掘贸易机会。他们的船只和人员所到之处，都必然如1625年班特固抵达马达加斯加时所说的，“和居民交谈”。能不能赚到钱，甚至能不能活命，取决于船上是否有人能和当地人交谈。邓恩说上帝用了许多译者，那些贸易公司同样也要雇用许多译者，以在双方之间传达一方的需要和另一方的需求，而那些译者往往兼通数种语言。随着贸易网扩大，在不同地区贸易经验的加深，译者的人数必然随之增加。1650年代时，十年间搭荷属东印度公司船只前往亚洲的人数已超过四万。同一期间，还有数千人搭别的船只离开欧洲。其中许多人在远行所落脚的地方，至少学会一种当地的混杂语。其中许多人成为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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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远行途中的意外，使韦特佛瑞之类的水手，在从未有机会学习某种外语的情况下，精通了该种外语。其他人则是决意学习某种外语，以便打入新环境。意大利传教士安杰洛·高奇在1631年底从台湾横越海峡到福建时，带了一名中国翻译同行。高奇在马尼拉学过中国话，但他预想到了中国，若未能传达他的意思，后果不堪设想，最起码会遭到驱逐出境。因为翻译不只是了解另一种语言对同样事物的正确用语，还要在不同语言之间交换想法，了解如何左右言语所创造的预期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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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高奇的那位中国翻译呢？他如何学会西班牙语？他是八连的老居民，因为住在西班牙的马尼拉殖民地，自然学会了西班牙语？还是他皈依基督教，在与传教士的往来中学会了西班牙语？他是刻意学西班牙语，还是经由日常使用自然学会？不管他如何精通西班牙语，他最后是替意大利人（而非西班牙人）担任在中国的翻译，而那位意大利人则是在西班牙萨拉曼卡的神学院就读时学会西班牙语的。到了1631年，所有的贸易公司或传教团都需用到“数名译者”，其中许多译者一人精通数种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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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恩的沉思语中，还有一个暗喻会让今日的读者眼睛为之一亮。邓恩念念不忘于自己的罪恶之身，且一心要以自身带有的罪恶来鞭策自己更虔诚于信仰。为了促成这个转化，他劝自己和读者将平常用于评判事物——例如满足和苦难——的价值判断反转过来。邓恩告诉我们，“苦难是财富”，因此愈多苦难愈好，但必须运用得当才有好处。在此，他将这不求而得的财富解释为白银。“人所携带的财富如果是银块或金块，而没有将之铸成通行货币，他的财富将无法用来支付行旅时的开销。从本质来讲，苦难是财富，但从用途来讲，苦难不是通行货币，除非我们借着苦难而愈来愈接近我们的家——天国。”邓恩说，唯一令我们信服的将苦难的银块转化为宗教谅解的货币的东西，乃是丧钟的鸣声，死亡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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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恩竟会用银块和货币之间的关系，来暗喻苦难与救赎之间的关系，着实耐人寻味！白银流通于全球各地的通货区时，不断转换形状。在某些地区，例如中国，作为货币的白银系以块状呈现。在其他地区，法律规定白银必须以邓恩所谓的“通用货币”的形式来流通。在西班牙的美洲殖民地，白银必须铸成名叫雷亚尔的钱币。在荷兰共和国，就如前述，可能有好几个王国的钱币——从雷亚尔到荷兰盾——在市面上流通，视供应量而定。在南海的贸易区，白银买卖可以混用银块和西班牙雷亚尔。1623年4月8日，威廉·班特固请福建沿海的两个中国人将猪带上他的船时，他付了二十五枚雷亚尔，而他们也欣然收下。若给的是银块，他们也会收下，因为对他们而言，只要是银子就好，但班特固没有银块。一如大部分欧洲国家，尼德兰联省共和国禁止人民使用未经铸造的银子，以便控制货币的流通量。在欧洲，如果想把白银当钱用，就得使用铸成钱币的白银。但是在这些历史上的特殊事例之外，赫然存在一个简单的事实：1623年，邓恩寻找意象，以表达足以使罪人变虔诚而纷至沓来的苦难时，浮现在他激动心中的，正是白银那个可无限积聚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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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银和翻译。孤岛和相连的大陆。邓恩写这篇文章时，不知道自己替他那个世纪装了门。无心插柳地安上的门：穿过它，走上长廊，我们将回到他的世界。我猜邓恩和维米尔一样，非常专注于理解自己存在的意义，因而不可能去想象后世的人想在他的作品里寻找什么。两人都努力地和现在搏斗，而那是太沉重的负担。两人都未着意替后人准备档案。今日的我们当然和他们没有两样。我们同样专注于现在，同样浑然不察自己正在为后人，为那些有意借由思索自己所处世界——我们所无法想象的世界——的来历，以理解那世界的后人留下了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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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1623年邓恩兴奋地发现没有人是孤岛，那是因为人类历史走到那个时代时，首度得以理解几乎无人是孤岛。在那之前，世界是一个个彼此隔离的地方，以致某地所发生的事，完全不会影响到其他地方的情势，但是在那之后，世界不再是如此。人性共通这个观念开始浮现，共同历史的存在随之成为可能[1]。邓恩的世界万物互相连接的观念，是以基督教神学为基础，但互相连接这一观念并非基督教所独有。其他宗教教义和世俗理论，也能支持同样的论点，且同样能引起我们对全球局势和全球责任的感悟。邓恩的大陆暗喻，一如佛教的因陀罗网比喻：每个泥块，每个珍珠——每个丧失与死亡，每个诞生与生成——都影响与之共存的每一个泥块和珍珠。对大多数人而言，这样的世界观要到17世纪才变得可以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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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要说服别人乃至自己处理我们所面对的任务，此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必要倚重全球各地传统思想里所浮现的暗喻。我们的生活体验已经带有全球性质。身为万物之一的我们，有必要弄清楚如何以一种使我们能承认、接纳这一点的方式来叙述过去。而撰写本书的动机之一，就是让世人认清这一点。全球化是个乌托邦式的理想，我们尚未实现，且可能永远无法实现，但它已渗透到我们的日常生活里。如果我们能明白，任何地方的历史都将我们与每个地方相连，且最终使我们与整个世界的历史相连，那么过去的任何一部分——任何屠杀和成就——全都是我们的共同遗产。在生态问题上，我们已开始这样思考了。事实上，我们所处时代的全球变暖带来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维米尔时代全球降温的破坏性冲击，那时候，人们认识到改变即将到来，甚至认识到那些改变正在影响全世界。因船难而流落朝鲜的荷兰枪炮匠韦特佛瑞，晚年向朝鲜友人回忆起他在荷兰的童年生活。他告诉那人，他小的时候，长辈碰上浓雾天气，关节因天气湿冷而不舒服时，会说“今天中国在下雪”。就在气候改变使世界一团混乱时，人们察觉到地球另一头所发生的事不再只发生在彼处，同时也发生在此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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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至此所叙述的故事，全都以贸易对世界的影响和对一般人的影响为核心来铺陈的。但在世界和一般人之间有国家，而国家既深受贸易史的影响，反过来也大大影响了贸易史。17世纪的贸易和人员流动强化了国家的力量。至少在欧洲，原有封建领主效忠的君王，这时已开始将其私人王国转变成为公司的利益而服务、由赚取私人财富的公民组成的公共实体。荷兰共和国的成立只是这一转变的例子之一。即使在仍保留君主制的国家，例如英国，也为了将专制君主转化为尊重商业利益的立宪君主而爆发激烈内战。政府无法抵抗公司贸易这一巨大的新经济力量的诱惑，开始运用那股新力量，从而使它更为强大，也更难驾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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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来认为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标志着现代国家体系的诞生。这份和约包含了好几个条约，因为这些条约的签订，分属天主教、新教阵营的敌对新兴强国，结束了他们之间长年不断的战争，包括西班牙与荷兰之间的八十年战争（其中一个条约禁止荷兰人进入马尼拉港）。这个新体系确立的国家主权的准则，被我们作为支撑当今世界秩序的准则：国家是世界体系里的基本参与者，每个国家享有不可侵犯的主权，任何国家都无权干涉别国事务。国家从此不再是君王的辖地，而是为国家利益而收集、运用资源的政治实体。这一新秩序的出现，带来了17世纪的全球转变，如果如此归因恰当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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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之后崛起的全球性强权，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配合，在利用全球贸易上占尽优势，而拥有实力强大且管理良好的垄断公司的荷兰共和国，更是个中翘楚。但是到了17世纪结束时，荷兰却渐渐被英格兰挤下全球最大贸易强权的宝座。荷兰国势的衰弱有诸多原因，而1672年法国入侵荷兰乃是原因之一。法国觊觎荷兰的海外贸易，于是派遣庞大的陆军入侵低地国，兵员之众远超过荷兰所能动员的兵力总数。荷兰人无力抵抗，只能使出最后手段——破堤。此举果然击退法军，但荷兰也为此惨胜而大伤元气。英国趁荷兰衰弱之际，大举对外扩张，使其得以凌驾荷兰，成为18世纪的全球贸易霸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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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英帝国的壮大，要归功于诸多因素，特别是鸦片贸易的展开。英属东印度公司通过鸦片贸易，将它所掌控的印度土地与它买进茶叶、纺织品的中国市场相连。而该公司的壮大，又必然和莫卧儿帝国的建造者奥朗则布（Aurangzeb）1707年去世前后，南亚次大陆上的群龙无首有关系。他死之后，没有人具有他那种维系莫卧儿帝国于一统的毅力和性格，英属东印度公司因此得以乘虚而入，在印度取得支配地位，从而以印度为基地，主宰与中国的贸易。英国人在18世纪期间，靠着武力征服和垄断贸易双管齐下，成为全球贸易领域无可匹敌的霸主。荷属东印度公司一直营运到18世纪结束，但荷兰人再也未能夺回17世纪时他们在世界经济上的龙头地位。1815年英国在滑铁卢之役打败法国，完成其在欧洲的霸业，拿破仑则在此役之后，被放逐到南大西洋上水手早已不停靠的圣赫勒拿岛。在亚洲，国家的发展走上不同的道路，但仍可见到国家权力增强的类似现象。德川幕府和清朝都强化其官员的行政权，对国内的掌控，比前朝更加严密。事实上，欧洲人还极欣赏清朝的行政管理，因此把中国视为建立官僚机构的榜样。这也是为什么葡萄牙人借自梵语指称中国官员的字眼——mandarin——会成为全球通用指称掌握大权之官员的词语。面对全球贸易的勃兴，日本的应对之道是闭关锁国，只准少数特别指定的荷兰、中国商人入境通商，实行自给自足的经济模式。清朝政府允许经由广州的有限海外贸易，但满人统治者较热衷于陆上扩张，无兴趣追求海权。英、中两个帝国靠着为数有限的垄断贸易站，保持井水不犯河水的态势，直到19世纪，英属东印度公司把一船船的印度鸦片运到广州，使中国白银大量流失，中英两国的贸易盈余转而落在英国一方，从而动摇中国的政治经济，这一态势才改观。军力的优劣跟着逆转。天朝上国的自负自此崩解，此后中国花了将近两个世纪的时间，才在今日开始以世界强权之姿重现于世界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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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笔至此，我们不妨回顾这一路走来所碰到过的其中三位人物，问问他们的遭遇，借此为本书画下句号。这三位分别是马尼拉总督塞巴斯蒂安·科奎拉、《长物志》作者文震亨、我们的画家兼本书的向导约翰内斯·维米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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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督科奎拉深信，1640年打败马尼拉造反的中国人，不只会使他的总督大位坐得更稳固，也会更有助于增加他职责所在的王室收入。结果没有。那场暴乱前的四年间，科奎拉和菲律宾的整个教会组织一直处于对立状态，特别是与马尼拉大主教不和。他常将大主教驱逐出境，而大主教也常以将他开除教籍回敬。双方斗争的焦点是白银贸易。虽有白银通过非官方渠道源源流入这一殖民地，但马尼拉总督却要维持着开销庞大而经费永远捉襟见肘的行政体系。在科奎拉眼中，问题症结在于天主教会在菲律宾享有庞大的财政特权。他推断，只要缩减那些特权，财政赤字就会减少。国王费利佩警告他勿轻举妄动——可能是想起前任总督因为干预教会收入，使教会收入减少，而遭神父暗杀的前车之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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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奎拉以镇压华人叛乱为借口，认为神职人员理当让步，接受他的财政要求，但神职人员认为这个说法站不住脚，反倒予以反击，坚称他才是那场暴乱的罪魁祸首。他们回报国内，称卡兰巴的华人农民之所以造反，完全是因为科奎拉想增加王室税收。要不是他横征暴敛，农民不会如此走投无路，铤而走险，其他华人不会如此不满，走上公开叛乱之途。与总督为敌的教会，不只批评他施政流于极端，导致官逼民反，还坚称科奎拉这么做，全是为了个人利益，坚称那是他为总揽财政大权而精心策划的计谋，他借此隐藏侵占了最多的公款这个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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