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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引用的文震亨的评论，见陈植校注的《长物志校注》（南京：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84年），其中“1450年之后生产的瓷器”出自97页，“笔洗”在260页，“瓷中逸品”于317页，“花瓶”于352页，“瓷杯”于419页。《长物志》的内在观念，在柯律格的《长物：早期现代中国的物质文化与社会状况》中有所讨论，文震亨对外国物品的评论特别能体现这一点（《长物志校注》58—60页， 85页）。北京指南一段，见刘侗《帝京景物略》（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0年），163页。关于中国墓葬中出土克拉克瓷器，见《文物》1982年第8期，16—28页；1993年第2期，77—82页。感谢柯律格提供给我这些参考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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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17世纪欧洲对金银餐具的审美喜好，参见Pascale Girard， ed.， Le Voyage en Chine d’Adriano de las Cortes s.j. （1625） （Paris： Chandeigne， 2001）， p. 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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笛卡尔在1613年的评论，转引自费尔南·布罗代尔的《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与资本主义——第三卷：世界的时间》[Fernand Braudel， The Perspective of the World （London： Collins， 1984） ， p. 30]。伊弗林1644年对巴黎的评价，见Diary of John Evelyn， vol. 2， p.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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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伊萨克茨绘于1599年的油画，（The Corporalship of Captain G. Jasz. Vczlckenier and Lieutenant P. Jacobsz Bas），见A.I.Spriggs， “Oriental Porcelain in Western Paintings， 1450-1700”，Transactions of the Oriental Ceramic Society vol. 36 （London： 196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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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代尔夫特的瓷砖的简史，见Bailey， Vermeer， pp. 173-77。引文出自175页。关于阿姆斯特丹讽刺作家对中国艺术的想象，见Edwin Van Kley， “Qing Dynasty China in Seventeenth-Century Dutch Literature， 1644-1760”， 载于The History of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Low Countries and China in the Qing Era （1644-1911）， ed. W E Vande Walle and Noel Golvers （Leuven： Leuven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230。关于利用啤酒厂作为瓷窑，见Richard Unger， A History of Brewing in Holland： Economy， Technology and the State （Leiden： Brill， 2001）， p. 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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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日华与夏姓商人的对话，出自其日记《味水轩日记》（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第84页（万历三十八年二月二十一日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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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拉姆在1617—1618年的劫掠活动，长崎的英国贸易站负责人理查德·科克斯（Richard Cocks）在日记有所提及，见William Schurz， The Manila Galleon （New York： Dutton， 1959）， p. 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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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地理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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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斯·科特斯（Las Cortes）对于1625年船难的记录，法语版见Pascale Girard， Le Voyage en Chine。我参照的部分在37—55页、65—69页、85—87页、97页、106—109页、354—3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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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17世纪“摩尔人”的概念，见Allison Blakely， Blacks in the Dutch World： The Evolution of Racial Imagery in a Modern Society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33-36; Kim Hall， Things of Darkness： Economies of Race and Gender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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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澳门的西班牙人的中文描述，见印光任、张汝霖《澳门纪略》（1751、1800）卷下，叶8b（澳蕃篇·诸蕃府·弗朗西条）。李日华对“卢亭”的描述在《味水轩日记》第103页（万历三十八年五月朔日条），对“红毛”的记载则见于第43页（万历三十七年九月七日条）。王士性对澳门黑人的描述见其著作《广志绎》（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01页（卷四，江南诸省）。牛的价格，参见C. R. Boxer（谟区查）， The Great Ship from Amacon： Annals of Macao and the Old Japan Trade， 1555—1640 （Lisbon： Centro de Estudos Hitòricos Ultramarinos， 1959）， p.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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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兆龙的奏章，记载于《崇祯长编》卷三十四叶42a-44a， 卷三十五叶41，卷四十一叶13a-14b，卷四十三叶29a-b，亦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澳门基金会、暨南大学古籍研究所合编《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五）》（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1—45页。此外也可参考黄一农的论文，见Huang Yi-Long， “Sun Yuanhua （1581-1632）： A Christian Convert Who Put Xu Guangqi’s Military Reform Policy into Practice”， in Statecraft and Intellectual Renewal in Late Ming China： The Cross-Cultural Synthesis of Xu Guangqi（1562-1633）， ed. Catherine Jami， Gregory Blue， and Peter M. Engelfriet（Leiden： Brill， 2001）， pp. 23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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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兰”的记载，见于《明实录》1623年4月条（《明熹宗实录》天启三年四月壬戌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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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燿的话，出自王临亭《粤剑篇》卷四（九月一日夜夜话记附），转引自汤开建《澳门开埠初期史研究》（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1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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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佣葡萄牙枪手，见Michael Cooper， Rodrigues the Interpreter： An Early Jesuit in Japan and China （New York： Weatherhill， 1994）， pp. 337-351。1623年的代表团的组成，见《明熹宗实录》卷三十三，叶11a。颜俊彦对陆若汉的评论，日期不明，见其著作《盟水斋存牍》（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704页。卢兆龙在序中盛赞颜俊彦的书，显示他们关系密切。感谢Alison Bailey介绍本书给我。关于陆若汉的记载，可见《崇祯长编》卷四十四，本书转引自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澳门基金会、暨南大学古籍研究所合编《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五）》，第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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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徐光启，见前文提到的Jami（詹嘉玲） et al.， Statecraft and Intellectual Renewal in Late Ming China。关于徐光启对日本的看法，见笔者论文“Japan in the Late Ming： The View from Shanghai”，载于Sagacious Monks and Bloodthirsty Warriors： Chinese Views of Japan in the Ming-Qing Period， ed. Joshua A. Fogel （Norwalk， CT： EastBridge， 2002）， pp. 4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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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榷对南京传教士的攻击，传统研究见Edward Kelly， “The Anti-Christian Persecution of 1616-1617 in Nanking” （Ph.D. diss.， Columbia University， 1971），其主要观点在Adrian Dudink（杜鼎克）， “Christianity in Late Ming China： Five Studies”（PhD. diss.， Rijksuniversiteit， Leiden， 1995）中有所修正。耶稣会认定沈榷的迫害行为最终失败，见George Dunne， Generation of Giants： The Story of the Jesuits in China in the Last Decades of the Ming Dynasty （Notre Dame：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62）， pp. 128-45。曾德昭的记载，出自其所著耶稣会传教团史《大中国志》（Imperio de la Chinae），我参照其1642年的英文版本Empire of China， pp. 219-20。感谢Gregory Blue使我可以参考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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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荷兰与中国的贸易，参见Leonard Blusse， “The VOC as Sorcerer’s Apprentice： Stereotypes and Social Engineering on the China Coast”，Leyden Studies in Sinology， ed. W L. Idema （Leiden： Brill， 1981）， 尤其是第92—95页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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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3年明廷关于倭寇和红毛谁威胁更大的辩论，记载于《明熹宗实录》卷三十五，叶4a-b。李之藻支持葡萄牙火炮的论辩，见卷三十五，叶3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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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在耶稣会在中国传教的战略上的位置，尤见George Souza， The Survival of Empire： Portuguese Trade and Society in China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1630-175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 25， 37， 195-198。陆若汉1633年的信件，转引自Cooper， “Rodrigues in China： The Letters of Joao Rodrigues， 1611-1633”，见《国語史への道——土井先生頌寿記念論文集 下》（东京：三省堂，1981年），p. 242。中国士大夫认为利玛窦是澳门间谍，出自李日华《味水轩日记》第43页（万历三十七年九月七日条），1616年及1623年发生的指控耶稣会士从事间谍活动，见Dudink（杜鼎克）， “Christianity in Late Ming China，” pp. 151， 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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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潘润民，见《广东通志》（道光二年刻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第375页，以及《贵州通志》（乾隆六年刻本）卷二十六，叶8b。潘润民1607年获进士。颜俊彦记录的涉外案子，是他在广东时听到的，日期不明，见《盟水斋存牍》第7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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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张燮及序文作者王起宗，见张燮《东西洋考》（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4章，19—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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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可以不出户庭……”出自章潢《图书编》[《钦定四库全书》图书编卷二十九（地道总述，叶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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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抽烟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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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士聪的回忆出自他的《玉堂荟记》（台北，1968年）第80页（卷下，“烟酒古不经见”起的两段）。他的生平见《济宁州志》（康熙十二年刻本）卷五叶19a、叶56a，卷八叶49b，以及张廷玉编《明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658页，第7942页。关于当时北京物价及烟叶价格，见沈榜《宛署杂记》（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134页，第1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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